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辞世 留下永恒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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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留下永恒之光 《光明日报》

虽然早知道王大珩先生一直住在医院里，但突然传来他逝世的消息还是震惊。7月21日，北京的天空阴沉沉的，似乎在为这位新中国科学巨匠的辞世致哀。王大珩走了，带着他对光学科学事业的热爱，带着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深切希望，带着他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陈星旦说：“大珩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光学事业的开创者，他的科研活动无疑就是一部中国光学成长史；由于他对我国技术科学及其他领域的贡献，特别是作为‘863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科研活动，也无疑折射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历史。”

他揭开了新中国光学事业发展的序幕

听到王大珩先生辞世的消息，曾任“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的杜祥琬院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王大珩先生是我国光学和光学精密机械研发的奠基人之一。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就是王大珩先生一手创立的，那里也是新中国光学事业和光学精密机械研发的肇始之端，后来的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中科院安徽光机所、中科院成都光电所、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等一批在光学领域各有特色的科研单位，都与长春光机所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

正是在王大珩先生的带领下，1953年12月，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在王大珩先生的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建立起了光学设计与检验、光学工艺、光学镀膜、光学计量测试等十多个学科的工艺和技术基础，初步构建了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光学及精密机械学的研究基础，进而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该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宣明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带领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眼光从没离开世界高科技

王大珩先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863计划”的发起人之一，是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倡导者之一……他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世界高科技发展前沿。

因为“863计划”，杜祥琬院士与王大珩先生有了很多交往。“在‘863计划’中，激光是重点发展领域之一，也是王大珩先生非常关心的领域。他特别关注激光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技术路线的规划，他特别注意帮助专家组把握好激光技术发展的大方向。比如，他曾指出，对激光器而言，光束质量比功率大小更重要。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在提高光束质量上下工夫。因为光束质量高低是由很多个因素决定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他的指导下，一大批相关领域的研发工作开展起来。”杜祥琬说：“还因为‘863计划’需要跨部门、跨单位合作，他还特别关心如何组织科研活动。在开始阶段，几乎每一个会议他都会参加。”

陈星旦在王大珩先生传记中这样表达他对先生的敬意：“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从不同的层次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贡献。许多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论，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直接从事耕耘，而是把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融合在别人的科研

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的老师

陈星旦说：“我在五十多年的科研历程中，每迈一大步都离不开大珩先生的影响。”在他记忆深处，总有那些感人的瞬间不停翻滚：“1997年我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做手术，他和夫人顾教授从中关村专程来看我，手里还拎着两大袋营养品。当我看到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蹒跚地走出医院时，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1999年我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先生第一个以书面的形式向我表示祝贺。近几年，大珩先生每年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在卡上亲自写些祝福的话。每年正月初二或初三，总要给我打电话，问寒问暖，并打听在长春的老同事、老朋友的情况。”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是王大珩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王大珩不仅为他制定了研究方向，更将一名老科学家对祖国的忠诚、对科学的执著、对事业的拼搏精神传授给他。宣明说：“虽然王大珩先生亲自培养的研究生只有10余名，但因其注重对学生学术思想的启发和对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他培养的研究生成才率很高。”

1952年，在他的建议下，浙江大学在国内首先设立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倡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为长春理工大学），并兼任院长，他亲自制订教学大纲，并为学生授课；1978年，他负责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兼任校长；1984年，在参加全国人大第六届二次会议期间，他联名提出设立“教师节”的议案。

斯人已逝，记忆绵长。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王永义回忆起王大珩先生在其七十高龄时写的一首词：“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搞这般专业很称心”，想来王老这一生，为国为民为科学，定是无憾！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齐芳）

王大珩辉煌一生

王大珩是著名光学家,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教育家。

1915年2月26日出生,祖籍江苏吴县。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8年考取“庚款”留学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1948年回国。

1949—1951年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

1951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2—1983年在长春从事光学仪器与工程研究,1983年调至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

1986年,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大珩先生197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全国人民政协第三、七届委员。

　　【成就】

　　●光学与光学工程：主持150工程，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主持718工程，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为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作出了杰出贡献。　

　　●联合其他科学家提出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王大珩 他，用“光”改变了中国

赵亚辉 新华社发

　　王大珩，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所长，领导该所早期研制了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863计划和中国工程院的首倡者之一。曾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7月21日13时2分，王大珩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在他名字前面，有一长串头衔：“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而在很多人眼里，王大珩先生是“中国光学之父”，但王先生却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从1948年回国算起，王大珩为中国的科技事业整整奉献了63年。“殚精竭虑、无悔付出”，是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长、和王大珩长期共事的研究员宣明对他的评价。

　　“科技工作者要做建设大军里真正的排头兵”

　　1915年2月26日，王大珩出生于江苏吴县。1936年，他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并在两年后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1948年，王大珩满怀强烈的报国之志回到祖国，担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而在当时，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些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远远不能适应需求。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次年，仪器馆在长春建成，后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此时国家急需大量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光学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

　　王大珩带领大家从零做起。1953年12月，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之后，在王大珩先生的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6年的时间里，相继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史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8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也轰动了全国科技界。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巩固国防，党中央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其中，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就是重要课题之一。对长春光机所来说，要接受代号为“150工程”这样重大的项目，困难很多。

　　王大珩以极大的勇气接受了任务，并亲自担任总工程师，从设计、加工工艺到装配调试都亲自过问，使整个工程从模型试验到技术设计再到加工安装调试顺利完成。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同事们研制的大型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步伐。王大珩参与卫星大总体工作，任设计组副组长。随着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要求高分辨率光学系统，既要能经得住自动拍摄震颤，又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同事们肩上。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拍摄的资料，成功看到了清晰的地面图像。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大型光学设备。这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

　　谈起创新的秘诀，王大珩认为是责任，他曾说：“科技工作者要做建设大军里真正的排头兵。这个排头兵不仅是要找一条路，还要披荆斩棘，让后面的建设大军能够跟上来。这个披荆斩棘，就是不断创新。”

　　“只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谈及自己对国家863计划起到的作用，王大珩曾经这样形容。

　　1986年，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王大珩获悉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时，立即与中科院院士陈芳允商议，并联合另两位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杨嘉墀，讨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起草的报告定稿后，立即报送邓小平，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即863计划，至今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进程。

　　1989年，王大珩和7位学部委员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1992年，他再次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和罗沛霖等5位院士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得到工程界的热烈拥护。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正式成立。

　　王大珩一直在关心中国的航空工业，尤其是大型飞机问题。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春天，他又就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在这份建议中，王老恳切陈词，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

　　为什么屡屡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从王大珩的一句话中可以找到答案：“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尽管王大珩功勋卓著，但他始终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他认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不该系千万功劳于一身。

　　回国60多年来，王大珩自己很少发表科技论文，而经他审定的文章、报告、讲义、规划却车载斗量。有人请他介绍新中国光学发展历史，谈起别人的贡献他如数家珍：谁做了哪些工作，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了什么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而提到自己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决不夸耀自己个人的作用。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王大珩经常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2009年12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王大珩委托秘书蔡恒源带去一份特别的嘱托：已值耄耋的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心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

　　王大珩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这，就是一位老科学家的精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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