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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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也是高度发展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它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善的法制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清朝以及周边东南亚诸国的法制发展。明朝取得的立法成就，是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立法概况

一、明初立法指导思想

（一）肃正纲纪，重典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下层贫民，亲身经历了元末的残暴统治及农民起义，深知元朝无视法纪，官吏极端腐败，农民倍受困苦，是导致其败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注意总结历史教训，以元朝灭亡为鉴，决心效法唐制，肃正纲纪，以图明朝的长治久安，遂提出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指导思想。

朱元璋重典治国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是由于他认定当时面临着一个经济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内外矛盾交织的乱世。因为明朝建立初期，起义农民和大量流民仍然存在，元朝残余势力还在不断反抗，而且连年战争造成了经济衰败，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些都对明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要消除这些威胁，就必须实行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首先表现在重典治吏方面。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中央集权统治削弱，吏治腐败。特别是随着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盘剥和掠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也是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根源。因此，朱元璋试图通过重典治吏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他曾告诫群臣说：昔日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里非常愤怒。如今务必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决不宽恕。[①] 重典治吏是朱元璋对历代治国经验的总结，是强化君主专制皇权的重要措施。

重典治国的另一表现是重典治民。明朝初年，由于土地和赋税等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一些参加反元起义的农民转而对抗新建立的明朝。针对这一严重威胁，朱元璋主张用重刑严惩那些敢于反对明朝统治的“顽民”，以达到“欲民畏而不犯”[②]，“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③] 的目的。为此，明初忠实执行朱元璋的重典治民思想，严厉镇压犯上作乱者的反抗活动，企图以此稳定统治秩序。

（二）明礼导民，明刑弼教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推行重典治国思想，但同时也从历代经验教训中清醒地认识到，仅靠严刑峻法一味镇压，只能取得一时成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保证明朝政权的长治久安，在采用重典治国思想的同时，他也坚持奉行礼刑并用政策，曾明确提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刑所以弼教”[④] 等主张，强调将礼的预防犯罪职能与刑的镇压犯罪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推行德礼教化。这是对西汉以来形成的“德主刑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法贵简当，使人易晓

朱元璋认为，宋元法律比较繁杂，既不利于普通百姓知法守法，也容易导致司法官员徇私枉法。因此，他主张“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要求立法简单明了，便于实施，反对法律“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以防止贪官污吏出入人罪。他还进一步认为：“网密则无大鱼，法密则无全民。”[⑤] 强调法律条文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立法重点，集中发挥法律的作用。吴元年（1367年）律令颁布后，朱元璋担心百姓难以知晓，影响其实施效果，就曾命臣下编成《律令直解》，印发全国各地，要求百姓了解其内容。这些措施对于宣传普及法律，重建封建法制，巩固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主要立法活动

明朝继承发展唐宋时期的立法成就，其法律体系更趋完善，法律内容更加丰富。明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诰、例、典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补充。但在司法实践中，其他法律形式也分别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基本法典，它“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三十年始颁示于天下”[⑥]，前后经过四个阶段，共历时三十年。

第一阶段是吴元年的草创阶段。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后，令左丞相李善长等制定律令，当年十二月完成。这次编定律285条，令145条，合称吴元年律令。其中律承袭《元典章》体例，依六部顺序编排，引起刑律体例的变化。吴元年律令颁布后，又编撰《律令直解》为其注释，以便于百姓周知通晓。

第二阶段是洪武六年的更定阶段。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命令儒臣四人会同刑部官员，每天给他讲解唐律20条，作为修订明律的参考。洪武六年冬，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草拟《大明律》，至洪武七年二月成书，编目仍依唐律12篇，但将《名例律》放在最后，律文也增至606条。这是《大明律》的正式制定。

第三阶段是洪武二十二年的整齐阶段。洪武九年以后，《大明律》又经过数次修改。至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令大臣进行全面整理修订，将《大明律》改定为7篇，30卷，460条，又改《名例律》为首篇。经过这次整理修订，《大明律》基本篇章体例内容基本定型。

第四阶段是洪武三十年的正式颁行阶段。历经三十年的更定和修改，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终完成并颁行全国。作为明朝的一代大法，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⑦]。因此，《大明律》经这次正式颁行以后，继任各代未再对律文内容进行修改。

《大明律》历经三十年的反复修改补充，扭转了元朝落后的立法习俗，重新确立了中华法系的立法传统，成为我国君主专制社会后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其主要变化和特点，一是简明扼要。《大明律》全律共7篇，30卷，460条，是此前历代法典中最简明扼要的一部。二是变更体例。《大明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国家机关分工编目，改变了以往法典分立篇目的原则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立法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利用立法手段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意图。《大明律》的反复修订，反映出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立法，也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因此，《大明律》直接影响了清朝和东南亚各国的封建立法。

