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安德烈阿尼：社会主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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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模式？

首先，我们要廓清“模式”的内涵。模式并不是现存物的简化表现——例如，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明显特征，而是对未来的展望，一种期望实现的制度。但是也不能因此说模式是理想的制度，是乌托邦：它从历史的角度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现实为依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事物总是出现在旧事物中。

其次，模式只是一个“构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模型。它只能提供基本的结构，主要的制度，以使建立一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第三，模式既然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是具有试验性的：由实践来决定是否可行，只要实践没有被陈规所束缚，最后又根据实践来修正甚至改变模式。

第四，模式首先是指经济方面的，但广义上说，也包括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将重点放在经济方面，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新型的 “生产方式”，因为它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而且也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挑战，即效率的挑战。但是始终存在着哲理性的顾虑，有道德的、司法的、人类学的，因为效率是为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的不同价值服务，但又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特别关注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们，他们都加入了关于司法制度的广泛争论中，要求改变原有制度。

最后，模式研究表现出“构成主义”，甚至唯意志论的特征。尽管资本主义进行着自我调整，不断发展，出现问题之后也会有相应的制度和规章应对，但是社会主义不仅希望解释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这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模式的观点是认为，不存在历史的必然，对出现在一些文章和论断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与其说这个观点不错，不如说历史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必须去发现和探索这些空间。然而，模式主义者最大的悲剧在于，迄今为止，除了在少数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大都离权力中心甚远，并且不能对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产生大的影响。

一、探寻领域

从历史的角度看，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在前苏维埃联盟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开花。前苏维埃联盟国家经过20年代的大讨论，一旦接受了“苏联体制”，关键问题是随着封锁迹象日渐明显，是否“改革”苏联体制，以使其更高效。所有试图彻底改变这一体制的努力被视作是异端——正因此，南斯拉夫体制因为改革而受到污蔑。如今，俄罗斯和东欧遭受政治创伤之后，相关讨论陷入沉寂。而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则要达到另一个目标：通过革新，找到一种集效率、公平、民主于一体的制度。现在，西方国家的探寻和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中国、越南、古巴）的探寻之间的距离依然很大。双方需进一步靠拢——我个人也愿为此献绵薄之力。

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在有文字记载之前。那时已经有三大类型：联合模式，以协作和社会联邦组织为基础（创始人如欧文和蒲鲁东）；计划模式（代表有圣西门、西斯蒙第，主要是马克思）；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主要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篇中）。但是，这离我们太远了。因此，我想以时间为轴，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模式化发展讲起，以此来阐述呈现的问题以及属于不同“家族”的现代模式试图做出的不同类型的解答。

（1）全面计划模式。即使在改革派中，最赞成利用商品关系的布尔什维领导也没有提出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所采用的模式，是指令性的计划模式和一种“劳动消耗法”取代“价值法”的模式。突然转变成国有或至少是归集体所有（集体农庄不是国有的，而是集体所有），实施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生产单位之间受行政干涉的流动（常形成垄断），这些都不利于进行强有力的改革。之所以进入NEP阶段，主要因为生产力的社会化较弱和苏联的孤立处境，而且与世界革命也不协调（大多是托派分子推动的）。

需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很明确。是否必须根据使用价值建立经济核算（与马克思所说正好相反）？是否必须根据劳动力消耗的计算建立经济核算（马克思的观点，最后形成商品关系）？这样并不一定会排除价值－劳动之间的交换，但会取消货币，通过发放 “劳动券”来代替工资。或者，是否必须根据反应社会需求的政治要求来确定“价格”？众所周知，我们实行的是最后一条道路：无产阶级国家决定一切：需求等级、工资等级、资源分派、优先权（一般优先权赋予重工业），最后是价格，大部分价格完全由行政控制（国家计划决定）。由于这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必须借助物质措施（“物质平衡”）来实现，而相应的价值体系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仅仅扮演了会计的角色，因此，这些措施背后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济。惟独脱离了配给制的消费从供求上看，才反应出一定的商品关系。

