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邱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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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上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就会进入某种发展的“陷阱”。如果平稳地越过了这一阶段，就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反之，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就会重新回到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前一方面有日本、韩国等成功的典型，后一方面有拉美一些国家的例子。

虽然2009年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2009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已非常接近5000美元。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已进入发展的“陷阱”。

事实也是如此。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整个社会已经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如何正确认识形势，特别是深刻认识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并有效加以解决，是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道路依然漫长。

概括起来说，当前中国存在的十大矛盾有：

第一、中国的发展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导致美国越来越走上了军事帝国主义的道路（详细的论证，可参阅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美国的“反恐”其实只是一种国家战略，并不是因为恐怖主义行为真的对美国构成了什么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反恐的真正目的，无非是借“反恐”在全世界布署它的军事力量，以达到控制整个世界的目的。当然，遏制中国是美国一贯的战略目标。正在进行中的韩美军演以及美国头一次对越南表示“支持”，其用意都在于遏制中国而已。

因而，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与美帝国主义的重大矛盾。中美之间虽然自上个世纪70年代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有了巨大的交往，并且为两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但是，作为两个大国，而且作为具有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中美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矛盾。在中美矛盾之中，毫无疑问，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不仅在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天然的矛盾性，而且更在于美国的社会制度与国际地位。作为世界上惟一现存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必然不可能让中国威胁它的世界霸主地位。然而，31年改革开放以来，不管中国自身存在怎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规模与相应的军事实力的进步，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了美国的“不安宁”。所以，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宣扬“中国威胁论”，并且从各方面实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与政策。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已经成功地将中国纳入到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和经济体系，也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一定意义上来说，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有意容忍的结果，而且事实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有利于维护美国的超级霸主地位的。别的不说，光是美元这一条，中国就奈何美国不得。有人说，中国只要停止向美国出口三个月，美国就乱套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停止出口美国三个月，中国自己可能先乱套了。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

可以预言，无论中国采取怎样的发展道路与政策，只要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军事上不断强大，那么，中美之间的矛盾必将不断突出甚至尖锐化。因而，如何处理中国自身发展与美帝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发展道路上始终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二、独立自主原则与对外开放政策的矛盾。

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大国，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31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其中，引进外资是最重要的内容。从改革开放的最初目的来说，主要是为了引进资金的同时，引进国外的一部分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即非国民待遇。不仅中央政府以引进多少外资作为政府成绩的指标之一，而且各地方更是层层加码竞相争外资。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更加提高，外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渗透并控制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经济部门，以致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换句话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加工基地，并形成了超过70%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同时，带来了资源的紧张和环境的破坏，以及过高的外汇储备。

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引进外资与发展对外贸易，的确拉升了中国的GDP和各级财政收入，并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过度的对外开放，不仅将一些经济利益拱手让给了外资企业，过多的外资挤压了民族资本的市场，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自觉将自己置于国际分工的末端，形成了高产出低收益的发展路径与惯性，不仅自主创新难以实现，加剧了民族资本中的劳资矛盾，而且已经在货币、资本等方面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所“绑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并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度的对外开放，已经产生了与独立自主原则的严重矛盾。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虽然并不认为都是发达国家的“阴谋”，但是，中国并不是其中的最大受益国，这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作为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居然在全世界扛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已经在经济上被发达国家所“绑架”的表现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继续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如果中国不能有效遏制外资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未来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会进一步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而且在政治上一定会出现更加紧张的局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莫过于彻底放弃过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回到独立自主为主，对外开放为辅的正确道路上来。

第三、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矛盾。

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一直将GDP的增长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为此，不仅大量引进外资和过度地对外开放，而且在发展私营经济的同时，放弃了对中小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等公有企业的掌控，通过“改革”，将这些公有企业廉价地卖给了私人。这是导致中国财富占有上的极不平衡和极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与主要途径之一。当代中国的多数家产过亿的那些富人，无不与廉价地占有公有财产有关。甚至包括国有土地资源（特别是矿山资源等）的私人开发，也属此列。任何学过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仅仅依靠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中国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的。

