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化上人：儒释道三教不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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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是讲“忠恕”，道教讲“感应”，它虽然说“清净、无为”，要修自然之道，《道德经》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实际上，它的教义就是“感应”两个字。佛教则是讲“慈悲”。儒、释、道三教，都没离开“心”，若离开“心”，就没有教了。

儒教讲“忠恕”，忠是“忠以持己”；持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对人都要有忠心，要尽我的忠心，这是培植自己品德的一个基本条件。恕是“恕以待人”，恕是原谅其它人，若他人有什么错处，要有原谅、宽恕他人的这种思想。你能“忠以持己”，人格就清高了；你能“恕以待人”，就有利益人的思想，对谁也不苛求。这是儒教没有离开“心”，你看忠恕两个字，底下都是“心”。

道教是讲“感应”，什么事情都凭感应。感，是“感而斯通”；应，是“无求不应”，谁有求于他，他都答应了。“有感斯通，无求不应”，这是感应两个字的由来。感应道交，什么叫“感应”？譬如电，你在那个地方装上电了，这个地方就放光。“有感斯通，无求不应”，也就是你心里想什么，他这儿也知道了。这是互相心里那个电有所感应──如是感应，感应如是。“有感斯通，无求不应”，你求什么能得什么。你心真诚了，就有感，就能通，通达到神明了。

道教里讲感应，所以太上老君才写《感应篇》，它一开始就这么说：“老君曰：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这就是感应，祸也没有个门，福也没有个门，你自己做善事就有福，做不善事就有祸。“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恶的果报，就像人的身体，有个影子常跟着跑，你走到什么地方，你的影子就跟到什么地方，善的报是如影随形，恶的报也是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天地有年值、月值、日值、时值，这四值功曹，年、月、日、时都默默中有神在那儿管着的。所以说“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以夺人算，是夺人的寿命，就是这个人本来应该长命，忽然间短命了，这叫“算”。一纪是十二年，就叫纪算。“算减则贫耗”，你若算寿命短了，也就穷了，什么祸患，如飞灾横祸、疾病、口舌都来了。这是感应篇，它是“有感斯通，无求不应”，所以道教讲“感应”。佛教就讲“慈悲”，什么叫慈？慈就是“无缘大慈”，无缘慈，也就是和你没有缘的，不管他对你好不好，都对他慈悲。没有缘，才要用慈悲。悲是“同体大悲”，怎么有大悲心呢？大悲心就是同情心，也就是看人家的苦，如同身受一样，所以叫悲天悯人。慈悲喜舍──“慈能予乐”，慈就能给众生乐；“悲能拔苦”，因为你有同情心了，就能把众生的苦都拔出去，这也是爱人如己。

儒释道三教文化：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生态智慧。从容有度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生活，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惘。

日前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人民网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环保事业”论坛作主题演讲时如是说：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前不久，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送给我几本书，书名是《儒学与生态文明》、《道教与生态文明》、《佛教与生态文明》。我非常吃惊。西方人如今颇感兴趣的竟是我们老祖宗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大家往深里一想就会明白，为了解决生态危机，西方人开始琢磨我们中华文明的古老传统。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我们的文化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伦理与制度充满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生活方式实践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历史传统延续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儒释道三家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概言之，“度”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通过家族和礼仪牢牢地在基层社会扎下根。上连天道自然，下通人伦日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生活，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惘。我坚信，中华传统文明虽然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但能够在现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生态方面。中华传统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而且具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匹配，并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国在短短百多年间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向上一跃跨入生态文明，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同时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基础；充满生态智慧的中华传统在现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

学诚法师：发掘儒释道文化 促进社会和谐

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已经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融入炎黄子孙的血液当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所以我们一谈传统文化就谈到儒释道三家。儒释道三家抱着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互相接纳、互相学习的心态坐在一起对话，这样的对话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儒释道三家对话的历史已经超过了2000年。例如，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与儒、道的对话，在佛教典籍《弘明集》、《广弘明集》以及很多祖师大德的著作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