所谓的苏联体制正是这一模式的具体体现，而这一模式所依赖的理念是一种有机观：所有的生产单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应该如同一台庞大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劳动者不再以个人利益为动力，而是时刻怀着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意识”。经济可被视作一个大企业来加以调控，就像某种巨大的卡特尔，彻底结束市场的动荡和不透明性。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全面的计划模式后继有人，那就是民主计划模式。

（2）竞争的计划“西方”模式。20世纪30年代，另一种模式蓬勃发展，势不可挡，不是在苏联，因为那里所有的公开争论都被斯大林扼杀了。这不再是一种利用某些商品关系作为过渡的社会主义，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充分利用大部分的商品关系（商品市场的关系，以及劳动和资本市场的关系），而使计划发挥宏观操控的作用（代替虚拟的拍卖估价员），所以我称之为“竞争的计划”，尽管看起来有些矛盾。这一模式以“兰格－勒纳”而闻名，这是两位主要贡献者的名字。

计划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确定价格平衡，实现最理想的资源划拨，代替滞后的市场调节。如果计划经济中心办公室利用这样的试行办法，那么它只需进行几百万的即时方程核算。它发布价格，企业（公共的和有竞争关系的）对此做出反应，将自己的供求情况上报给办公室，于是中心办公室进行调整，以实现整体平衡。计划优于市场，是因为计划能做出更快的反应，同时拥有多方面的信息。

计划单纯的只是代替市场的功能吗？计划还执行其它功能：直接确定长期积累率（再也无需依赖存储选择来决定）；通过固定利率为不同部门和企业分配资本，以达到资本的供需平衡；决定一部分的收入分配（因此一部分的利润能分配给劳动者），使之更公正公平。

“兰格－勒纳”模式过于理论化，尤其在市场刺激计划方面的观点（哈耶克指出，鉴于经济中持续出现的变化，应该不停地反复试验。）然而，我们将看到，不久就会出现继承者，即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模式，同样利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结束有效划拨，鼓励资本市场，形式不仅有信贷市场，还有股票市场。由此，今天对中国的改革，一场错综复杂的改革会提出质疑，但是，其中一个大的方向可能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这与兰格的竞争计划模式相类似，又有很多差异。

（3）分散模式。20世纪60年代转型时期，苏联共产党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打开了批判斯大林的闸门，重新开始大讨论，一大批的经济学家对由行政指令干涉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并着手建立另一种模式，即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弗提出的所谓“分散模式”。他于196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无疑是这一理论改革的代表著作。那么其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这一模式强调计划和市场的真正结合。计划在集体的重大决策方面保留其重要性（积累和消费间的比率，各部门和地区间投入的走向）。但是，只要不涉及国家基金，就不使用直接手段，而采用“间接手段”，借助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和工资政策、税收和信贷政策、海关和外汇储备政策。市场是为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建立的，但这是一个必须不违背计划确定的股票份额和发展走向的“受管制的市场”。没有金融市场，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信贷市场，因为都是受到管制的。价格又重新扮演重要角色，但也有相关政策加以引导（如税收政策）。因此，可以说，我们利用的是一部分的市场机制，但再也不是操纵经济运行的“价值法规”，除了市场自发做出的调整外，还可利用其它调节。

另一方面，也是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又有了高度自主管理权。所有不与计划直接相关的决定都在企业内部做出（大部分指标并不是必须完成的），依据赢利原则进行管理，一部分利润分发给企业成员和作为自负盈亏资金；另一部分则注入投资中心基金中。高度的自主管理可以使劳动者广泛地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

这一模式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那么又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20 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实行的改革只是对现存体制的一些调整，旨在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用强有力的行政干涉使之摆脱冲突尖锐的困境。最终失败了，首先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法律没有跟上，行政部门急于收回丧失的权力，结果破坏了改革。然而，失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供货商、顾客、价格均由行政手段决定， “票证”和“转让”制度依然存在，那么生产消费指数还有什么意义？没有真正的体现资本投资回报（除了很低的利息外），又何为利润？国家把大部分的利润抽走，刺激基金岂不有名无实？这样，自主权受到很大约束，而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成果不挂构。

