铁桶计划：一份促成长征的绝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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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34年秋，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形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危急时刻，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了江西瑞金。这份情报促使党的临时中央迅速作出战略大转移的决策，使中央红军及时摆脱险境，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这份关乎大局、挽救了红军的绝密情报究竟写了什么，又是谁在危急时刻将情报送到苏区？

【一份促成长征的绝密情报】 作者：许正 来源：党史纵横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多万人。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向根据地进攻，想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苏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到1934年7月，国民党部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

中央苏区到处枪声连绵，炮声震天。敌军31个师分6路向苏区纵深推进，将整个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四面包围。敌军每攻占一地，就在各要点修筑碉堡，要以密集炮火向红军的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掩护步兵发起连续冲击，逐一摧毁红军的防御。而当时中央红军总计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党内“左”倾领导人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粗暴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红军实际最高军事指挥者、共产国际德籍军事顾问李德更是不顾红军反围剿的实际，用军事教条主义跟他的德国对手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34年9月下旬，正当红军与国民党军激烈鏖战之时，蒋介石在江西九江边的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并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内容是国民党军集结150万人、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最后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实施方案确定以“赤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部队按指定时间、地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1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撂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

蒋介石对“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他非常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为防止计划泄密，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标注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与会官员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在看了“铁桶计划”后，迅速采取措施实行战略突围转移，使中央红军在敌人“铁桶合围”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

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让国民党军队毫无秘密可言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份严格保密到滴水不漏的“铁桶计划”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全部掌握，更想不到的是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情报的人竟是他刚刚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广东省英德县人。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虚衔剥夺军权。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在赴上海时巧遇部下、中共党员刘亚佛。经刘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的说服，最后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通过昔日熟友、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等10余名地下党员作为“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有几人还被他通过杨永泰安插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铁桶计划”于1934年7月出炉，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在专署保安司令部里，莫雄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甘冒杀身之险将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莫雄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千里运送机密情报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化名梁明德，福建省连城县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曾被我党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后进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

1929年8月，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邢士珍、颜昌颐、张际春等5人，后一直躲在上海霞飞路（现淮海路）和合坊4弄43号的上海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兼上海市公安局特派员范争波家中，不敢出来。白鑫曾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彭湃也被调往上海任中央军委委员，而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白鑫可以说得到了重用。但是，意外的是，白鑫在这时却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关于白鑫为何变节投敌，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白鑫在白色恐怖下被吓破了胆，结果选择投靠国民党；一是白鑫的一个表弟在海陆丰时因为作战退却，被彭湃枪决，而白鑫现在又与彭湃工作在一起，为了报私仇，白鑫投靠国民党，密告了彭湃，导致彭湃被捕。

白鑫与范争波之间达成了捕捉中共上海领导层的密议，只等机会的到来。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有关领导人的秘密会议按计划在白鑫家里举行。到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并参与军委领导的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书记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邢士珍，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5人。白鑫作为中央军委秘书留在会议上作记录。周恩来原计划也要到会，但临时因故未能参加。就在5人就今后的军事形势进行讨论之时，埋伏在周围的化装成“鞋匠”、“小商贩”的特务突然拔枪冲进白鑫家。同时，守在外围的好几辆红皮铁甲车也呼啸而至，载着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巡捕到达白鑫家门口。敌人动作迅速，以致在外围负责望风的中共特科人员来不及通知彭湃等人。

就这样，中共的一位政治局委员被国民党逮捕，同时还有4位重要领导人被捕。这在中共中央引起震动。当晚，周恩来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要求查出几位领导人被捕原因，布置解救办法，如果发现内奸一定严惩不贷。项与年奉命带领4名“红队”队员昼夜守伏。11月11日深夜，与陈赓率领红队的6位同志终将露头的白鑫、范争波击毙和打成重伤，严惩了叛徒。

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后，项与年留在上海担任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后来，他又化名“梁明德”，担任莫雄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立即与地下党员刘亚佛、卢志英商量。商量结果是：由于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的闪失，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将情报送出去。另外，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