（二）明《大诰》

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为了整顿吏治，警戒臣民，扭转世风，朱元璋还亲自编纂并先后颁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四编《大诰》。诰文共有236个条目，由严惩臣民犯罪的典型案例、高于《大明律》效力的峻令和朱元璋对臣民的训导等内容所组成，主要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多数峻令有具体量刑标准，具备了古代刑事特别法规的基本特征。由于它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规范。

明《大诰》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赃官吏和害民豪强，最大的特点是法外用刑。与《大明律》相比，明《大诰》有着明显的区别：（1）用刑加重。明《大诰》列举的案例，绝大多数是轻罪重刑。有的犯罪在《大明律》中已有规定，但明《大诰》则加重处以非常之刑。如滥设官吏，《大明律》仅杖一百、徒三年，明《大诰》则以其乱政而改处族诛；违限不纳夏粮，《大明律》仅杖一百，明《大诰》却改处凌迟；贪赃罪，《大明律》计赃论罪，明《大诰》一律处死。（2）法外处刑。明《大诰》的许多规定，是《大明律》所没有的。如几位有气节的文人，因应征不到、拒绝做官、不食皇粮，明《大诰》即将其处死，并株连亲属。（3）酷刑繁多。明《大诰》推行重典治国原则，规定了许多《大明律》所没有的酷刑，如墨面纹身、挑筋去指或去膝盖、断手、刖足、阉割等等。（4）重典治吏。在明《大诰》236条中，治吏之条占80%以上，有关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尤多。朱元璋试图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改善吏治状况，强化专制统治的整体效能，通过治吏达到治民的目的。

朱元璋对其四编《大诰》非常重视，曾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推行。然而，靠强权推行“御制圣书”，终究不能长久。朱元璋死后，明《大诰》的地位渐渐下降，但其“重典治世”的内容精神却被沿袭下来。

（三）《问刑条例》

明初在司法实践中，除律、诰之外，曾运用条例。洪武二十二年更定《大明律》时，刑部奏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朱元璋遂命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可见，条例在当时已经广泛使用，且为朱元璋所认可，被编类颁行。二十五年，刑部还曾建议更定与条例不同的律条。虽然遭到朱元璋的反对，但说明条例在司法活动中已有较高地位。三十年，在颁行《大明律》的御制序中，虽然提到“尽行革去”一切“榜文禁例”，但对有些罪行仍准“依赎罪例论断”[⑧]。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曾下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但到孝宗弘治（1488—1505年）年间，又命九卿议定《问刑条例》297条，颁行天下，与律并行。世宗嘉靖（1522—1566年）年间，“以事例繁多，引拟失当”，“将新旧条例参订划一”[⑨]，重修为249条。神宗万历（1573—1619年）年间，又增至382条，并以“律为正文，例为附注”[⑩]，将条例与《大明律》合编刻印，称为《大明律附例》。综上所述，明朝中期以前，《问刑条例》一直与《大明律》并行；至万历以后，又以条例附于律后，采取律例合编形式。这一做法也为后来的清律所沿用。

（四）《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仿照《唐六典》体例编纂的一部行政法律汇编。英宗时期，为了统一典章制度，使各衙门办事有所依据，开始仿照《唐六典》体例编修《大明会典》。至孝宗弘治十五年完成，名曰《大明会典》，共180卷，但未及颁行。武宗正德（1506—1521年）、世宗嘉靖、神宗万历年间，又分别对《大明会典》进行修订，先后编纂了《正德会典》、《嘉靖续纂会典》、《万历重修会典》。目前传世仅有武宗、神宗两朝《会典》。《大明会典》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以各部、院、寺、监职官为纲，分别记述其衙门编制员额、职掌、隶属、历年事例及遵守的准则等典章制度和行政法规。其内容广博，记述详备，是我们研究明朝典章制度及行政立法的的宝贵资料。明朝会典的名称及体例，也为后来的清朝所沿用。

第二节 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明朝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时代，其法律内容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也与以往各代有着明显差异，具有本朝的独立特点。

一、刑事法律内容

（一）刑罚制度的变化

1．刑罚适用制度的变化

清朝律学家薛允升比较研究唐明两律后，在《唐明律合编》卷九中指出：“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亦可以观世变矣。”在这里，他把明律刑罚适用制度的一大变化归结为“重其重罪，轻其轻罪”。

首先，为了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凡谋反、谋大逆等直接危害其统治的重罪，明律都比唐律处刑更重。如唐律区分不同情节，对谋反及大逆罪，本人斩，父及十六岁以上子绞，十五岁以下子和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等没为官府奴婢，伯叔父、兄弟之子等旁支亲属流三千里；“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以率人者”，本人斩，父子、母女、妻妾等流三千里；“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本人仅流二千里。[11] 明律则采取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12]，并且不分不同情节。再如强盗罪，唐律既区别是否得财或赃数多少，又区别是否持械和有无杀伤人，给予不同刑罚：不得财者徒二年，得财价值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持杖者，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明律则规定，凡强盗已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明律的量刑显然比唐律严厉得多。