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改革中，“腐败”就是必然的伴生现象。在瓜分公有资产或财产的过程中，一般的劳动阶级只是受害者，而无任何发言权，完全被边缘化。

财富占有上的重新分配，是产生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不断增长的，但是，劳动阶级的收入增长，与富裕阶层的财富的增长相比，它们之间的差距无疑是越来越大了。

其次，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末端地位，再加上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都严重信赖国际市场，从而导致了劳资之间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虽然跟外国资本的利润率相比，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很低，但是，与工资收入相比，中国企业的剩余价值率却是高得惊人。低利润率与高剩余价值率同时并存，这是所有后进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必然现象。富士康的“13跳”，是中国当代劳工阶层生存状况的最典型的反映。

当然，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现象，即在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人与职工之间、不同行业的企业及员工之间，也存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刚看到了西安某国企职工自杀的报道，这应该是关于国企内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又一个鲜活的注解。）

另外，由于中国依然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地缩小，即使取消了农业税，也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格局。

最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建立全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与体系方面着力不够，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赤贫阶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存在于大中小城市的大量乞讨人员上可见一斑。

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越过了国际上公认的危险警戒线。而且事实上，过高的各种犯罪和反社会现象的频发、人心的普遍浮躁、信仰的缺失，等等，无不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和不公平有关。

中国必须放弃片面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必须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发展公有经济，并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遗余力地加快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和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让所有的公民能够居者有其屋，病者有所医，并且能够让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年能够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惟其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安全度过“发展陷阱”。

第四、 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

经过31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其中，国有企业虽然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是，外资和私营经济却也非常庞大，加在一起，无论是资产规模、营业额，还是税收和就业量，都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在这样的情势下，必然存在着经济与政治的矛盾。

作为资本，无不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企，都是如此。虽然中国的外企与私企，都是在国家的鼓励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决不会以现有的利益为满足，它们必将受到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它们一定要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直致政治利益。而就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来说，外资和私企，除了通过政界和学界的代言人替它们“说话”与“办事”之外，它们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仍然并没有充分的直接发言权。在学界和公共舆论中，人们已经看到，相当一部分学者或所谓媒体人，都已经充当了“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他们总是对国家和政府不满，总是对国有企业欲将除之而后快，其背后的目的，路人皆知。

当前中国的政府，处于身受两面夹击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外企和私企仍然不满足于国家对它们的 “赔款让地”，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对现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格局高度不满。因而，中国政府经受着巨大的考验。如何处理来自资本方和劳动方的对立的利益诉求，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仍然将国家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保证中国社会平稳度过陷阱期的重要条件。

第五、 官民矛盾。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由于产生了劳资矛盾（改革开放前公有企业里面是不存在这一矛盾的），由于产生了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相应地，中国社会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即官民矛盾。

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的许多官员有意无意地成为了“经济人”。由于中国没有现实条件实行全民投票式的民主，民意的表达缺乏有效的合法化途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而言，民权被严重削弱，从而使上述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又表现为官民矛盾。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劳动阶级仍然是中国居民的绝大多数，并且处于空前的无权无利（相对利益）状态。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卑微，不仅产生了对于政府的不满，而且也产生了对于社会的失望。他们犹如地球表面下的岩浆一样，在暗暗地翻滚着，一旦地表发生破裂，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本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正如温总理刚刚说过的那样，它的任务就是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由于上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使政府的这一目标和任务始终离人民的企望和实际要求相差甚远。再加上新中国建国的历史并不长，许多人不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优越性”还记忆犹新，而且对于“万恶的旧社会”也并没有淡忘。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中国的现状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一些人别有用心制造的结果。这正是中国极左派之所以始终存在着相当的社会市场的根本原因。

如何真正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不仅在经济上实现平等与公正，而且在政治上进一步积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真正实现人民民主，这是解决官民矛盾的根本出路，也是使整个国家平稳度过“发展陷阱”的重要条件。

第六、 不平衡发展战略与地区经济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

有意识地采取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发展模式” 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战略，以深圳特区的设立为标志。其后，又有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相继开放。再后来又有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计划的实施、天津滨海地区的开发等等。其间，为了弥补地区之间过大的经济差距，也实施了“西部开发大战略”。