目前，各国传统的由经济发展、军事装备、科技进步等构成的硬实力竞争愈演愈烈，由文化感染力、价值观感召力、道德影响力等所构成的软实力竞争又风起云涌。 “软实力”竞争的兴起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去谋求人类的福祉，追求人类文化的兴盛和繁荣？我们认为，具有五千多年深厚文明底蕴和丰厚文化积淀的中国文明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就是儒释道。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以解脱为目的、以教育为中心、以文化为纽带的宗教。一方面，中国佛教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给人类留下了伟大的文化遗产。佛教建筑、雕塑、铸造、绘画、音乐、印刷、戏剧、诗歌、小说等文化与艺术方面的创造，对中国文化影响既深且广。另一方面，中国佛教秉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根本精神，以慈悲、智慧、平等、圆融作为始终不变的主题，源远流长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宋儒张载提倡大心之说，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整个人类都视为自己的同胞，把世界万物看成自己的朋友。明儒王阳明提倡大人之说，大人者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宋明理学直接承继先秦儒学和西汉经学，构成了中华文明和谐哲学的新高度。老子早就领悟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说一个认识了宇宙真理和生命智慧的个体或民族就必然会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会大公无私；大公无私，就会圆融周遍；圆融周遍才能合符自然；合乎自然才算合于道，合于道才能久远广大。

儒释道三家都以其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敏锐洞察和深刻领悟凝聚为中华文明的高超智慧，涵养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是当代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在吸收佛教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应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尤其是通过推动佛教思想的弘扬和开展，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相信，佛教文化会日益凸显其纽带的作用，成为联系社会各界共同为改革开放、社会安定、民族振兴、经济繁荣而作贡献的积极因素。

例如，寺院可以通过举办讲座、音像、壁画、板报、讲经法会、教唱梵呗、摄影展览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让人们能够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认识和了解佛教的历史文化，达到净化身心、教育自我、增进道德、觉悟人生的目的。佛教的组织与团体也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稳妥地开展诸如关爱生命、慈善救济、心灵环保等为主题的佛教文化常识普及活动，以此为契机，积极倡导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时尚新风。毋庸置疑，认真发掘、整理并深入研究、探讨佛教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将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儒释道的“中”观看中国人文精神

儒道释三教“中”的比较

儒佛释三家，是相通的、相连的、互补的、一体的，如同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虽然儒道两家是关于现世的生的立身的哲学，佛教是关于来世的死的身后的哲学，儒家是积极的向前的人世的哲学，而佛道两家是消极的向后的出世的哲学；儒佛两家是更加整体的群体的社会化哲学，道家是更加自我的个体化的哲学等等，但是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的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而且这在中庸、守中、中道方面都有所体现。尽管由于儒道佛三家在语言逻辑的表述上有不小的差别，但分别作为三家的方法论则是相同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反对极端化、绝对化，具有辩证法思想；而佛家的中道义，以之反对有无两边的“边见”，以中为胜，同样是反对极端化、绝对化，二者则是相同的。从这一基本点来说，既然儒佛两家所坚持的中道是方法论中的重大原则问题；而道家则在认可对立统一的逻辑基础上，用“无为”的守中作为最终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将儒道佛三家思想沟通起来，也就是非常自然的、顺理成章的，而不是牵强附会的。