其次，对于礼教风化方面的违法行为，明律都比唐律的处刑要轻。如祖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唐律徒一年，明律仅杖一百；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则杖六十，徒一年。

2．刑罚体系的变化

明律仍规定五刑制度，但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别附加杖一百。此外，又增加凌迟、充军、枷号等律外酷刑。

凌迟刑是最重的死刑，也叫脔割、寸磔，俗称“千刀万剐”。凌迟作为一种刑罚始于五代，宋元时期继续沿用。明律五刑虽未列入这一刑名，但律文规定中却有13项罪名适用凌迟刑，它已是明朝广泛适用的一种酷刑。

充军刑源于宋朝刺配刑，明初只是把犯人送到边疆开荒种地，后来逐渐成为常刑。充军刑发配地点远近不等，从四千里到一千里，各等均附加杖一百。充军分为终身与永远两种，终身是指本人充军到死，人死刑罚执行完毕；永远是指子孙世代充军，直至“丁尽户绝”为止。

枷号是强制罪犯在监狱外或官衙前戴大枷示众，以对其进行羞辱折磨的一种刑罚。它起始于唐末，宋元时广泛使用。明朝枷号的刑期为一、二、三、六个月及永远五种，大枷重量有十几斤至几十斤不等。该刑原本用来处罚轻微犯罪，但有些权宦如武宗时的太监刘谨，为了对付政敌，往往用重达150斤的大枷把人折磨致死，受害者多达数千人。

（二）重典整饬吏治

1．严禁奸党交结

朱元璋即位后，为巩固集权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曾立铁牌于宫中，严禁内臣干政，违者处斩。洪武五年（1372年），又作《铁榜》九条，告诫功臣不得营私谋利，官军不得私自为公侯服务。在《大明律·吏律一·职制》中，也专门增设了汉晋唐宋法典从来没有的“奸党”条目，严惩官吏交结朋党、营私乱政。根据该条规定，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均属奸党，一律严惩：“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长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与此相关，《大明律·吏律一·职制》还规定了“交结近侍官员”和“上言大臣德政”等专条：“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

明朝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集权，严厉惩处奸党罪，不仅处刑极其苛重，而且不惜罗织罪名，株连虐杀无辜。洪武年间，宰相胡惟庸与凉国公蓝玉两案，坐奸党罪被杀的文武官吏达四五万人之多。朱元璋还利用胡惟庸案，罢除丞相官职，将其所属权力收归皇帝独揽。明成祖也曾以奸党之名，大肆屠杀建文帝近臣。后继各位君主以奸党诛杀大臣之事，史书多有记载。

2．严治官吏赃罪

明朝严惩官吏赃罪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大明律》和明《大诰》中。

首先，《大明律》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列为“六赃”，并绘制成图置于律首，作为仅次于十恶的重罪予以惩处。其中监守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和坐赃四种罪名，均涉及官吏贪赃行为。其次，明律关于官吏贪污、受贿、盗窃等罪的条文，也比唐律大为增多，规定更加细密全面。明律中专列“受赃”一卷，规定官吏受财、坐赃致罪等内容，量刑明显重于唐宋元各律。如监守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一贯以下杖八十，四十贯处斩；而唐宋律规定三十匹绞，元朝规定三百贯处死。再如官员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而唐律规定十五匹绞，元朝规定一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特别是对监察官利用职权受贿索财行为，明律还要比其他官吏加重二等惩罚。官吏一旦犯有赃罪，立即除名，永不叙用。

明《大诰》惩治贪官污吏的规定更加严厉。在《大诰》四编236条中，惩贪条文多达一半以上。有的按律免死，《大诰》则规定凌迟，并且家财没官，家人迁往化外。如明律规定：官吏犯赃，计赃科罪，凡不枉法，均不处死刑；但《大诰》却有众多官吏因不枉法赃罪被凌迟或枭首。朱元璋还要求，对官吏犯赃案件，必须顺藤摸瓜，层层追查。如《大诰》初编载：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巨额官粮，牵连坐罪者极广，中央六部侍郎以下数百官员被处死，其他官吏及地主豪绅有数万人被下狱治罪。

朱元璋重惩贪官污吏，往往不只限于案犯本人，而是惩一儆百。他曾创用“剥皮实草”之刑，将犯赃满六十两以上官吏，在本地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装草，然后立于官府公堂，以警告继任官吏。他还利用民众惩治贪赃官吏，允许各地百姓监督、陈告、扭送赃官，并可越级诉讼，直至进京。如明律规定，官吏征收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枉法，受害者可以捉拿该官吏，并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拒绝受理，也要依法论处。《大诰》还规定，对于违旨下乡、动扰民众的贪赃官吏，百姓可将其捉拿赴京。