不可否认，31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从理论上来说，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的不同，中国各省市的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存在着差异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容之一，就是自觉地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贯彻了打破平均主义的原则，这就是有意识地通过政策上的倾斜，进一步自觉地扩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于是，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各省市之间的巨大的经济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为北京、上海以及东南沿海各省与中西部各省市（包括东北）之间的差距。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上的差距，让人感觉仿佛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这样的地区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是产生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的主要表现之一。

如何遵循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同时又使地区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是未来中国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第七、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目的是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 步，随着外资越来越多，随着公有经济越来越少，随着私营经济越来越大，随之明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的经济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虽然政府的势力与作用依然强大，但是，所有的人都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的神奇与无情，也越来越感受到金钱的无所不在的巨大作用，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渐行渐远。于是，尽管政府仍然在不断地进行道德与政治的宣传，但它们对于国民的实际作用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在当今中国，似乎人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人”，并且是“单一”的经济人。一夜之间，中国人似乎都成为拜金主义者。金钱主义原则渗透了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人们在买卖中的关系如此，而且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无不贯彻着金钱原则。

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官场上的司空见惯的各种腐败行为，而且在教育、医疗、体育运动等各方面都看到了严重的金钱至上的行为准则。一句话，在中国，存在着市场化不足与市场化过度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而且还存在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而社会道德水平反而下降了（至少没有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的奇特现象。这就产生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并且缺乏健全的全民保障与福利体系的社会，也必然存在着这样的矛盾。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虽然要以经济增长与发展为前提，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退化而不是进步与现代化。如何处理保持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未来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

第八、 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之间的矛盾。

长期以来，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里，实行着适用于某些少数民族的自治制度与政策。应该说，从理论上看，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因为正是中国，创造了一种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不是自决）相结合的制度。而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往往奉行的是以强凌弱的民族原则，无论是欧洲移民对于美洲土著的剿灭，还是流行于19世纪的殖民主义，都是如此。

如果单从内部来看，应该说，中国所实行的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结合的制度是相当成功的。但是，由于中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的这一制度必然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干扰甚至破坏。可以预言，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结合的制度仍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不仅要从内部动员更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还必须善于应对来自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在方面，美帝国主义通过民族分裂战略，已经成功地瓦解了前苏联、南联盟等。毫无疑问，美帝国主义也必将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实行对中国的遏制。

第九、 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矛盾。

到目前为止，从人口结构上来看，农业人口占据了总人口的一大半，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步伐，人口进一步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同时，取消了农业税，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生产的条件。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仍然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矛盾；城市和城镇对于人口的有限吸纳力与庞大的农业人口规模之间的矛盾；城市化与巨大的农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即城市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因而，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矛盾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

当前，由于受前些年高校扩招的影响，农村中受过高中等教育的青年形成了“新生代农民”，这些青年在各个方面已经不同于他们的父辈，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在规模上估计达到了一亿左右。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而且基本不具备农业生产技能与意愿，但是，按目前的户籍制度，他们的社会身份仍然是“农民”，在就业、教育、婚育等各方面未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新生代农民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的矛盾最集中的表现和形式。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紧迫任务。

第十、 经济增长模式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31年来，由于中国实行了前述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再加上中国主要依靠了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技术创新，因而，巨大的产出与出口规模与有限的资源供给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现在，中国不仅进口一半以上的所需石油，而且在铁矿石、铜等主要有色金属方面也严重依赖进口。中国的淡水资源等生活用资源也日益紧张。与此同时，中国的碳排放量也位居世界前列，不仅对大气污染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在土地、水资源等国内生产与生活资源和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从而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从各个方面来说，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面临着艰巨的进一步转型任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能否顺利完成这样一个转型，将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以及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个转型，有可能比当年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更加困难，因为这个转型，意味着必须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并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因此，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将会出现更加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整个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成为真正的强大的、民主的、公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成为吴敬琏教授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不仅取决于人民的意愿，更是取决于执政党的意志及其对全社会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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