三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他们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一切准备妥当后，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等待时机。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决定不能再等了，哪怕是早一天送到情报，党中央也能早一点做出应对的准备。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敲下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穿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天到达了苏区。

项与年劳累过度，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扬着手，用力说：“我要见周恩来……”红军战士有些迷惑：“你！你要见周副主席？”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臭味的老乞丐，怎么会知道周恩来的名字。一个干部模样的红军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项与年说：“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要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他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部队，转送到团部、师部。师部在一栋民房里，忙碌的师首长很快给驻于都的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打电话请示。值班室的参谋问，他叫什么名字？师首长转头问：“你叫什么名字？”项与年说：“我叫项与年。”过了一会儿，作战值班室来了电话：“立即将项与年送来，周副主席要尽快见到他。”师首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命令牵来两匹马，派出一名干部，将项与年送往于都中央军委驻地，来到周恩来面前。

当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项与年时，竟然大吃一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4本密写字典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递给周恩来。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送来的绝密情报，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长征决策挽救了危机中的红军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惊诧之余，他们也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这时，中央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我战略要地古龙岗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情况表明，敌人的“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

临时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重，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前，临时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7军团、红6军团、红25军先行北上西征（也是最早开始长征的红军部队），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还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命令发布后，红军地方部队奉命陆续接替各地的军事防御，红军主力则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紧接着，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了第一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二野战纵队，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地方部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

为了减少红军转移过程中的伤亡，周恩来和朱德利用关系，与西线国民党陈济棠部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10月16日至18日，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踏上了长征之路。毛泽东在突破乌江后曾感叹：“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就在中央红军突围走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部队的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紧急调集部队围追堵截。

为粉碎蒋介石的堵截计划，中央特科将在运送情报中立了大功的项与年从长征途中紧急调回上海，派他带领两名爆破队员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破坏敌人的后勤运输线，打乱敌人的“围剿”作战部署。项与年赶回上海接受指令时，曾匆匆回家探望了一眼久别的家人，第二天就同两位朋友登上轮船去南京了。然而，这次出师并不顺利。他们刚刚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并通过轮船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幸好，项与年随身带有国民党的各种证件，善于同敌人巧妙周旋的他麻痹了审讯的特务。后来，他找准时机趁敌人放松警惕时，逃离看管所。一个多月后，上海已进入隆冬季节。一天夜里，项与年趁着朦胧夜色悄然返回上海家中。虽然他逃出虎穴，但身份已经彻底暴露，党组织指示他隐居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员断绝一切联系。

1935年春节刚过，节日欢乐气氛尚未消失，项与年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神秘地外出“远行”了。这次，他受特科指派到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不久，上海地下党就遭受破坏，中央特科被迫撤销，一部分同志转移至天津组成北方局情报部。项与年也由香港到天津报到，因身份已经暴露，他改名“梁明德”，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期间，他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人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搞统战工作。此时，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正好担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两人在朝夕的共事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在项与年去世多年后，1996年7月，习仲勋为《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作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当年项与年的“送信”传奇：“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这是对项与年地下革命工作生涯的最好概括。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部队进入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福建龙岩。

当年将“铁桶计划”带出来的国民党将领莫雄，于1935年3月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在其任上，因帮助红军顺利通过毕节辖区一事被蒋介石责怪，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的罪名被捕，关押于南京军事处监狱。后来经张发奎、陈诚的担保，得以出狱。莫雄获释后，改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他又一次帮助了共产党，将辖内被囚禁的近百名共产党人释放。抗战爆发后，莫雄历任国民党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等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莫雄没有跟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大陆。鉴于他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党中央请他出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12日，莫雄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联合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由于当年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很匆忙，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因此在党史文献中很少提及此事。2001年，根据军旅作家项小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英雄无语》上映，整部作品就是以莫雄和项与年革命英雄事迹及情感命运为创作原型的，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记住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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