3．严惩失职渎职

为了强化吏治，使官吏尽职尽责，明律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失职渎职罪。

在文官方面，如《大明律·吏律》规定：贡举非其人，或应贡举而不贡举，一人杖八十，罪止杖一百；保举有过官吏，杖一百，罢职役不叙；官吏无故擅离职役，应值班、值宿而不值者，笞四十至二十；官员赴任过限期，无故不朝参、不办公，一日笞十，罪止杖八十。此外，文卷失错、漏使印信、收粮违限等失职行为也要处罪。

在武官方面，如《大明律·兵律》规定，有人擅入太庙或宫殿门，警卫人员未觉察或故纵者，分别处杖刑直至绞刑；宿卫守卫人员私自代替，各杖一百；随从车驾人员违期不到或早退，依职务高低分别处绞刑或杖刑。其他如失误军机、不操练、纵放军人歇役等都属于处刑的失职罪。

在《大明律·吏律二·公式》中，还有“讲读律令”条的规定，要求“百司官吏务要熟读”国家律令，并能“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年年终还要进行考核，初犯罚俸钱一个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职叙用；若擅为更改，变乱成法，则要处斩。《兵律》中的“激变良民”条也规定，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因而激变农民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也要处斩。

4．严设廷杖酷刑

为强化皇权，重治朝臣，明朝还设有廷杖制度。所谓廷杖，就是按照皇帝指示，由司礼监太监监刑，锦衣卫行杖，在廷殿之上，当众责打违背皇帝旨意的朝文武臣的一种酷刑。其杖数无限，轻者皮开肉绽，重者立毙杖下。这种令臣僚羞辱冤屈的残忍杖责，实际已成为明朝施用的“常刑”。明朝的廷杖是朱元璋创立的，他曾将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杖死于朝堂，工部尚书薛祥也死于杖下。朱元璋死后，其子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廷杖的实施愈演愈烈。武宗正德年间，一批朝臣谏止皇帝南巡，结果竟有146人受廷杖，11人被杖死。世宗嘉靖年间，群臣谏争大礼仪，又有134人被廷杖，16人死于杖下。这种君王滥施淫威的结果，使得当时大臣上朝前必与妻子诀别，直至晚间平安返家，则全家相庆又多活一天。伴君如伴虎，造成朝官大臣人人自危，不知何时何事就冒犯皇帝，招祸上身。

（三）加强思想文化专制

明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除以严刑峻法重惩各种犯罪外，还施用高压手段，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禁锢百姓思想，并频兴文字狱。朱元璋因出身卑微，存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处处疑心别人讥讽他。他早年做过和尚，因而忌讳“僧”字；参加过红巾军，又怕人说“贼”字。有人犯讳，就会受到极刑。如一些官僚人士在迎奉阿谀的贺表中，有“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圣德作则”、“睿性生知”等词句，即被认为是骂他“作贼”和当过“僧”人；“取法象魏”的“取法”，被他当作“去发”；“遥瞻帝扉”的“帝扉”，被他当作“帝非”；“体乾法坤”的“法坤”，被解成“发髡”；“藻饰太平”被解成“早失太平”；这些贺表的作者全都被处死。又如：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13] 等语，朱元璋览后大怒，也以其讥讽自己曾为“僧”、“作贼”，遂命斩之。

二、民事法律内容

（一）所有权

1．土地所有权

明朝的土地所有权包括国有与私有两种形式，其中以各级官僚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主要形式。明朝与唐朝的不同之处在于，明朝不实行均田制，从法律上废除了 “占田过限”之类的规定。为了发展农业，确保土地的使用，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规定，凡逃弃荒田，一律归先占开垦者所有，旧主即使回归也丧失土地所有权，只可请求返还房屋坟墓。洪武年间曾多次下诏，确认垦荒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国家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税奖励。这些规定虽然使一部分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所有权，但也为贵族官僚地主无限制地侵占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明孝宗弘治年间的统计，当时皇帝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皇族、贵戚、宦官占有的庄田，占全国土地七分之一以上。这是明朝高度发展的君主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

为了保护土地所有权人全面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明朝统治者从法律上确认各种土地所有权，并排除各种不法侵害。凡盗卖、盗种、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土地与房屋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最高至徒三年；若系强占，则杖一百、流三千里。

2．财产所有权

在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所有权方面，明朝也强调先占原则，主要表现在遗失物与埋藏物的归属方面。

唐宋以来，法律否认拾得人对所拾遗失物的所有权。明朝却作出相反的规定，明确了拾得人的权利。《大明律·户律六·钱债》“得遗失物”条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予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拾得人负有送官的义务，但失主认领原物后，要将其一半付给拾得人。三十日内无人认领，拾得人就可获得该物的全部所有权。

