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钱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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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为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是受惠者，也受到了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影响和赐予。这才是在世界背景下观察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封闭的，更没有自我封闭的特性。闭关自守，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趋向，完全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固有性格。开放、容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记忆和特性，遗憾的是，在距离今天不到三百年前突然失落了、遗忘了。我们平时常说，“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背后也隐含着将中国和世界判然隔离，习惯性地以为中国似乎自外于地球世界的心态。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和改变的。

我今天讲“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们平时所讲的所谓的“中国文化”，其实在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汉族文化而已，毫无疑问，这是不妥当的。在我看来，“汉族”这么一个明确的概念，恐怕要到三世纪后才形成。而其他民族和汉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是非常的迷人的。其他的民族为汉文化的形成做出过很多的重要贡献。

至于汉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也更加精彩了。是的，汉族文化，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了。然而，我在这里却想强调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由于非常独特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中国文化其实从很遥远的古代开始，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也就受到了极其丰富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很生动。但是，我们今天已经遗忘了。也可以说，很多原本是外来的文化早就默默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一切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呢？尤其是在很有限的时间之内，这实在是一个难题，我想还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分语言和历史两条线索来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记录、传授的主要工具，并且会影响，也会反映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却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说“外语”，这里面就可以揭示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历史则往往是一个事件，比较丰满，比较生动，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过程。当然，讲语言的时候会牵涉到历史，讲历史的时候也会牵涉到语言，并不能截然判明。

一、汉语中的外来文化影响

先说语言。我主要依据季羡林先生、张永言先生、徐文堪先生的研究成果来谈，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很可靠的，是站得住的。其中也会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汉语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的。然而，汉语并不是“汉族”一个民族创造出来的，它的出现、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就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地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语言中吸取词汇的过程。这些吸取来的词汇，就是“外来语”。这个过程由来已久。

1、远古和上古

上古时代的中原人已经和周边的其他民族频繁交往。实际上，所谓汉族人，就是由古代进入“中国”的越人、夷人、羌人以及出入中原地带的人融合而成的。因此，所谓“汉语”，本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混合体，也是由古代的越语、夷语、羌语等融合而来的。所以，在先秦时代的“上古汉语”里就有不少的外来语，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譬如说“牙”。上古汉语里有“齿”这个字，不分人、兽。而“牙”则是后来出现的，起初只是指某些动物的牙齿。根据学者的研究，“牙”根本就是随同华南的象牙一起输入的南亚语，原本主要是指象牙的。越南语里就叫nga。

这些外来词早就“归化”于汉语了，我们早就不感觉它们是“外来户”了。先秦的古籍里就有很多词语是很难理解的。《吕氏春秋》里还有一个怪字“西服寿靡”，类似发音的“胥靡”还见于《庄子》“胥靡登高而不惧”。这是什么意思呢？从汉语的角度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郭沫若就提出，这个字其实就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sumer！这下就可以解释通了。古代的苏美尔人是由东方迁徙到两河流域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那部分的文化很早就反映到我们的汉语里了。

2、秦汉

秦汉，特别是西汉，尤其是张骞“凿空”出西域以后，这方面的情况更加明朗化了，不再像远古和上古那么的模糊了。这个时期的例子太多了，譬如“葡萄”。这是我们今天经常吃的水果，原产地不是中国，而是从古代西方传进来的，至今新疆依然是著名的葡萄产地。这个字，原来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固定写成“葡萄”大概是元朝以后的事情了。这当然是个外来语，来源是古代的伊朗语。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说，“葡萄”来自古代伊朗语的一种大宛语的badaga。再如“狮子”。这个字本来写成“师子”，过去学者们认为，来源也是伊朗语，这也是有道理的。不过，现在可以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来自吐火罗语的外来词，焉耆语作sisak，龟兹语作secake。

这个时期大量的外来国名、地名、人名进入了汉语，这些例子就真是不胜枚举了。

3、中古时期

一般来讲，这是指东汉到五代。这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色彩斑斓的时期，是一个高峰时期。这一点，相信大家也都是了解的。

这个时期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千多年，翻译大师辈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宋朝，这股浪潮才逐渐地消止了。这里面牵涉到许多耗人心血的学术难题，我们在这里只能做最简单的介绍。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进入汉语的外来语，主要是来自梵语和巴利语、中亚的各种古代语言，其中很多早已经灭绝，不再使用了。我在这里随便列举一些常用的：般若、菩提、南无、僧伽、阎罗、菩萨、罗汉、和尚、沙门、夜叉、袈裟、摩诃，等等。举出几百个例子，毫不费力。其中不少为了符合汉语的习惯缩略了，于是就更像汉语了。比如，僧伽——僧，魔罗——魔，塔婆——塔，劫波——劫，禅那——禅，钵多罗——钵。然后还由此产生出不少的复合词，外来的面目就更加难以分辨了：高僧、恶魔、魔鬼、宝塔、浩劫、劫难、禅师、衣钵，等等等等。同时，随着佛典的翻译，还出现了大量的“新词”：世界、法宝、天堂、地狱、信心、因果、变相、真理、圆满、平等、慈悲、烦恼、方便、庄严、报应，这些难道不是经常见于报纸文章，时常挂在我们嘴边的吗？有谁还能意识到它们原来是“外语”呢？

