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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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讲话

2012年3月6日

纽约

我非常高兴今晚与各位共同庆祝一个历史性事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

我要感谢亚洲协会和夏伟（Orville Schell)给我这样一个精彩的机会。

尼克松总统1972年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面的画面深深地印在那些通过亲眼目睹实况的美国人的脑海里。

我当时作为基辛格博士（Dr. Kissinger）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为这个历史性会见做事先和随后进程的准备，感到极其兴奋。而且同样荣幸的是，能够作为副国务卿在40年后仍继续从事推进美中经济关系的工作。

在此期间，在我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我观察并有幸从几方面稍微接触到20世纪真正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个伟大社会和伟大人民的重新崛起。

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焦点是战略性的。对美国来说，主要是为了加强我们和北越谈判的立场。对中国，也对美国来说，这是为了抗衡当时所认为的苏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

虽然今天很难相信，但在当时，不管对美国还是中国，扩大经济联系的机会远非当务之急。

今天，在思考我们与中国的多种贸易、金融和商业联系时，很容易忘记起步曾是多么困难。

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商业关系。

今晚，我希望重点谈谈美中经济关系自那时以来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展。

我还希望重点谈谈促进美中经济关系未来40年发展的一些途径。

虽然40年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和冷战带来的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但在今天，这个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却是经济性的。

虽然40年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对我们的国内经济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经济政策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影响——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

回首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让我们看到，经济实力的影响力往往和军事实力旗鼓相当或者更大。事实上，就中国而言，其作为全球主要大国的地位更多是基于它的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军事实力——与以前一些成为强国的情况非常不同。

尽管美国和中国有大量的共同利益——这个关系带来了大量互惠互利——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在几个方面立场分歧，我们的价值重点有所不同。

为了解决分歧，继续发展共同利益，对未来40年经济关系的一些重要方面可能要有不同的架构。

美国必须继续坚决维护我们在下列方面的核心经济立场：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需要公平竞争和在贸易、创新和投资中不带歧视性。

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以可能的方式使我们的立场与中国为自己制定的目标相互吻合一致，我们就可能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取得最大的进展，并且努力和那些在中国寻求更大胆的改革的人们合作，为了他们自身国家利益，这种改革也是我们所主张的。

一个目标应该是，鼓励那些希望在提高生活水平和为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方面作出成就的省、市彼此竞争，以采纳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和投资待遇标准。

第12个五年计划包含的一些政策将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益。

例如，最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宣布，中国将加强其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对进口税进行调整以促进消费、加速发展服务业并积极扩大进口。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已经采取某些行动来改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另一个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中国决定建立国务院一级的领导结构，由王歧山副总理负责领导并协调知识产权工作的实施；胡锦涛主席在去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企 业领袖峰会（APEC CEO Summit）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使中国成为一个由创新带动的国家。

我们还需要强调，我们目前要求中国作出的许多改变所涉及的并不仅是双边问题，它们也符合其他许多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的许多亚洲邻国，以及与其同属“金砖四国”（BRICS）的国家。

因此，我们需要与这些新兴国家以及支持全球经济系统的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国家共同努力，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原材料和公海航道等领域中加强并扩大遵守全球规范。对这些规则的全球支持越广泛、越深入，使中国认同这些规则的理由就越全面、越有说服力。

一．早年美中贸易兴趣微乎其微

首先，我们需要重温一下1970年及1971年的美中关系。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对即使讨论双边经济关系都几乎毫无兴趣。

中国大使熊向晖曾告诉我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 和迪克•所罗门（Dick Solomon），中国对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发展贸易关系“毫无兴趣”。

即使在有真正的兴趣时，打开美中贸易大门也存在着一系列非常实际的困难，包括美国当时存在的种种对华贸易限制。

在访华之前，尼克松政府采取了数项实际步骤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我们希望与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贸易关系，主要是出于改善政治关系的需要。

• 1971年4月，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个“五点”计划，放宽贸易与旅行限制，包括保证加快中国公民来美签证的核发；放宽货币控制以使中国能够使用美元；取消禁止美国石油公司为中国商船提供燃料的限制。

• 1971年6月，尼克松总统解除了针对中国的历时21年的贸易禁运，允许某些商品向中国出口或从中国进口。他还终止了一项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粮食与面粉出口必须有二分之一由美国船只运输的规定。

然而，当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时，对于美中经济关系的关注微乎其微。

在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e）中，只有两句话提到经济问题：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无论是由于可以理解的相对于战略问题的从属位置，还是因为存在需要克服的实际困难，我们当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比较有限。

我们所采取的最早措施之一是，允许美国旅行者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产品，但这些物品不得是在中国购买的（例如，在香港购买）。而且事实证明，解除在朝鲜战争（Korean War）时开始实施、经数十年积累起来的无数美国出口控制规章与限制是件极其复杂的工作。

二. 访问后缓慢而持续的进展

在访问后不久，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开始探索如何扩大这些开始起步的经济联系。

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同事，已故的约翰•霍尔德里奇，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贸易问题工作小组。