在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上，《大明律·户律六·钱债》“得遗失物”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埋藏物完全归发现人所有，只是“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必须送官。在财产所有权上强调先占原则，保护先占人的所有权，反映了明朝社会财产私有权观念的深化。

（二）契约制度

1．借贷契约

明朝规定，借贷必须订立契约，写明借贷双方姓名、籍贯，借款原因、数量、日期和利率，并附保证条款，并由借贷双方及中人签字画押。《大明律·户律六·钱债》 “违禁取利”条规定，借贷利息不得超过月利百分之三，累计利息总额与本金相等即停止计息，利息最高不得超过本金的百分之一百，违者处笞刑四十；债务人欠债不还，五贯以上，满三个月者，也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杖六十。在债务担保方面，禁止债权人强夺债务人的财产抵债，违者杖八十；并禁止债权人“虚钱实契”[14]，夺取债务人的土地房屋，违者由笞五十至杖八十、徒二年。

2．租佃契约

明朝规定，土地租佃必须订立租佃契约，明确租佃标的物、地租、交租期限与方式、承佃人其他义务、违约责任、保人连带责任等等。租佃标的物包括归属权、数量、位置等都要在契约上载明，它是租佃关系成立的前提。地租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式，必须明确租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役地租，承租人要为出租人承担各种劳役；实物地租，承租人要定期向出租人交纳一定实物，不得少欠、拖欠；货币地租，承租人向出租人交纳规定的租银。交租有“秋收交还”、“到冬交纳”、“按季理还”，有一次性交清，也有分期交纳等形式。交租方式有承租人送租到家，也有送至祠堂交纳等。承佃人其他义务主要规定“不许转佃、不许荒废”；如有损坏，须“照旧修补成田”。违约责任是出现少欠、拖欠、转佃、荒田等，出佃人可即时召佃、罚款，或由地主任意理论。保人连带责任是承佃人久缺租金时，由保人代付。

3．典卖制度

明朝典卖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明律规定，典卖田宅必须订立书面契约，缴纳“契税”，由州县官府加盖官印；否则，“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契税税率为契价的百分之二。过割赋税即转换土地登记及纳税人，也是法定手续；否则，“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明律在典卖制度方面的基本精神，在于保护典权人的利益。如规定一物不得两典，违者处刑；典期届满，典卖人无力回赎者，可另立绝卖契纸，或听其别卖，归还原典价。但另一方面，明律也规定，典期届满后，典卖人“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以保护典卖人的利益。[15]

（三）婚姻制度

明朝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基本沿用唐宋旧律。但在婚姻关系和违法婚姻适用刑罚上，明律又有所发展和变化。据《大明律·户律三·婚姻》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如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方已报婚书及有私约，或虽无婚书但已接受聘财而悔婚者，笞五十。此外，不得收留在逃女囚为妻妾，不得强占良家妻女为妻妾，府州县长官不得于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监临官也不得娶为事人妻妾或妇女为妻妾，违犯者依法论罪。

在违律婚姻的处刑方面，明律量刑比唐律略有减轻。如“同姓为婚者”，唐律规定“各徒二年”，而明律规定只“各杖六十”。

（四）继承制度

在爵位和宗祧继承方面，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如无嫡子，可立嫡长孙，或立庶长子，违者处刑。明律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立异姓义子者，以乱宗论，杖六十。

在财产继承方面，仍实行诸子均分制。明律规定，嫡庶子男，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对户绝财产，无同宗应继者，由所生亲女承受；无女儿，财产入官。妻子是特殊顺序的继承人，寡妻如有子，由寡妻掌管家产，并不发生析产问题；如无子守志，寡妻应与族长择同宗应继之人立为亡夫嗣子；如无子而招进赘婿，必须为死者另立嗣子，家产均分。

三、经济法律内容

（一）工商禁榷制度

明朝是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经济关系的调整，确保封建国家的经济收入，采取保护官营手工业的垄断政策，在盐、茶等销售方面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

明朝保护官营手工业的垄断政策，首先表现在建立匠籍制度上。手工业工人一旦被编入匠籍，便世代为官府劳作，不许脱籍，没有自己经营和迁徒的自由。这种做法严重影响和打击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

中国历代王朝对盐、茶等都实行垄断经营。但是，明朝第一次将“盐法”、“茶法”纳入国家正式法典。《大明律·户律五·课程》首次设立“盐法”及“私茶”专条，确立国家对盐、茶经营的垄断地位。明律规定，盐商、茶商必须经过法定手续，取得“盐引”、“茶引”等官方发给的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私茶罪。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加一等；拒捕者斩。即使买食私盐者，也要杖一百；如果买后又转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国家鼓励百姓告发私盐犯和私盐犯自首，并且打击专商倒买倒卖盐引和盐货，以保证盐法的顺利实施。凡犯私茶罪者，同私盐法论罪。其《私茶条例》甚至规定，内地人潜往边境贩卖私茶，与化外人交易，则不论斤两，连同知情人，一律发往烟瘴地区充军；倘若私茶出境和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明朝加强茶法，目的在于保障国家以官茶换取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物产。

