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研究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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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如何研究

淮海战役

■盖瑞·J.伯奇

● 潘启明 编译

研究淮海战役对美国陆军来讲变得越来越重要。半个多世纪以前，在遥远加国度的一个地面战场上，发生了一场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深刻影响的战争。有人认为从现代战争的角度看，淮海战役几乎不具有代表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深入了解淮海战役，对于美国陆军迎接未来战争挑战的意义尤为重大。

美国陆军上校劳恩·C.爱德华兹

——摘自《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作战艺术》前言部分

淮海战役与《孙子兵法》

中国古代军事巨著《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20年，与传统的西方军事思想迥然不同。更值得关注的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中，不难发现这种古老的军事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和他的将军们，并且充分地显示在淮海战役的筹划与指挥上。

在西方国家，早有人关注到解放军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罗伯特·里格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于1945年—1948年担任过美国驻华陆军武官。在其1951年出版的著作《红色中国的战斗群体》中写道：“孙子对毛泽东以及解放军的影响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孙子的思想已经影响到高级将领在实际战斗中的行动与反应，甚至湛透到了某些营一级的指挥官。对解放军而言，《孙子兵法》提供的是指导精神，而不是硬性的军事条令。”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后，粟裕就向中央军委建议“乘胜”发动淮海战役。这既体现了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的精神，也符合《孙子兵法》中用“势”以达到最佳效果的准则。另一方面，粟裕计划在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京杭大运河和海州（连云港）之间进行机动作战，与《孙子兵法》中“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思想相当吻合。由于解放军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所以他们能够一方面探知对方的部署，另一方面又能隐藏自身的部署与作战意图。而战场上的被动，迫使国民党分散了兵力。粟裕这种在运动作战中制造战机的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第6章中有关“实”与“虚”的思想。除此之外，粟裕在机动作战中还灵活运用孙子的“正奇”理论。孙子认为“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奇与正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可以互为作用、转化的——“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在最初的战役构想中，苏北地方武装就被作为“奇”兵，向南面的淮安—淮阴方向运动占领要地，以包围并孤立黄百韬指挥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同时，作为“正”兵的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沿京杭大运河部署，以阻止国民党部队对苏北地方武装的行动进行干扰，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分割战场，从而使第7兵团最后灰飞烟灭。

在华东野战军围歼第7兵团之际，刘伯承也在筹划歼灭国民党军黄维12兵团的一个“诱敌”方案。在发给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电文中，刘伯承提出要使用“诈术”，即让固守南坪集地区的解放军第4、第9纵队放弃阵地而后撤，诱敌深入。这正体现了孙子“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韬略。诱敌的方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势”——第12兵团向宿县方向进攻的意图。即孙子所说的“利而诱之”。而当12兵团进入口袋时，刘伯承则命令其他纵队机动到敌后方，切断敌退路。孙子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同粟裕一样，刘伯承善于运用战场所获得的信息，来建立战场上的优势，并能巧妙地利用这些优势使敌人做出错误的决定。

火力与机动孰优孰劣

美国陆军最新版《作战纲要》FM3—0认为：军队的装备、人员等要转化成实际的战斗力，就要结合战斗力元素这一概念。战斗力元素包括机动力、火力、防护、信息和领导能力。指挥官只有善于运用这些元素，才能在增强己方打击能力的同时，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以战斗力元素为标准，对国共双方力量进行定性的分析，不难看出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队是如何失去原有优势，而共产党又是如何获得如此重大胜利。

火力是战斗力元素之一，国民党在火力的数量和应用上都具有优势。他们大炮数量多，机械化、摩托化的程度高，而且还有空军。然而，在淮海战役这样一个广阔战场上，国民党拥有的装甲力量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将坦克分散使用又降低了其冲击力。此外，缺乏全面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降低了空军的火力投送能力。如徐州地区的国民党空军并不受徐州“剿总”的指挥，这就给空地协同带来极大困难。由于这些弊端的制约，使国民党军不能发挥火力的优势。相反，由于频繁运动并且能够集中使用数量较少的炮兵部队，使得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的主要战斗中都掌握着火力的优势。

在机动性方面，国民党军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国民党方面可以通过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来快速运送部队、装备和补给；其次，国民党军的机械化和摩托化水平都比解放军高。此外，国民党空军还可以从空中快速运送有限的部队和补给品，并且可以在战场提供快速的火力支援。然而，这些潜在的优势在实战中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国民党军队过分依靠铁路运输，就要分兵沿线保卫；而当道路状况不佳时，又使机械化或摩托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此外，缺乏现代化的机场也限制了空中火力打击和空中运输的能力。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成立以来，机动（运动战）就一直是他们作战条令的重点部分。长期以来，解放军在兵员数量和火力上都逊色于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军及二战期间的日本军队），因此解放军一直依靠运动战来保存自己并寻找战机，并总结出了16字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依靠的依然是部队的运动战能力。通过部队的运动战，粟裕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并且赢得了精神上的优势。粟裕相信快速、大范围的运动战，才能确保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彻底消灭，而不是依靠强大的火力。

为了满足部队大范围的运动战，解放军建立了一系列保障措施。首先，建立了极为高效的情报网络，能够提供有关国民党军队部署和移动的详细信息。其次，解放军的指挥结构十分明晰，有助于部队之间的协调。最重要的是，解放军建立了一个庞大而且严密的后勤运输系统，为大规模作战行动提供支持。淮海战役总共有5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尽管这种运输大多依靠人力或畜力，速度很慢，却很灵活。作战部队到哪里，物资就会通过运河、公路、河流、小推车甚至人拉肩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本质上，这种人力运输的速度，是适应解放军的运动速度的，并且使解放军具有在全国进行运动作战的能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庞大运输系统，在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影无形的防护力