而在苏维埃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尽管 1968年，新上台的政党用血腥镇压使原本大刀阔斧的改革被迫中断，但是分散模式还是得到一定的推行。尤其在匈牙利，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实施了“新经济体制”。在苏联，一直等到改革，这一模式才被戈尔巴乔夫的议员们所广泛接受。我没有立场去评判原本大规模改革在小范围取得成功而最终失败的原因。总而言之，这一模式实行时或者不够统一（如苏联），或者不够坚定，抑或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如匈牙利）。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模式虽然独立于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但还是过于集中。而控制有力、进行得有条不紊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还可以说分散模式是一系列自主管理理论模式的先兆。自主管理模式在分权的路上会走得更远，而且会将最大化原则贯彻得更为彻底，并不是国家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而是劳动收入的最大化原则。

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要提一提集中模式和其它两种模式遗留下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正是“社会主义新模式”理论探索的基础。

二、尚未解决的效率问题

我先不提出效率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普遍。然而效率只对社会主义的终极性有意义。我想就这些疑问作一个简单介绍。

第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划拨效率问题。如果一个真正竞争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永远不能实现）能够大体上解决流动资料的问题，投入划拨的效率问题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依据不确定的未来做出的选择（意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凯恩斯主义优于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据利润率（现在的和将来的）最大化标准做出选择——如今则根据股票价值最大化标准，由金融市场中的重要角色对股票价值进行估算。但是，全面的计划是失败的，至少在“现代化”投资方面，因为计划既不能对一切问题做出决定，必须把一部分决策权交给企业，而且由于企业往往不愿意提供有效信息，造成信息不足，同时也不能很快地预测未来（尤其是品位变化和技术更新）。而“竞争型”的计划，将所有的决策权交给企业（除了对价格的规定），却也不能在充当估价师的同时发挥好协调的作用，从而为企业的未来指明道路，因为缺少足够的有深度的信息，这正与兰格的观点相左。再看分散模式，它遇上了一系列关系方面的难题，如经济管理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联合与冲突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投资基金直接划拨或使用经济杠杆（利率、补助、税收、价格控制等等）过程中产生的连环腐败现象。其实，真正的障碍是国家资产，因为国家发挥着多种功能，它既是担心资产的投资回报率的财产所有者，也是社会关系的协调者，需处理好多种利益关系，很少进行结构调整，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股东却很少有这些忧虑。因此，会认为必须把企业投资的选择权交给其它的公共决策机构，而不是经济管理的决策部门，必须推动其它形式社会资产的发展，而非国家资产。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问题是领导者的动机问题，即“动机效率”问题。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企业的经理人，如何才能让他们停止追逐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去关心他们的委托人（这里说的主要是公共企业、国有企业）和企业成员的利益？其次是劳动的集体性，怎样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借用资本主义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还是另觅他径？全面计划经济业已失败，原因在于计划最终是从外部强加的，不能被劳动者所内化，剩下的只有第一种办法，但是比起资本主义体制，它在这种被认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体制下操作性更差。竞争型计划模式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预先假定，所有的经理人都是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忠诚的领导人，社会红利由国家在抽取一定利润之后统一分配。分散模式则主张大部分的利润直接分给企业的劳动者，并由选举产生领导层。尽管这已十分激进，但还不足以激发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拿到股份之后，他们就会意识到“有利可图”），体会到最终的实惠。

第三个问题称之为动态效率，可以分成两大方面。首先是信息传递的规则。不仅仅要指出“信息的不对称性”，还要强调信息常常具有心照不宣的特征，只有通过学习和探索才能获得。全面计划模式和竞争型模式完全忽视这一问题，分散模式也只不过隐约提到。其次是企业精神和革新探索。这也许是支持财产私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为什么要创办企业，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地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旧产品（即使由其它企业完成，如研发部门）？我们无疑是为了增加财富，但也是因为开发的过程能带来一种特别的乐趣，当与经济责任（区别于在家修修补补的“无偿”劳动，或是纯粹的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时很难获得的一种乐趣。全面计划经济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企业不愿冒风险，而且革新会影响估算和日常管理。竞争型的计划无视这个问题，经理人都是些工程师，关注现时回报。分散模式也没有对此予以重视。