明朝实行工商禁榷法规，反映了封建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关系的干预。这虽然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却限制了商品生产与对外贸易，使其受到严重的压制。

（二）财政金融制度

税收是封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是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货币作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对于稳定国家的金融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统治者十分重视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方面的立法。

明朝的赋税种类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税、人口税和商税。明朝的土地税和人口税以黄册和鱼鳞册为征收依据。黄册是登记全国人户的户籍，鱼鳞册是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后绘制的图册，每家每户的土地位置、大小、形状等都在鱼鳞册中标注出来。

明朝初期，基本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夏季所征称夏税，限当年八月纳完；秋季所征称秋粮，限第二年二月交清。一般纳税以实物为主，除米麦等之外，还可以钱、钞、金、银等折纳。

明朝中期，由于赋役苛重，百姓多有被迫逃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陷入危机。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赋役不均和征收混乱的税制弊端，首辅张居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其内容大致包括：第一，简化征税手续，将过去征发的所有项目合并为一条；第二，实行田赋和徭役合一，统一征收银两，将过去按户按丁摊派的徭役归于田亩；第三，以雇役制代替差役制，每年征缴一次代征银，各州县所需力役，由官府出钱雇募。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中国古代税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将过去的所有税目合并为一条，并将徭役折银摊入地亩，既简化了税制，又由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商税是明朝税收的另一重要来源。为加强对商税的管理，《大明律·户律五·课程》有“匿税”条规定：凡城镇乡村的商贸集市和海港码头，都由官府设置的人员专门管理；凡客商匿税及酒醋店铺不纳税者，笞五十，货物一半入官。为奖励告发偷税漏税者，还将没收货物的十分之三给予告发人。对客商船户发给“印信”、“文簿”，登记其籍贯、户口、货物；若私自交易，逃避检查或纳税的，要处以杖刑，钱货入官。此外，明律要求承办茶盐专卖的商户年终纳齐商税，否则，以不足数额的多少分别给予笞杖刑的处罚，并强制完税纳官。

明朝不但重视国内税收立法，而且对外商载货入境作了严格规定。凡海上贸易活动，船舶一靠岸，即必须向官府申报，按十分之一征收进出口税；若不报或报而不实，杖一百，货物入官；窝藏货物者同罪，告发者给予奖励。这一税收立法，既保护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维护了国家的关税主权。

在明朝以前，历代都有货币管理规定，而且铸造和印制货币的权力始终控制在国家手中。任何危害国家货币制度，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打击。进入明朝以后，商业活动更为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大，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为此，《大明律·户律四·仓库》首次设立“钱法”、“钞法”专条，确立了宝钞与铜钱并行使用的制度。按照其规定，各种钱币并行使用，不得重钱轻钞，违者处杖刑；伪造宝钞，不分首从，一律处斩，没收财产；窝主、知情者、使用者与伪造者同罪；描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私铸铜钱者处绞，匠人同罪。甚至还严厉打击私自买卖废铜的行为，违者各笞四十，以防止伪钱的铸造。这些法律规定，对保证国家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经济秩序，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行政法律内容

（一）行政管理体制

明朝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中央废除传统的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由皇帝直接控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同时，将军事指挥权分别由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掌握，将御史台扩大为都察院，并特设通政使司统一收发各部门与皇帝之间的奏章文件。六部尚书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合称“九卿”，为中央最高官员。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县三级。各省设布政使司掌行政，按察使司掌司法和监察，都指挥使司掌军事，合称“三司”，同为一省长官。府设知府，县设知县，统掌所辖行政、司法等事务。明朝将一切政务决策权集中于皇帝，但实际上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从朱元璋开始，由皇帝指定一些翰林学士为皇帝审阅奏章、草拟“圣旨”。这些翰林学士在宫殿“大内”办公，冠以“某某殿（阁）大学士”的官衔，简称“内阁”，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决策机构。大学士官阶仅正五品，比地方知府官阶（正四品）还低，但实际权力很大，而且他们后来一般兼任某部尚书。首席大学士称“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职。

（二）职官管理制度

明朝的官吏选拔由吏部负责，科举取士是官员的主要来源，但吏员经若干年服役也可以选官，一般只任辅助性的低级官职。官职一般每三年轮换一次。在地方官的任免上，严格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籍贯回避制度。明朝中期起，吏部还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官员的任职地方。官员满六十岁退休，回乡官员称“乡宦”，仍享有免役与司法特权。