如果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就会看出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在根本上又是不同的。儒家的中庸是道德理想，也是一种精神动力。《中庸》明确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里的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在于是否“择乎中庸”。“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境界，以免“小人而无忌惮”的“反中庸”现象。中庸之道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自觉地调节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使之不偏颇，无过无不及，严格保持在儒家规定的道德规范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而道家的“守中”精神则是一种世界生成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非阴非阳的“中”是世间万物的起源，和“道”是同一概念。相信万物都有其自身的“道”，而这个“道”在面对大自然和人是统一的，人与自然没有对立矛盾，则在方法论上不需要特别强制人的本性。所以，只要“守中”就是符合“道”的发展，“无为”就是“守中”的最好方法。佛家的中道义是对世界本体论的模糊回答，即有即空，非有非空。世界起源是“有”，其属性是 “空”。这种极度辨证的观点就要求其方法论上也一样，既重视佛法真谛的存在，又破除俗世一切假象（是空）。儒家讲入世，肯定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的存在，也因此承认事物的质的稳定性。道家讲出世，虽然肯定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的存在，但夸大了其不确定性、变幻特点，否认最终认识事物，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因此，走向了“无为”的守中；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也使发现客观规律变成没有必要的。而佛家讲出世，讲空、寂，虽然不是“顽空绝虚”，但现实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是虚幻地存在的，而且在变动不居中是 “无自性”的。因此，既然一切事物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其质的稳定性，即使短暂的、相对的稳定性也是不存在的。儒道佛三家既然存在这一根本性的差异，中庸之道、守中精神与中道义也就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儒道佛三教“中”思想一致性的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三者在本体论上并不一致，但是在方法论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并不是无法接受的悖论，而是由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决定的。儒家、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体系，而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不断加强了中国的特色，形成了“中国佛教”。小乘佛教中的许多观点，由于不符合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生观，而逐渐没落；大乘佛教兴起，“中道”的观点则与中国人特有的适中、随意、不精确的性格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于本体论认识的不同，并不影响中国人对儒佛道三家的信奉。因为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向来对与日常生活无直接关系的世界本源漠不关心。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只是哲学方面的形而上学，而与中国人的现世生活关系不大。儒家的“子不语”就是中国人对不可直接感知的事物毫不关心的最好体现。又如道家的“知其雄，守其雌”（《老子·28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诸如此类的表述若是落在非华夏民族的文化中，则其极可能只是一种哲学认知，而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则它全然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及国民性格的本身，是切身实际生活的体现。所以，儒释道本体论上的不同，丝毫不影响中国人的世界观，而中国人更看重的是方法论上的意义。

然而，对于方法论，中国人则很感兴趣。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现世生活的处世方法。儒家讲究中庸之道，是为了内圣外王，成就现世的事业，成为读书人走上仕途的不二法门。道家的“守中”精神，就是避免现世纷扰，达到内心的洒脱，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情感。道家在中国民间社会与医术、方术、气功和各种养生方法相结合，成为上到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都略知一二的大众知识。即使佛教的中道观，也不仅是原来的死后成佛，它在中国人理解中，更像禅宗的当下成佛，就地成佛，把现世与来世、入世与出世联结起来。而且，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在具体操作上，也很符合中国人的追求简单、随意的原则。任何激进的偏执都是与中国人的适中性格相悖的；而“中”的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最简单的。人们不用麻烦地探索，不用费力思考，只要把或左或右，或激进或保守的想法折中一下，就可以达到适中的境界。而且，这也是中国人的不追求精确性的表现，所谓的折中，并不是精确地计算出的“五五平分”的折中；而是不准确的、随意的折中，只要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就是合适的折中。三教的“中”观都不是机械的中间，而是模糊的“中”。这一点就是古人一直推崇的“中”，所以说， “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老子·5章》），“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达，恰恰是因为这种模糊的 “中”，使中华文明可以兼容并包，为我所用；并不在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方面纠缠不前，不会在种种矛盾怪圈里喋喋不休，而是坚守“中”观之道，把众多解说为我所用，吃到肚子里，融入整个中华文明的血液中，进而使其成为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格调。

总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决定了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精神和佛家的中道义三者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也就决定了三者的一致性。反过来，此三者也正是中国人精神的反映，继续促进中国人精神的理论化发展，从而达到了双向的互融发展。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三者的一致性，也就可以更加理解中国人的精神性格，为今后的中国学术理论发展打下一个理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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