再譬如“哥”。大家一定会感到震惊，这也是外语吗？是的，而且清朝学者崔灏在《通俗编》里就已经指出来了。近来，学者更是明确指出，这个字和阿尔泰语、突厥语和蒙古语有密切关联，应该说是解决了这个学术问题。

4、近古时期

这是指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了。这一段历史时期，汉族地区的文化比较于周遍民族来讲，相对要高一点，所以，传入汉语的外来语数量不仅没有过去多，而且影响也要小很多。不少的尽管在当时流行，后来不久就从日常的使用里消失了。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外来语就更容易被我们忽略。不过，依然有不少很有趣的事例，值得在这里介绍。

“站”。这个字，大家也很难想到它是一个外来语了。其实，它是蒙古语jam，或者是jamci，后者就作“站赤”。这个字最早写成汉语的“蘸”，来源很古，可能就是拓拔魏时期的“咸真”。

“来的好”。这在《水浒传》里是经常可以看见的，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却也似乎难以说清楚。其实，只要我们略微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就可以联想到佛经里经常出现的“善来”，梵语的svagatam，意思是“欢迎”。“好”和“来”结合表示欢迎，在今天的英语里依然如此，welcome；德语是willkommen；结构和意思是一样的。

在这个时期的元朝，开始有大量的西方人士来华了，他们已经开始介绍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了。到了明朝，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汉语里面就出现了很多来自于阿拉伯、波斯、马来亚的外来词，有的甚至来源于更遥远的地方。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5、近代和现代

这段时间里外来语的类型就比较明显了。

如直接引进印欧语的词：沙发、扑克、咖啡、吉他、雷达、坦克、幽默、摩登、维他命、吉普车、下意识、世纪末、闪电战、时代精神、阶级斗争，等等等等。

汉语的外来词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课题，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难题，它可以说明，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绝对不是封闭的，绝对不是只出不进的。外来语在这个意义上，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化。

二、中国历史中的世界背景

我们再从漫长的历史中截取几个有意思的片段，再换个角度，来从世界的背景下进一步考察、思考中国文化。我在下面讲五个片段，或者说五个问题。

1、中国的黑人

中国境内自古以来生活着白种人、犹太人，这对于大家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很新奇的事情了。但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境内，中原地区也生活着黑人。这可能就会让大家略微觉得惊讶了。

其实，这在学术界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中西学者都有所讨论。安阳殷墟就发现了明显带有黑人特征的头盖骨，不是一具两具。自先史时代，到殷商、周、秦、汉，中国境内一直有黑人存在，汉简上也有关于他们的数量不小的记载。而且，这些黑人还分属于不同的种族，有的是来自南洋的、南亚的，有的是来自非洲的。

大约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史籍就明确记载了，东非地区的黑人就作为阿拉伯商人的“商品”被大量地运往中国。在一部古籍《萍洲可谈》里就讲：“广州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岭外代答》里则讲“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擒之，动以千万，卖为鬼奴。”这就可见黑人奴隶贸易的一斑了。

东非的黑人虽然很早就不幸被卖到中国，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印象却是美好的，奇特的外貌肤色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1954年，1986年，都是在西安附近的唐代墓葬里，发现了栩栩如生的黑人陶俑。这表明，最晚在唐朝，东非黑人的形象就出现在中国的雕塑和陶瓷工艺里了。

这些黑人还经常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比如《太平广记》里有一篇《昆仑奴传》，就是讲述东非黑人磨勒的故事的。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黑人的形象大多是美好的，尽管他们的名字一般离不开“鬼”的意思。

2、所谓的中国民间传说

为什么说是“所谓”呢？因为我在下面讲述的几个民间故事或传说，长久以来，大家都认为它们是纯粹的国货，其实未必。

《三国志》本文里就有不少的佛教故事。譬如《魏志》里曹冲称象的故事。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这原本是来源于印度的故事，流传在中国境内，附会为曹冲的故事，以彰显他的聪明。而曹魏境内并没有大象，于是，就只能假托孙权进贡。其实，中国古代似乎就有用同样方法称猪的，本不必用此。