明朝的科举取士制度有所发展，只有官学（官办学校）的学生才可参加科举考试。中央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学生称“监生”，由各地官学选送。各府州县都设官学，学生有固定数额，称“生员”，俗称“秀才”。士人考取生员，就享有免役和免受笞杖刑及刑讯的特权，并可以礼见长官。生员可以经考试推荐为“监生”，也可以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省级考试），考取即为“举人”。举人经六年一次的“大挑”可直接任官，监生也可被选拔为官。举人、监生出身者，开始一般只任教官或辅助性官职。举人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会试（全国性考试），会试合格后再经殿试合格，即为“进士”。进士可以直接任知县(正七品)，前几名进士一般选入翰林院任职。

为了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保证官员效忠于朝廷，明朝严禁生员议论时事政治。各级科举考试的考题全都选自儒家经典，对经典的解释一律以宋代理学家的注解为准。答题必须模仿古人语气，不得言及时事，不得自由发挥，考试文体为强调排比对偶的八股文，故这一时期的科举取士又称八股取士。

明朝的官吏考课制度更趋严密。考课分两种：第一种称“考满”，由上级主管官员对任期届满的下级官员进行考察评定，并依据被考察官员任期内的政绩表现，作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类“考语”（即评语）；称职者升官，平常者复职(在同一级别内转任其他官职)，不称职者降级调用。第二种称“考查”，又分为“京察”、“大计”两种。京察由都察院主持，考查在京各级官员，每六年举行一次；大计由各地上级官员对下级进行考查，每三年举行一次。考查的主要内容，是按“八法”纠查违法失职官员。[16] 考查中发现官吏有营私舞弊行为，按保举连坐法严惩。

（三）行政监察制度

明朝的行政监察权，主要由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掌握。都察院号称“风宪衙门”、“天子耳目”，其长官为左都御史，下设左、右副都御史和左、右佥都御史。所有御史必须科举出身，职权颇重，对任何官员都可进行监督弹劾。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每年轮换出京至各省巡察。出巡各省的御史称“巡按御史”，号称“代天子巡狩”，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虽然官阶仅正七品(与知县同级)，但至各省可与三司长官平起平坐，府以下官员都得跪拜迎送。巡按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地方官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并列，直接向皇帝负责，负责监察六部日常政务活动，核查上奏的奏章及奉旨执行政务的情况。另外，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朝还时常派出尚书、侍郎一级官员 “巡抚”各省，明朝中期以后形成惯例。巡抚每省一员，统掌行政、司法。如遇战事，则派出总督统掌军政。明朝后期，巡抚、总督成为实际上的地方长官，并为清朝所沿袭。

第三节　司法制度

为了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明朝司法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司法机关体系

（一）中央司法体制

明朝中央司法机关分别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统称三法司。但与唐宋中央司法体制不同的是，明朝以刑部掌审判，大理寺掌复核，都察院掌监督纠察。

刑部由唐宋时期的复核机关改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明初下设四司，后扩充为十三清吏司，主要审理中央百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师地区重大案件，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各地重大案件。刑部有权判决死刑以下案件，但徒流刑案件须报送大理寺复核。

大理寺由唐宋时期的中央审判机关改为复核机关，主要复核刑部和地方判决的徒流刑以上案件。如发现判决不当，可驳回原审机关或改由刑部重审，死刑案件则须奏请皇帝批准。

都察院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监督纠察机关，除纠察弹劾各级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外，有权监督检察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复核活动，并且经常与刑部和大理寺共同会审重大案件。

（二）地方司法体制

明朝地方司法机关分为省、府（直隶州）、县（州）三级，府、县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而省一级变化较大。各省设布政使掌行政事务，提刑按察使专掌司法审判。按察使有权判决徒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刑部审查批准。

（三）军户案件的管辖

明朝实行世袭兵制，军人编入军户，部分训练征战，部分屯田耕种。军户之间发生奸盗、诈伪、户婚、田土、斗殴纠纷，一般不受普通司法机构管辖，而由各卫所的镇抚司、省都指挥使司的断事司审理。但人命案件则约会当地司法机构检验审理，军民交叉诉讼也由军事机构与当地司法官会同审理。

（四）申明亭制度

明朝各地基层乡里组织设有“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三五名正直公允的老人主持，负责调处民间纠纷争讼。经调解后不愿和解者，也可向官府起诉。这一组织的设立，已具有基层民间调解制度的性质，可以发挥申明教化、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反映了明朝统治者“明刑弼教”的法制思想。

二、会审制度

为了加强皇帝对审判权的控制，有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并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予以监督，明朝对重案、疑案以及死刑复核案实行会审制度，包括廷审、三司会审、九卿圆审、朝审、大审、热审等。

廷审是由皇帝亲自审讯犯人的一种特别审判。明初朱元璋规定，对武臣所犯死罪案件，必须亲自审讯；遇有特别重大的案件，皇帝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亲自进行审讯。