三、回归社会主义的目标

回归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指出，效率本身并不是目的，脱离社会主义的大目标，效率就毫无意义。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已经有过阐述：公平分配（按劳分配）、控制发展（“协商的计划”）、配给制的经济（既高效又透明，摆脱盲目崇拜）、个人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劳动分工的衰亡）和国家的消亡（或者行政职能的专门化）。但是，这些目标似乎只是空想，而且或多或少有些自相矛盾。每一种社会主义形式都会在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中对优先的事做出不同的划分。然而，已经出现了一种普遍趋向：民主是一块三角石，既可以推广这些道德标准，也可以提高效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呢？

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与经济问题紧密相关。长期以来，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苏联体制（最接近集中模式）经历的曲折都会随着政治的民主化而消失，或是以类似于西方民主的形式，或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尤其如中国改革呈现出的紧密的党群关系，并且群众充分参与政治生活）。“全面”计划并不一定导致官僚权力的极度膨胀以及执政党的一党专制。相反的，一种以放弃集体决策为代价而过多地依赖市场力量的模式只能沦为空泛的民主。今天，社会主义新模式中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寻找一种更具活力更真实，并区别于自由主义民主（涉及到另一种权力平衡）的民主形式。但是，政治民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进步：1、明确规定哪些属于集体选择，哪些属于个人选择。两者之间的分歧在不同模式中表现也大不相同；2、政治民主建立在经济和社会民主基础上，同样的，单纯地参与决策和自主管理也有很大不同。

下面，我很快就当代模式作一个概述（至少需要两三页纸的篇幅才能准确地阐述每一种模式的要点），分类可能比较任意（因为种类繁多，有几种模式是混合型的）。

（1）全面民主的计划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者认为，要抛弃市场，回到全面的计划经济，但与官僚主义模式又有双重区别：由经济民主决定（不同的模式略微有不同）消费资料、生产和劳动资料的划拨，旨在实现完全平衡；实现的途径是以劳动者个体和劳动时间或机会成本加以核算。

至于这些模式，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我只想说，它们不能及时解决四个效率问题（划拨、动力、动态和革新），而其中两种模式，民主进程以听取生产者和消费者建议为基础，负担过于沉重，内部冲突也较多（各自利益不同），成本太高。因此，完全放弃市场是很困难的。

（2）以经济回报和利润平等分配为基础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模式放弃了对价格的直接管制，完全放开对竞争性市场的利用。之所以依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因有三：1、最重要的资产形式归国家或归社会所有（直接归公民所有）；2、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通过利润的相对平等分配得以实现；3、对长期投资和外部控制进行一定程度的鼓励性计划。

至于具体的各种模式就不展开的，其中有些也是混合型的。不妨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来简要地看一看这一模式的特征。

普兰纳布•巴德汉建议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得到与另一家的股份，另一家成为企业的一部分，并与银行有联系，银行就是为信用财团而成立的。企业把所拥有股份的红利分发给劳动者。银行利润大部分回到中央政府，由此为公共事业提供资金，如教育和医疗。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参考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形式呢？其实是为了解决动力效率的问题，保证大众股民对领导层而非对国家（其它企业和银行，它们的代表进驻该企业的董事会）的监督，还为了解决划拨效率问题，通过对信贷市场和投资回报最大化的倾斜。

约翰•罗默提出另一种所有权体系，所有公民手中握有票据，然后把一部分兑换成互助基金，可以在以息票运转的金融市场上自主选择买卖公司（公共的）股票。股票并不是用于为企业提供资金，——企业的所有资金或来自自主筹款，或银行贷款——而是使股票持有者享有分红的权力。这一体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因为这样，每一位公民拥有同等数量的票据，既不能用货币进行买卖，也不能以遗产形式转让给他人。但是可以根据这些基金的市场表现和能够获得的收益，用重新兑换成息票的互助基金与另外一种互助基金相交换。这里解决的还是动力效率的问题（经理人受到投入资金的监督，股票行情成为银行发放贷款的信号灯）以及划拨的问题（必须借助由红利总数和股票行情预算出的资金回报）。