我们谨慎地避免对中国市场产生不切实际的兴奋，建议采取一系列双方都能采取的行动，逐步减少贸易障碍。

我们列出了必须得到处理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其中包括：

1． 解决美国公民现有的针对中国的索赔要求，以及中国公民要求解冻在美国的资产的问题，

2． “最惠国地位”（“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问题，

3． 两国之间旅行问题，

4． 工业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5． 针对彼此能够为对方做些什么增进相互了解。

1973年初，基辛格博士要求我设法让私营行业有更多参与——当时它们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商务部长弗雷德•登特（Fred Dent）和我与工商界一道努力，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该组织于1988年改名为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中文译名仍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现在，它在华盛顿、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处，代表约240家公司。

70年代末，卡特总统决定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邓小平决定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并实施中国向世界“开放”战略，这些共同带动了贸易的迅速发展。

三. 经济联系迅速增长时期

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自1980年以来的进展速度是惊人的。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的经济改革为外国投资打开市场、允许企业家建立私营工商业、启动农业改革、解除价格管制、并关闭了许多国有企业。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卡特总统还为促进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这类交流将对改革步伐产生的影响。我还记得同他在中国进行的一次对话，他非常有信心地说：“请等着看——我们现在有一万名留学生在国外——等他们回国后，他们将改变中国。”

在当时，让这么多的中国人去西方学习、尤其是去美国学习，是一项大胆的举动。但这项政策获得了巨大回报。

后来，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实施了另一批经济改革措施，以便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资格要求，并最终于2001年获准加入该组织。

有必要在这里强调指出，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朱镕基都了解，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全面参与的一员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利益。他们巧妙地利用全球规则与规范的压力与作用，加速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四. 惊人的数字

自1972年尼克松访问以来发生的经济变化以及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用令人惊人不已来形容毫不为过：

• 1972年，美中双向货物贸易仅有区区9590万美元。到1985年——邓小平实行改革与开放仅仅数年后，贸易量增加70多倍，达到70亿美元。

• 在1985年到2010年的25年内，双向货物贸易从70亿美元增加到3650亿美元。

• 在2011年，美国向中国的商品出口达到1039亿美元——与1985年对中国出口的39亿美元相比，增长超过25倍。

给大家举例说明我们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展：在1971年到72之前, 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飞机和火车机车。但2011年1月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时，我们宣布的交易包括，波音公司（Boeing）将向中国出售200架飞 机，价值约达190亿美元；通用电气运输集团（GE Transportation）将与中国铁道部签署 14亿美元的合同，其中包括出口价值3亿5千万美元的火车机车、半组装产品、售后服务和信号系统。

但是，尽管取得惊人的进展，美国和中国仍存在许多有待克服的障碍。

因此，我认为尼克松访问40周年之际让我们不仅回顾过去，而且思考如何能够汲取过去的经验继续向前发展。

五．改革开放的新机遇？

展望下一个40年，我们有机会塑造一个有益于美中两国和整个世界的未来全球经济体系。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在未来年代里，塑造全球经济的不仅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还有我们与整个亚洲日益增长的关系——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 我们与东盟（ASEAN）、日本、韩国的关系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在每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都是加强共同承诺，致力于一个基于市场导向的规则、行为方式和规范的开放、自由、透明和公平的全球体系。

通过巩固和加强高标准的全球行为方式，我们可以阻止更为民族主义性的国内标准、规章和限制手段，它们被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过分视为其自身经济的可取模式。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将需要实行新一轮的改革以继续改观其经济，正像世界银行（World Bank）上周发表的《中国2030年》（China 2030）报告所强调的一样。

曾使中国在过去40年中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给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带来惊人提高——的那些政策和措施，可能不能在未来40年创造同样效果。

以往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将内部改革制度化以更好地与国际体系的要求接轨符合他们的利益。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到，同样符合他们利益的是，要进一步调整其国 内措施使之从字面上和实质上均与当前的全球体系接轨，而不是在有利于中国的短期目标时，试图设置例外或利用灰色区域，采取不符合全球标准与规则的做法—— 即便从技术意义上说没有违背世贸组织法律。

较之于多数国家，中国更应该看到改革将带来的长期利益，如同朱镕基和邓小平所做的那样，认识到使国内体系适应于市场导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很多要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活力是有好处的。

鼓励北京在全球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建设性作用的各种倡议，放在一个与中国本身利益明确相连的构架中来表达最为有效。中国在处理最近国际金融危机的二十国集团（G-20）中所发挥的极其积极的作用就是一例。

美国可以采取的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期待（而非抗拒）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强大，并促使它认识到，遵守全球规则和规范与这一进程并不矛盾，而且其实将会促进这一进程，并确保其可持续性。

这种做法不仅适用于经济政策，也同样适用于环境政策。中国对水和其他自然资源飞速增长的需求及其对中国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损害着其本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以及全球环境；中国对能源和其他原料的渴求有可能导致对能源的有破坏力的国际争夺。