三司会审源于唐朝的“三司推事”，是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

九卿圆审是对特别重大案件或二次翻供不服案件，由三法司长官会同吏、户、礼、兵、工五部尚书及通政使等九家重要官员共同审理的制度。

朝审即由三法司长官与公、侯、伯等爵高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审理大案重囚的制度。它始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直接影响到清朝的朝审制度。

大审是由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共同审录罪囚的制度。它始于英宗正统年间，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后定制，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是明朝独有的一种由宦官指挥司法、会审重囚的制度。

热审是由司礼监传旨刑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于小满后十余天暑热季节进行的会审制度。自永乐二年（1404年）起，因夏天炎热，为清理牢狱，乃令中央府、部、科协同三法司遣放或审决在押囚犯。一般笞罪无干证者，即行释放；徒流刑以下减等发落；重囚有疑难者以及戴有枷号者，奏请皇帝最后裁决。

明朝对大案、要案、疑难案件进行会审的制度，在清理积案、审慎刑罚并对各级司法机关进行监督检查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保证了皇帝对司法大权的有效控制。

三、“厂卫”制度

明朝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厂卫”干预司法。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是明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在普通常设司法机关之外设立的特务司法机构。

锦衣卫由保卫皇帝安全的侍卫亲军组成，是皇帝最亲信的贴身禁卫军，主要负责皇宫警卫及皇帝出行仪仗事宜。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了有效控制臣民，赋予锦衣卫侦查、逮捕、审讯等司法权，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大理寺和刑部不得过问其审判活动。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主管本卫军、匠人员纪律，北镇抚司专理诏狱，设有专门监狱。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明令禁止锦衣卫干预司法。但到永乐年间，又恢复了锦衣卫干预司法的职能，并一直延续到明末。

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宦官指挥组织的特务司法机构。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依靠宦官设立东厂，专门从事侦缉活动，并行使审判权。由于东厂直接听命于皇帝，事无大小一律向皇帝奏报，甚至夜间遇有急事也可面见皇帝，就连锦衣卫也在东厂侦查的范围之内，而且东厂人数众多，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特务网，权力很大。宪宗成化年间，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原有的厂卫机构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设立西厂。其四处刺探民间反叛行为，权力和人数又大大超过东厂，进一步发展了特务司法机构。武宗正德年间，为强化镇压职能，又在东西厂之外设立内行厂。其不仅侦缉官民，而且还操纵、控制、监视东西厂，权力更在东西厂之上。

厂卫制度是明朝始创并独有的，是受皇帝指使的法外司法机关，具有独立的侦查、缉捕、审讯权。厂卫不受法律和司法程序约束，而有一套特殊的手段和程序，可监视各类会审，可随意到各级官府或各地侦缉、查讯，可自设法庭对犯人进行随时随地的刑讯问罪，可制造口供、迫害异己、严刑定案、任意杀戮。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司法制度，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官僚与厂卫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激烈，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一大政治弊端。厂卫干预司法，导致封建法制的紊乱，反映了司法制度的畸形发展，也表现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和残酷。

四、监狱制度

自汉朝以来，监狱多称为“狱”。明朝以后，监狱始称“监”。至清朝末年，才合称“监狱”。明朝监狱组织，自中央到地方已系统化。中央有刑部司狱司管辖的刑部监狱、都察院监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下属的军事监狱及锦衣卫监狱，地方各省、府、州、县也设立监狱。全国监狱均由刑部提牢厅管辖。提牢厅专设提牢主事负责，但无专人专职，一月变更一人主持。提牢主事的职责是点视囚犯和监狱，都察院等机关可以派人提调监督。

明朝的监狱管理制度有所发展和完善，当时已有男监、女监、内监、外监之分。为了保障监狱系囚安全，明朝正式规定了狱官“点视”制度，定时点检囚犯、巡视监狱。对于提牢主事、典狱官以及狱卒失职或纵囚行为，明律规定了比唐律更重的惩罚。明朝还对囚犯的衣、粮、医药等待遇规定了相关法律，明确了囚犯的生活管理制度。

思考题：

1．明初确立的法制指导思想及主要立法活动。

2．明朝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

3．明朝司法机关的变化与会审制度的建立。

4．明朝厂卫干预司法的表现与评价。

[①] 《明太袓实录》卷三十八。

[②] 《大明律·序》。

[③] 《明太袓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④]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

[⑤]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

[⑥]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

[⑦]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

[⑧]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

[⑨]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六○，按语。

[⑩]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

[11] 《唐律疏议》卷十七《贼盗律》。

[12] 《大明律》卷十八《刑律一·贼盗》。

[13]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14] 表面上订立买卖契，实际上并不交付价金，而是以原债务抵折。

[15] 《大明律》卷二《户律二·田宅》。

[16] 所谓八法，指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疲软)、不谨等八种违法失职行为。犯此八法，即上报皇帝分别处以降级调用、勒令致仕、闲住为民等处分，甚至送刑部判罪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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