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重建礼仪教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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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暗示明王出世了。那么，他是明王吗？明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明王带给百姓的光明世界是什么样的？大明国是百姓的理想国，还是朱元璋的理想国？朱元璋要建立的大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这些在他的北伐檄文中就有所宣示。在北伐檄文中，他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这些其实就是朱元璋的建国纲领，这几句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

第二、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三、把老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三项目标相互关联。“胡虏”，指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者以及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实施者，所以，不论是要重建社会秩序还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都需要“驱逐胡虏”。而不论是“驱逐胡虏”还是“陈纲立纪”，也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则是终极目的。当然，这中间没有说到朱元璋要改变自身与家族的命运，因为这在家国一体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中，是不言自明的。

“驱逐胡虏，建立明朝”，现在朱元璋已经做到了。那还要怎么做，才算是“陈纲立纪、救济斯民”呢？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尝尽了官府刻剥和豪民欺压之苦，而由于天灾和长期战乱，百姓的苦难就更为深重。朱元璋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以前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只知道喝酒，不理政事，对老百姓的疾苦也是一概视之漠然。看到这种情况，朱元璋十分生气。作为一个皇帝，他对民间百姓生活的困苦、劳作的艰辛同样知之深切，他说：“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农妇缫丝绩麻，缕积寸成，及登场下机，公赋私债索取交至，竟不能为己有。食惟粗砺，衣惟垢弊。”

朱元璋对百姓充满了同情心。在建国之初，面对长期*之后的百姓，他说：“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当务之急，“在安养生息而已”。然而，“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他要求官员们对此“深念之”。但是，至于怎样才能使百姓安养生息，他和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刘伯温认为：“生息在于宽仁。”朱元璋则说：“不能施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

他认为，宽仁的核心在于“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既生财，又节用。生财，使民富裕，就要发展生产；节用，就要求官府爱惜民力，减轻百姓负担。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百姓要明教化，对官员要禁贪暴，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可以说，这一段话概括了朱元璋全部的治国理念，它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生产，使民富裕；

第二、节约开支，省民之财；

第三、提倡教化，宣明礼仪；

第四、禁止贪暴，使百姓安生。

用朱元璋的话来概括，这叫做“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没有对官员的严厉控制，就不可能做到对百姓宽仁。只有做到禁止贪暴，做到名副其实的宽仁，才能使老百姓得以安稳地生活。所以，他执政的重点之一就是禁止贪暴，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朱元璋关于贪官污吏既害民又害己的行为，有生动深刻的描述：“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生，体无完肤矣……”

他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不能浪费百姓的钱财，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廉洁要从节俭开始，他深知皇帝的提倡和表率作用，于是先从本人和宫中做起。他认为奢侈、节俭不仅仅是财富多寡的问题，皇帝作为一国之主，其表现是关系到品德与民间风气培养的大问题。他说，人主嗜好所系甚重。躬行节俭，足以养性。崇尚侈糜，必至丧德。

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即使对于富有四海的人主也不能不加以控制。

朱元璋自己的吃穿都很简单、节省，同时，他对后宫的要求也很严。有一回，他在*看见宫女丢下了一点点丝线，就把所有宫女召来，跟她们说蚕丝来之如何不易，民间交税如何艰难，责备她们不该无故丢失，并且立下严厉的规矩：再有犯者，定斩不饶。

又有一回，他看见两个宦官穿着新靴子走在雨中，他把他们叫来，训斥说：“靴子虽然不值钱，但也出自民力。老百姓做一双靴子，不是一早一晚就能做好的。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这样做，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说罢下令将他们杖责一顿。

洪武三年（1370年），一位姓刘的典史进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破旧，十分高兴。他说，不少当官的人，为了衣食而搜刮百姓。刘典史如此贫穷，难道不是廉洁的官吗？于是，中书省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刘典史是如何如何廉洁，朱元璋命令赏给刘典史衣帛。

