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战车同伊朗高原发现的印欧人的战车模型很相像
和讯读书 发表于 2010/11/16 09:13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随着农业人口的膨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村落和城镇兴盛起来。最初，这些定居点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组成地区性国家，维持本地区的秩序。但是到了公元前3千纪，更大的地区性国家开始出现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夏、商、周这三个王朝，它们掌控大半个中国，为中国社会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早期农业社会和夏朝
像印度河一样，黄河也是暴虐的和不可预测的。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注入黄海，流程将近4700公里。“黄河”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在流动过程中携带的大量淡黄色的泥土。黄土是一种沉积在中国北部平原上的一种优质的、粉末状的土，它们是在大约两万到一万五千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时沉积下来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这种土。悬浮在黄河中的黄土太多了，黄河也就变成了黄色，非常混浊。泥土渐渐堆积，抬高了河床，使得河水偏离了已有的河道。黄河定期发生可怕的洪水泛滥，毁灭农田、村庄以及挡在它面前的一切东西。黄河数易其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人们把它称为“中国的害河”。
然而，中国的地理条件也支撑了复杂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年份里，有充足的雨水浇灌农作物，因此早期农耕者不需要建设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复杂的灌溉系统。他们把大量的劳动花在清理河道和修筑堤坝上，防止每年洪水泛滥所带来的危害。黄土极其肥沃和松软，因此，即使在没有使用铁器之前，农耕者们使用木制工具就能够获得好收成。
在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北部的丰产促进了若干新石器社会的形成。每一个社会在陶器生产和建筑上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很可能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仰韶社会繁荣于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尤其因为1952年在现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村落而著名。在半坡村，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带有彩绘的陶器和公元前6千纪和前5千纪期间农耕者使用的骨器。
随着人口的增长，类似半坡这样的定居点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多了起来，定居点遍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东亚，人口越来越集中到小地区，这就需要一个公认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解决争端和组织公共工程的建设。村落组织可以解决当地的事务，但是它不能预防和解决村落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权利组织对各方都有利的大规模建设。
中国传说中提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秦汉两朝统一中国之前。夏、商、周是三个续接的王朝，不断扩大他们统治的疆域，当然他们的疆域是无法与后来的王朝相提并论的。大量关于周朝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因此，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周朝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王朝。但是，直到近代，大多数的学者还不相信有关夏朝和商朝的传说。因此，许多历史学家轻率地把夏朝和商朝当作神话的想象。直到20世纪末期，考古发掘最终证实了夏朝和商朝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并不是远古想象的虚构。
插图说明：
在今天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时代早期的陶碗。精致的红陶，上面装饰着黑色的人面和渔网。
对夏朝的考古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组织大规模公共生活的王朝。尽管夏朝不是唯一的早期国家，却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夏朝很可能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兴起之地大致与仰韶社会所在的地区相当。通过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夏朝在中国开创了世袭君主统治的先河。
地图[5.1]
公元前2200年－前256年的夏、商、周朝
古代传说认为夏朝的建立者是贤君禹，他有效地组织了治理洪水的工程。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组织大规模公共工程的需求促进了公认权威的产生和正式的政治机构的建立。尽管有关夏朝政治机构的资料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王朝的统治者很可能通过控制各个村落的首领在整个黄河流域中部地区行使权力。夏朝鼓励建立城市和冶炼金属，因为统治阶层需要管理中心和青铜武器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秩序。最近在洛阳附近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朝的首都。发掘表明，这个城市有一个大的、像王宫一样的布局，同时还有很多简朴的房屋、制陶作坊和一个青铜冶炼间。
商朝
根据传说，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是一个压迫人民的暴君，他的统治被商朝的建立者所取代。实际上，夏朝并不是一下子就彻底崩溃和消失的，而是逐渐让位于商朝；商朝兴起于夏朝统治疆域的东南部。传统上认为商朝统治年代在公元前1766年－前1122年之间，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也确认了这一时间。因为商朝既留下了文献记载也留下了物质遗存，人们从中得到的对早期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认识要比夏朝更为清晰。
技术有助于解释商朝的兴起和昌盛。在商代，青铜冶炼改变了中国社会，实际上它可能也使商朝的统治者取代了夏朝。青铜冶炼技术从西南亚传来，随之传来的还有马匹、马拉战车和其他带轮的运载工具。这些技术是随着早期印欧民族的迁徙（参见第二章）传到中国的，同时也传到了印度，其中一些技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传到了塔里木盆地（在今天中国西部的新疆自治区境内）。早期中国的战车同伊朗高原发现的印欧人的战车模型很相像，古代中国用来表示车轮、轮辐、车轴和战车的词汇都从印欧语词根派生而来。
青铜冶炼和马拉战车至少在公元前1200年就传到了中国，那个时候，夏朝已经开始部分地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但是，商朝的统治阶层通过控制铜矿和锡矿、雇佣工匠专门为他们生产大量的青铜斧、矛、刀和箭头，力图把青铜器垄断在黄河流域。对青铜器的控制加强了商朝对抗夏朝的力量，他们的武器要远比其对手使用的石制、木制和骨制的武器先进得多。商朝的贵族也用青铜来制造马拉战车的配件。同印度的雅利安人一样，他们所使用的这些武器对于没有马匹和战车的对手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以青铜武器为装备的商朝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牢牢地控制了那些农业村落，并且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由于商朝的统治阶层不允许人们私自制造青铜器，所以，潜在的叛乱者或竞争者不可能抵抗商朝的军队，更不用说取而代之了。