这些模式均属于广义上的市场的社会主义。罗默认为，如果市场不包含外部性（“公共资料”，如教育带来的影响；“公共危害”，如污染）并且能预测未来的价格，那么计划就是无用的。而需要计划时，常常是一种刺激性的计划，通过间接杠杆起作用，如利率、税收。这些模式同样利用资本主义的机制来保证效率，因为它们依赖的是一个金融市场，这个市场具有巴德汉观点的局限性（只在企业内部的团体中起作用）和罗默观点的普遍性（是植根于一种很特殊的货币形式，即票据货币）。

我们首先要寻思一下，是不是这样离“资本主义”更近，而离社会主义更远了。若是存在平均化，那么只能存在于分配中：权力、职能、任务、工资（在一般的劳动市场）的分配，按照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严格定义，还是没有改变。

那么，值得质疑的就是效率本身。如果说经理人因为有了董事会或互助基金的监督而积极性大增，那么其它的职工则并不如此，他们还远离决策层（认为自主管理效率低下的人至多承认职工是一种“参与”）。管理层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普通职工都很难相信，在从其它企业或其它地方获得的票证中所获得的红利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我们若是模仿资本主义很可能没有它做得好。至于动态效率，依然保持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样，因为市场并没有更为协调或者更为社会化。

这并不是说这些模式无利润可言。即使不实行这些模式，票证体系（实施的办法确实大不相同）只是俄国和东欧国家设下的一个大骗局，而日本模式也不足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那么它们也不完全与如今如中国的模式毫无关联，政府试图将一大批国有企业转型成可以接受私有资本的股份制企业，从而使国有资产更明晰更具活力。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大规模发展，而劳动者的参与减少到非常小的比例，那么，我认为，我们进行的就是社会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建设。

（3）自主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是最多的，也不可能做详细的介绍。我只想随意地分一下类。所有模式的共同点，是以企业民主为基础，不再（至少是不主要地）追求资本的回报，而关注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回到了19世纪的合作传统，与国家社会主义划清界线，但只要民主计划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投入的效率和分配受到，至少部分受到公共制度的监督，就还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

从效率的角度看，自主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动力效率，劳动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因为他们首先是为自己而劳动，自己的劳动决定（按照一些普遍规定）所得工资、劳动条件、有效劳动时间，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劳动对社会有用，得益于市场发出的信息以及其它的一些流程。他们同样有权监督由他们选举出的领导人，只要他们具有相当的能力。“一人一票”的原则不仅体现了人的尊严，而且抑制了恶性竞争和自私自利的行为，同时也是对合作的强有力的促进。

动态效率也是这一模式的一大优点：鼓励实干精神，尽管有某些局限，但有利于革新，可以使所有的劳动单位受益，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尽力挖掘市场反映的信息。但是，更有利的是，它至少可以减弱部分不透明的影响，以及竞争市场中信息的恶性传播和滞留，还可以重建与其它分支企业及消费者，甚至其它经理人的合作关系。从这一点看，走得最远的是迪亚娜•埃尔森和帕特•德凡提出的模式。我们简要地提一提，不对其制度内容展开。

迪亚娜•埃尔森提出的模式中，价格委员会（公共的）首先通过企业所必须加入的公共信息网使企业的信息流通，如生产方法、成本和利润等。这样，企业间就有可能进行协调，也可获得消费者的信息。由此，企业可以决定价格标准，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经过协商的标准，有例外情况则需做出解释。首要的是结束计划控制，而要根据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工资委员会在就业供求方面也同样具有这些特点。消费者联合会不仅将产品的质量告知消费者，还包括产品生产的社会环境和对环境的影响（有点像今天的“公平贸易”）。因此，不再像全面计划体制那样，将市场的作用减弱为指示器的附属品，而是真正地将市场 “社会化”。

这些相反是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但似乎不能保证划拨效率和动力效率。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公共企业协调局来保证公共资本的划拨（利益的承载），以备自主筹款不够之需。但是，似乎很难避免串通勾结的现象，这些现象在苏联模式以及分散模式中，显示出经济管理和企业间关系的特征，以及自主管理资本收益的企业的信息偏见。这一模式考虑到监察主体和其它避免划拨失调的措施，但是这种控制是很难付诸实施的，而且必须假定所有的官员非常廉洁。