济宁知府方克勤，严格执行皇帝关于垦荒三年不纳税的规定，尽量减轻百姓的各种负担，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但他“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洪武八年（1375年），方克勤在入京朝觐时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赐宴表彰。洪武时期的许多官员，都因为廉洁而受到朱元璋的表彰和赏赐，他们的行为不仅使他们在官场上如行坦途，而且得到了鼓励和嘉奖。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贪污蠹民的官吏严加惩罚，决不手软。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谈到。

朱元璋不许贪官污吏压榨百姓，也不许豪强欺压百姓、肆意兼并土地。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元朝末年尤为严重。朱元璋一家贫困无倚，迁徙无定，他自幼看够了富人的白眼，受够了富人的欺压。他也永远忘不了父母死无葬地时，田主对他“呼叱昂昂”的态度。现在他掌了权，他要限制富豪的横暴，让贫苦百姓得到保护。洪武三年（1370年），他召集各地的富民，对他们说：“近朕为尔等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

他要求给予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限制豪民占有更多的土地。他下令，因为战争而弃田逃荒的，回乡后，地方官要根据耕种能力分给土地，但若有丁力少而以前占田多的，“止许尽力耕种到顷亩，以为己业”，若回来时“丁多而旧田产少者，许令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拨付耕种。敢有以旧业多余占护者，论罪如律”。也就是说，不论以前有无田地，也不论以前田地多少，一律按耕种能力分配田地。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许多贫苦农民失去了土地，朱元璋的这项措施是一场土地革命。于是，他多次派国子监生和官员到全国各地去丈量土地，核实田亩，禁止隐瞒土地，并编制鱼鳞图册，确认土地所有权。

此外，他还一次次地强行迁徙富民到中都凤阳或南京。他这么做，名义上是充实京师，实际上是使富民离开他们的老家，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离开家乡的富民们，如果思念家乡，也只能偷偷地乔装成逃荒者回乡探望，他们对朱元璋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为什么歌谣中会唱道“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了。

虽然我们不能期望朱元璋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作为一个拥有极端权力的统治者，他已做了他能做和想做的一切。

发展生产是富国富民、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措施，因此朱元璋不仅一再下令减轻赋税，而且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奖励农桑。他还注重教育、教化，大办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敦厚风俗，务求建立一个讲究礼仪、和睦和谐的社会。他在开国诏书中“首重农桑学校”。凡是赴京汇报的官员，不报告桑株数目及学校情况的，“以违制论”。因此，明朝人都说朱元璋的要求“意良深远”。

在朱元璋的经营下，明朝初年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加强。

在朱元璋理想国的蓝图中，他对百姓的教育和教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他最初的出发点是要扫除元朝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的胡风，纠正元朝末年颓废混乱的民风，恢复所谓“汉官之威仪”。而对于一个开国皇帝来说，法制和秩序的建立，社会的和谐和睦，会使大明朝立于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

前面提到朱元璋说过一句话：“民不教化则不知礼义。”那他怎么推行教化呢？刚才说，朱元璋的开国诏里首重农桑、学校，学校教育作为建立礼仪和推行教化的一项重大国策，在明朝一开国就提出来了。

明朝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有国学，或称国子学，府、州、县等各级地方都有学校，一直到边远的地方，都没有例外。学校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官定的四书五经，还要学习法律，即《大明律》。《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律，经过多年修订，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定稿。

在学校之外，朱元璋对老百姓的道德、法律教育一直深入到民间基层。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立了一个“教民榜文”，就是教育百姓的榜文，普遍地张贴、宣传。这个榜文有这么几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由官府颁定的百姓公约，它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张贴以外，朱元璋还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在本里内选择年老或因残疾而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以及盲人，由儿童牵引，手持木铎，巡行本乡、本里，边摇木铎边呼喊教民榜文。如本里内没有这样的人，就在附近乡里中选取。这种巡行乡里的“直言叫唤”，每月举行五次，到秋天收获时节，由乡里按人数多少给巡行持铎呼喊者生活用粮，以资助之。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百姓普遍知晓教民榜文的内容，“劝其为善，毋犯刑宪”。