以今天的河南省为中心，商朝的国王们把他们的统治一直推进到中国的东北部地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建立者们一样，商朝的国王们从他们所控制的地域内获得了大部分剩余农业产品，并用这些剩余的粮食来养活军队、政治盟友和其他能够助其维护统治的人。商朝的国王们显然有足够的军队可供其调遣。现存的记载中曾提到有3000 人、5000人、10000人，甚至还有13000人的军队，还有一份资料提到曾俘获三万敌军。这些数字很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仍然说明商朝统治者们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
像夏朝一样，商朝的统治者们也依靠一大批政治盟友的力量。商朝的统治依赖于庞大城镇网络，这些城镇的统治者承认商朝国王的权威。在商朝，国王可能控制着一千座或者更多的城市。除了这些地方统治者外，顾问、使节、工匠和冶金匠也能分享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商朝统治者制定政策或者扩展他们在王国内的影响。
商朝有好几个大城市。传说，商朝的都城总共迁移了六次。最初的选择都是出于政治原因和军事考虑，但是首都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不仅仅是发布行政命令和军事命令的地方，而且还是青铜冶炼、艺术、手艺、贸易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插图说明：
周朝早期的一座墓穴，其中有马匹和战车的遗迹；这两样东西改变了古代中国的军事进程。
有两个遗址的发掘工作揭示了商朝的运行情况。商朝最早的一个首都称为“嚣”，位于今天的郑州附近。这个遗址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城墙，最初至少也有10米高，而地基约20米厚。城墙由层层叠加的夯实的泥土筑成——就是把土夹在木框之间，然后用锤子夯实，直到这些土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才在上面添加一层新土，再继续夯实。用这种技术垒起的城墙极为坚固和持久，现在中国北方的农村仍然使用这种方法。比如，嚣的部分城墙，即使到今天仍有三四米高。建造这座城墙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一点也证明了商朝的实力及其统治的高度集权化：现代学者估算，建成这座城墙，需要一万人大约工作二十年。
插图说明：
这是在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三星堆发现的一个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1000年。近年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大量有关早期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资料。
殷墟比嚣更加引人注目，它是商朝最后两三百年的都城，在现代的安阳附近。在殷墟从事发掘的考古学家已经确认了一座王宫复合建筑物，文字档案资料，若干居民区，两个大的青铜冶炼场，若干陶工、木匠、刻骨匠和其他手工工人使用的作坊，以及分散的墓地。除了一些简朴的坟墓外，还有11座为商朝国王建造的大型豪华墓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特别关注。同埃及法老们的栖息之地一样，这些坟墓在建成后不久就引来了盗墓贼。尽管如此，仍有足够的文物证明：商朝晚期的国王们，同他们在嚣的先辈一样，享有极大的权威。坟墓中有上千件物品，有战车、武器、青铜器、陶器、玉雕和象牙、玛瑙贝（既可作为钱币使用也是装饰用的奢侈品）和牺牲，这些牺牲包括狗、马、和数十个人，他们将在来世继续服侍死去的国王。其中的一座坟墓里有三百多具牺牲的骨骸，与国王合葬在一起，他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妻妾、仆从、朋友和狩猎的伙伴。
同夏一样，商朝也只是古代中国众多的组织公共生活的国家之一。传说和历史对夏朝和商朝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处于黄河流域，正是后来中国第一个帝国崛起的地方。考古发掘证明，在夏朝和商朝统治黄河流域的同时，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国家统治。比如，近年的发掘表明，在现在的四川省（在中国西南部）三星堆有一个很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年代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到前1000年，与商朝大体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很可能是一个地区性王国的首都。三星堆的墓地与夏朝和商朝的墓地一样，里面有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此外还有贝壳和象牙，这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社会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周朝
有关商朝统治者用以维持秩序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信息几乎没有保存下来。他们没有颁布与美索不达米亚相类似的法典，而是通过发布敕令或指令，委任他们的军队和政治盟友去执行他们的意愿。古代中国的政治运作和治国方略，在周朝的时候更为清楚。周朝是继商朝之后中国北部崛起的政治势力。周人居于中国西北部的渭水流域（今陕西省），是一支粗野、强壮的民族，在东方，他们与商朝作战，在西方，他们对抗来自西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后来，周人与商朝联盟，被公认为西部地区的首领。然而，由于周人比商更能有效地组织盟军，他们渐渐地削弱商朝的力量并最终完全取代了商朝。
地图[5.2]
战国时代的中国，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
公元前12世纪末期，周和商发生了冲突。根据周朝的记载，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是暴君，他耽于酒色，施行暴政。许多原来归附于商的城镇和行政区域转而效忠于周。在几次规劝商朝国王不成之后，周的军队在公元前1122年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他们允许商朝的后裔继续统治小部分地区，但是由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事务进行监督。新的王朝至少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公元前256年。
为了给推翻商朝的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周朝的代言人统一制订了一整套行为准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人对政府和政治正统性的观念。周朝政治理论的基础是，他们相信人间的统治是与上天的意志密切相关的。更确切地说，是“君权神授”——即上天把统治的权力赋予给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天子（天的儿子）。统治者于是成为天地之间的联系人，他有责任施行仁政，维护道义和公正的高标准，维持国家的秩序与和谐。只要他这样做了，上天就会支持他，宇宙就会保持和谐和平衡的稳定状态，他的王朝就会依天意继续统治下去。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履行他的职责，混乱和痛苦将充斥他的国家，宇宙就会失去平衡，上天也会因此而失望，于是就会收回其统治的权力，把它转授给另外一个有德行的人。依据这种推理，新王朝的代言人解释了商朝覆灭和周朝依天意获得君权的原因。直到20世纪，中国的统治王朝还效仿周朝，宣称他们的统治权力得自天授，皇帝还自称“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