帕特•德凡提出的模式旨在解决这些困难，通过引入消费者代表，还包括供货商、地方政府、企业管理决策部门的代表。这样，不仅信息的流通可以更为直接，而且从某种程度，控制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至于大的规划，既不需要提前，也不会滞后（有间接激励的帮助），而是通过多个层次直至中央（最重大的决定由议会做出）的“商议协调”过程。由市场提供的关于企业盈利能力的信息可以共享，以此确定投资结构。价格取决于长期成本，劳动力成本，投入成本和政府对资本征收的税。

这一模式试图这样确保划拨效率（资本流向最有用的地方）、动力效率（得益于自主管理和扩大的董事会对管理的监督）、动态效率（得益于协商）。这一模式在实现动态效率上是最理想的，但是在可行性方面依然有阻力：可能引起管理层内部的权力纷争，过程过于繁琐，因此社会成本会增加。

事实上，实行民主计划的自主管理模式，最大的难题不是动力效率层面的，也不是动态效率，而是资本的划拨。所有意识到合作社的资金内外遇到阻力的人都从两条路上寻找解决的办法：所有权凭证市场和信贷市场。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而不求助于公众，自主管理的企业或者可以建立一个税费联合市场（合作者可以买卖进入税，但只能在其他合作者之后）——这是陶和萨塔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或者呼吁外部的投资者，从中抽取选举税，这种获取资金的方法是维斯可夫提出的，或者允许其成员在由政府担保的条件下承担企业资本风险——这是由鲍尔斯和季亭士提出的。这里不能详细阐述这些模式，但其中的问题一方面是像资本主义那样以经济回报为中心，由此必然引发劳动者心中增加资本收益和改善工资水平之间的矛盾（这种精神分裂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可能扩大同一企业内部以及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中劳动者的不平等性，资本越多的地位越高。

这就是为何第二种形式将投资的重心放在信贷上。一句话可以概括这一模式的精神：从此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本，通过支付一定的税或利息。这一模式与其它模式的区别是巨大的。一方面，再也不存在所有权凭证市场，即使条件的限制性很强。另一方面，引导劳动者的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缴纳预先确定的不同形式的税之后劳动收益的最大化。施韦卡特、戴维尼、弗勒拜伊等人走的就是这条路。企业的自主投资被取消（阻碍私有资本的积累），信贷通过公共银行或自负盈亏的银行来发放，这就实现了投资的社会化，对企业的监督和不同形式的市场与计划相结合。

结论

整个对社会主义模式的阐述，是想指出它们都曾经历不短的历史，长时间的“真实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对主要走势的塑造，即使苏联模式最终瓦解了，探寻之路依然不会停止，相反的，正在稳步前进，因为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利用了经济理论的成果，包括一些主流的亲资本主义的形式（新古典模式中关于划拨问题的理论、奥地利流派的理论，尤其是哈耶克关于动态效率的观点，还有信息理论关于动力效率的论述）。现今的模式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推动着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事业的发展，更无需说政治和哲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但是，都没有提出可以应对本世纪挑战的法宝。所以应该将这些理论视作“思想的工具”、“练习本上的方格”，以此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如今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采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中的一切，最后着手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能够在经济大开放（这些模式最大的局限是基于方法论上的原因，它们是封闭型的经济，对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或脱离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信息）的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排除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如果在这些模式中需要记住几种大的走向，或许是以下几种：民主政治决定集体选择，确定社会财产（由公共部门生产的，这里我们没有提到，却是公民政治、社会、经济身份的基础）。

——多种所有权形式（国有合作形式），不排除存在小型私有企业以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部门（扩大再生产被资料转移上的司法规定所限制）。

——投资体系根据经济部门不同而不同，但是，归国有及合作社所有的财产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对股票市场的使用是次要的，或完全不利用（否则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经济就会自取灭亡，而使资本主义性质的财产得利。）

——物质财富和服务的交换受到市场规范和社会化的控制

——就业市场需社会化和规范化，但也赋予一定的灵活性。

——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程式化的（如公共服务），但大部分是激励性的（我们知道若是每一种模式都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份额，那么将市场功能减弱为单纯的信号灯的模式在今天可能就不存在了）。

——消费者积极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可以通过国家组织的联合会，也可参与企业的管理。

——为了引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开拓公共空间，以此鼓励社会范围内的大讨论，树立新的文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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