《作战纲要》FM3—0认为：“防护力是要保持军队的作战能力，以便让指挥官能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发挥部队最大的力量。”在这方面，解放军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保存实力，以利再战”长期以来就是解放军的作战条令之一。1936年，毛泽东提出：能胜则战，不能胜则走。在1948年的解放军作战条令中，要求指挥员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也不打伤亡过大的战斗。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就利用大运河来加强防御。而在徐州东北和西北方的纵队，则利用运动战来迷惑敌人，使国民党军的指挥官不敢派出大量部队来援助第7兵团。另外，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国民党方面根本不能了解到华东野战军向南作战的动向。通过隐蔽、分散运动和夜行军，也让国民党空军的侦察飞机很难侦察。

保证部队高昂的士气是防护力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共产党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士兵们都有充足的食物、衣物和最基本的医疗救治；各级政委经常组织会议来解释对国民党作战的重要性和每个士兵对战争的贡献，作战勇敢的士兵会受到鼓励，模范士兵将被介绍入党。战场上面临的困难可以通过士兵讨论来解决，每个士兵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形式被称为“军事民主”。通过以上的种种形式，解放军的士兵们不但可以保持高昂的进攻精神，而且还可以快速地将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补充到自己的部队。

相反，国民党军在这方面却处于下风。国民党军经常简单地让军官和士兵宣誓“反共救国”来提高士气。然而一次次的失败、食物的匮乏、医疗条件恶劣等残酷的现实，使这些所谓的“宣誓”变得越来越没意义。当时的美国陆军顾问团分析认为，国民党军士气不断下降，首要因素就是国民党军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屡战屡败；第二个因素是国民党政府不能为其士兵提供良好的住房、被服和医疗服务；最后，低报酬也造成了军队士气下降。

在战术层面上，解放军很佩服国民党军的工兵部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修筑起坚固的工事，这给解放军围歼国民党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这种优点被国民党军机动性差、夜战能力弱、指挥效益低的缺点所抵消，使解放军可以任意地包围、孤立国民党军。无论是普通的连队还是庞大的兵团。国民党军一旦被围，援兵无望，那么再好的工事也无济于事。

情报网络与派系之争

战斗力中的信息也是解放军的优势所在。孙子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美军的作战条令指出：“信息能够提高指挥官的领导能力，并且可以成倍提高部队的机动力、火力与防护力”。共产党在该地区建立的各级组织，使国民党很难得到有关解放军部署和行动的情报。而共产党可以通过在国民党军服役的地下组织，获得详细的情报。仅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郭汝瑰中将为例，他可以接触到国民党最高战略与作战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至少需要3天才能到达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尽管这在战术层面上毫无意义，但却让共产党深入了解国民党高层参谋人员的思路。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郭的位置及地位，他可以提出一些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建议，而实质上却令国民党军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在战场上，军队的领导能力是凌驾一切的。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与在军事院校的学习，解放军的将领在军事指挥上日臻成熟，相互间极为信任。例如刘伯承在包围12兵团的过程中，就面临黄维兵团可能逃脱的危险。他决定在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之前，就提前开始包围12兵团的行动，并且得到了华东野战军一些纵队的指挥权来达成战役目的。从刘伯承的这一行动不难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解放军采用的指挥与控制体系，类似于老毛奇在19世纪建立的普鲁士参谋总部。这种模式授予战场高级指挥官相当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形势需要随机应变。

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与解放军的将领相比并不逊色。国民党建立的黄埔军校和其他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军官。从1928年到1937年，德国军事顾问曾与中国军队合作，而很多中国军官也曾经到德国学习。例如，国民党军2兵团司令邱清泉曾在德国陆军工程学校和柏林陆军学院学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国民党军的军官都接受过美国的军事培训。可以说，在专业的军事理论上，国民党军官并不差。而在作战经验方面，国民党军在过去的25年中，先后与北洋军阀、红军和日本军队作战，既包括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也有小规模的反游击战。可以说，国民党军在中国的各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下都有作战的经历。国民党军队最大的问题是长期的派系之争，这种派系之争造成将领们互相猜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建立的过分集中的指挥体制，也是为了消除军内的派系之争。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这种指挥体制束缚了一线指挥官的灵活性。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使国民党将领越来越害怕失败，在心理上就居于弱势，这也降低了他们对情况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中国特色的作战艺术

从文字上推敲，作战的艺术实际上是指；通过完美地组织策划、有效地利用资源，最终以最小的损失和风险来达成战役目的。但对于战役层面的指挥官而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大有裨益。对于淮海战役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说明什么是作战的艺术，它对作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淮海战役的复杂性、长时间、大跨度以及战略的重要性，对战役层面的作战艺术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有人会说。粟裕和刘伯承代表的仅是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战争方式。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粟裕、刘伯承和其他解放军指挥官所达到的卓越的作战艺术，确实不能否认。

如今，美国的海外任务越来越多，美军因此被部署到世界各地。因此了解其他国家军队的历史和军事思想，对于美国来讲就愈发重要。从淮海战役得出的结论无疑意味更深：战争不仅仅是包含技术，而且要求指挥官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性的思维。在美国陆军正与解放军寻求接触的今天，应当对彼此的优劣之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原载《世界军事》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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