更合理地分配收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非由国家推动的真正的竞争、非歧视性的政府采购和投资政策以及更有效的资本分配——这一切都能给更多中国人带来和保持更大繁荣，减少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紧张及失衡。

将我们的道理以这种方式表达颇受很多中国人欢迎。

中国的总体模式通常被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其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拥有和支持的产业手中——这些部门获得大量的财政和其他支持，但是这并非全貌。

中国存在着零散的很有意义的私营业的激烈竞争、不依赖政府支持的本土创新和技术进步，还有相当多的人将从我们刚才提到的重大政策改革中获益，并相信中国将从中获益。我们除了与中国政府接触之外，还应该与所有这些人接触。

六．未来政策

如同我在一开始所说，40年前，地缘政治和外在环境促使我们走在一起；今天，美国和中国面临的许多迫切重要问题是来自国内，如就业、增长、环境、社会平等。我们必须设法确保美中关系能够支持双方的这些国内目标，并且不会以对方为代价来实现这些目标。

如果我们同心协力，避免使我们的关系陷入一场零和游戏，那么彼此都能够成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各自经济的成功都要困难得多。

有几种途径可以推动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强化美国经济，并且帮助中国实现国内经济改革的目标。

举几个例子：

• 增进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有助于平衡双方的经济，促进国内就业机会和增长，并且支持中国进一步向外开放。我们需要鼓励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并且正在通过选择美国 （Select USA）和美中州/省长论坛（U.S.-China Governors Forum）等机制这样做。

但是我们还需要确保中国公司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竞争时，不会使用盗版知识产权，利用不公平优势，或者运用他们在本国获得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持。解除对 外国在中国主要产业投资的限制，也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得到更多接受。在世界各地，如果尊重当地文化，采用良好的环境措施，并且提倡透明和问责，中国的投资 也会得到更大保障。在这一点和其他问题上，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合作努力。

• 加强农业贸易会使美国有更多出口，并帮助中国满足粮食保障需要。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在艾奥瓦州举行的美中农业研讨会（U.S.-China Agricultural Symposium），就是这方面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迹象。

• 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同中国接触交流仍旧至关重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好处，但是，就像中国坚持要求其他国家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一样，北京也必须同样这样做。更宏观地说，如果中国避免使用我在前面指出的做法——即虽然严格来说没有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但却与该组织的公平与不歧视的 原则相左，那么中国将能增进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自身公司的贸易机会。

• 鼓励国有以及国家扶植的企业保持“竞争中立”，将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再平衡努力。我们不会就中国希望拥有国有企业进行争论，但是政府对于这些实体的大量扶植 却经常严重扭曲国际和国内竞争。这最终不只会伤害外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而且也会伤害中国公司。随着中国致力在本国私营业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在中国的中小 企业，这种做法造成双倍伤害。

• 坚持要球中国保持一个尊重知识产权和贸易机密并且不实行歧视的创新环境。这对中国创新者和美国公司都有好处。它还会促进中国与许多外国公司之间更密切的合 作和更大的信任。如果中国期待——而它理当如此——其日益增加的知识产权能够在世界受到保护，它就必须保护在中国的外国知识产权，不只在国家层次，也在省 级和国有企业层次。

• 由于大量的美国食品、药物和其他美国进口产品是来自中国，产品安全方面的合作可以增进两国公民的健康。我们已经通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和其他机构 取得极好的进展。我们也已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之类的机制进行多边努力。但是我们需要加强彼此合作，中国也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提升作为安全供应商的声誉。

• 通过促进科学家和决策者的交流在环境、清洁水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协作，有助于应对中国的环境恶化以及全球的气候变化。它也有助于中国处理由于大幅依赖煤炭 和其他主要二氧化碳排放源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健康问题。（GE绿色创想[GE Ecoimagination]项目——去年秋季我在成都参加了它在中国西南的启动——就是与私营行业在清洁能源上开展合作的一个好例子）。

• 让中国和美国省长州长和省级市级领导人走到一起，就经济、能源和环境议题开展合作——并且促进商机——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共同利益，包括促进美国向中国出口和鼓励中国在美国投资。

七．总结

自从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访华之旅后，尽管两国关系曾有起伏，但是发展更密切的美中关系一直得到两党支持。不论出现什么歧异都保持这一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不论中国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做出多少改变，也不论我们多么持续努力在未来发展有利双方的经济纽带，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美国的私营行业越有动力、创新和弹性——并且我们的政治体系越有能力应对全国的财政、基础设施、教育和能源需求——美国就越能成功地应对与中国的竞争挑 战。美国的经济模式也会对其他国家更加可信。在我们为我们带头创建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规则为依据的体系争取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支持时，也会更加可信。

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中国和美国如何保持各自经济的增长，处理彼此的关系，并且合力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强化这个日 益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并且在缩小彼此的歧异同时利用它提供的机遇，两国都能更强盛，就像跟随尼克松40年前访华的脚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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