此外，为了推行教化，朱元璋还在民间恢复了一种古老的礼仪，“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里是这样规定的：乡饮酒礼“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

传说，乡饮酒礼在周朝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明朝实行的乡饮酒礼更加完备，而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乡饮酒礼规定，在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由当地的里长或者是粮长召集村民坐在一起，让年最长的人坐在上座，为主宾，其他所有的人序齿，即按照年岁大小排列，由大家共同总结这一年各位村民的表现——庄稼种好了没有？是否孝敬了父母？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果有过错，当场就提出批评惩罚。过错轻的站着喝酒，不许坐下；再严重的，就站着，不许喝酒；如果有更严重的，就要给予惩罚了。通过乡饮酒礼，朱元璋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社会最基层。

为了改变元朝以来宽纵和混乱的秩序，朱元璋编了两部书，其中一部书叫《大诰》，即把官府对违法乱纪的事情的处理作为案例编成《大诰》，其后又汇编成《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几本书。

朱元璋规定，这些书发到全国各地，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而且都要学上面的道德规定。学校要拿这个来考学生，乡里要安排教师在学塾中讲授。同时规定，官府对违反法纪的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凡是家里藏有《大诰》的，就可以罪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就罪加一等。朱元璋用这种方法鼓励大家学法、知法，从而避免犯法。他说，我公布这些案例，实际上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不是拿它来限制你们，而是意图“使知趋吉避凶之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不允许做的以后，就不会犯法了，这样就保护了你们。当时，朱元璋推行讲习大诰的效果很明显：“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天下先后有十九万师生来到京师讲读《大诰》，朱元璋都赐予他们钞币并遣还之。

由于普遍学习了《大诰》，人们不再轻易犯法，《大诰》所载各项严峻的法令都未曾轻用。后来，家有《大诰》可以减罪，就成了一个惯例。由于讲读《大诰》、学习法律已经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所以后来官府审案时，不问当事人有没有《大诰》，一律按家有《大诰》减罪。

可以看出，在朱元璋所设计的理想国的蓝图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富裕，有序，和谐。这样的社会即使达不到明教所说的光明世界，达不到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但对老百姓来说，已经足以让他们欢喜过望了，这样看来，朱元璋就是明王，就是圣贤。

但是，朱元璋所采取的措施并不都有效。为什么？因为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朱元璋，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特别是朱元璋当国以后，又有一大批新的贵族形成。为他打天下的人，都要封公封侯，得到高官、大量的赏赐和土地、财产，朱氏子孙要封王、封公主、封驸马，他们成为与人民对立的一面。所以，尽管朱元璋自己想要建立那样一个明王出世的大明国，但是历史规律约束着他，使他无法逃出去。理想是一回事，客观现实又是一回事。

另外，朱元璋发展生产，建立秩序，严惩贪吏，限制豪强，仅仅是由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生活，仅仅是出于对老百姓的同情心吗？显然不是。他曾说：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可见，作为一国之主，作为朱家天下的创立者，他最关心的是国泰民安，是统治长久，安民的目的是为了安国。

朱元璋深知“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道理，他借助于元末农民起义的洪流，推倒了元朝的统治。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了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他必须把剥削限制在农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他会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因为贪官污吏可能会把百姓逼上绝路，导致他们起来反抗朱明皇朝。同样，如果百姓真起来造反，威胁到他的朱家皇朝，他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

总之，作为一个开国君主，朱元璋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希望自己家的江山能长治久安，希望在朱姓统治下，建成一个“光明世界”。很明显，他颁行的很多政策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他在很多老百姓心目中也已经成为一代圣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也是一个以严刑酷法和残酷杀戮为显著特征的雄猜之主，那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下两讲，让我们一起看看让整个明王朝上下血流成河的明初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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