同样的还有名医华佗的故事。华佗在《三国志》里也是有传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名方，字元化。那么他为什么又叫华佗呢？此外，他断肠破腹，数日即好，这是连今天的医学水平也未必能够达到的，所以很有点神话色彩，而这些神话般的故事大多可以在印度和佛经里找到。而 “华佗”云云，也是大有来历。梵语有agada这个字，意思是“药”、“药神”，经常可以在佛经里看到的。“华”的古音正是ga，华佗正和gada对应。至于前面的那个a，在汉译中经常是省略的，比如“阿罗汉”作“罗汉”。所以，“华佗”乃是印度药神，是一个名誉外号！用以形容他的医术高超，像神一样。

类似的还有竹林七贤，七位贤人当然是真实的古代中国人，但是“竹林”确是梵语的Velu、Veluvana，乃是佛教历史上著名的佛陀说法处，历代佛典都有记载，是被搬来套用的。

魏晋南北朝期间的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特别是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印度文化，几乎是无孔不入，弥漫一时。

3、隋唐的几件趣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隋唐真可以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巔峰时期，外来文化和中国本身的文化水乳交融，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很难分辨。大的例子就不举了，我在这里就为大家举几个似乎小到不能再小的例子，却也许同样可以展示当时文化交汇的空前盛况。

先说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一个是安禄山，安史之乱是大家都了解的，一般来说，都认为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可能大家也知道，安禄山是突厥和西胡（粟特）的混血儿，本人并不是汉族，然而，他的名字的汉文化色彩却非常的浓郁。不过，也许要扫大家的兴了，这个“禄山” 其实根本就不是汉语，而是源出于伊朗语的roxsan，意思也不错，是“光明”。所以，他的名字倘若翻译成汉语，应该叫“安光明”才对！隋炀帝有个小名叫“那罗延”，就是梵语里面“大力士”的意思。

4、明末中国天主教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下，明朝晚期有大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当然是来传教的，但是也输入了大量的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问题其实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我在这里谈几个小问题。

在清兵的强大攻势下，南明节节败退。一些中国的天主教徒，比如徐光启、李之藻，多次从葡萄牙占据的澳门募集火器。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清初的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都是他的部下）在担任登莱巡抚时，在葡萄牙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练成一支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精锐部队。不幸的是，这支部队后来发生兵变，投降了满州，使清兵得到了大量精良的西洋火炮，还得到了由西方人直接传授的弹药制造技术以及瞄准的技术和仪器，这就有效地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对比。

更有意思的是，南明的很多太监和后宫皇太后、皇后乃至皇太子，都受了洗礼，起了教名。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太监庞天寿就叫Achilleus，一位太后叫Helena，皇太子叫Constantine，等等不一而足。

这段时间的中国天主教问题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

5、银子和食物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首先中国是贫银国，但是长期使用银本位，银子大量应用，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就在晋商的控制之下。这些白银主要是从美洲输入中国的，数量极其巨大。据估计，流入当时太平洋贸易中心马尼拉的白银，有一半流入中国。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惊叹：“中国国王能利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修建一座宫殿”，实际上恐怕还不止。明朝开始，就有西班牙银圆传到中国，进入流通。1830年左右，每年至少有五亿鹰洋流入中国。这种情况不仅支撑了中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也导致了十八世纪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了“价格革命”。这里面的意义怎么能不大呢？

美洲还有大量的农作物传入中国，最重要的有番薯（最早居然叫番茄，乾隆亲自提倡种植）、玉米（价贱耐食）、土豆（最早叫荷兰豆）。这些作物产量高，对土地要求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布局和结构。我国人口在十七世纪中叶不过一亿左右，十八世纪出现人口爆炸，到1850年达到四亿三千万，正是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导致了“粮食生产革命”，才有可能养活那么多的人口。

其他从美洲传入的重要农作物还有：花生、辣椒、菠萝，最著名的当然是烟草了。明朝晚期才传入的烟草，不久就风靡全国。明朝著名的散文家张岱就说：“十年之内……无不吃烟”，惊叹这是“草妖”。崇祯年间就曾经禁过，但根本禁不住。

三、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封闭的

也许，从表面上看，我在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孤立的，相互之间的关联似乎并不那么紧密。其实，我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的、比较“宏大”的、比较“有关联性”的别的方面的例子。但是，还有什么比自己的语言中的外来语，而且还是我们已经不再意识到它们是外来语这样的例子更生动，更能够说明问题，更能够促使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做进一步的思考呢？实际上，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们所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虽然途径有时候隐秘到近乎诡异的程度，但是，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之后，我们却依然能够以各种方式感受到外来因素的直接影响，或者是由外来因素所开启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在为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是受惠者，也受到了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影响和赐予。这才是在世界背景下观察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封闭的，更没有自我封闭的特性。闭关自守，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趋向，完全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固有性格。开放、容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记忆和特性，遗憾的是，在距离今天不到三百年前突然失落了、遗忘了。我们平时常说，“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背后也隐含着将中国和世界判然隔离，习惯性地以为中国似乎自外于地球世界的心态。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和改变的。

近年来，“地球村”、“全球化”的说法颇为风行，不少人以为，尽管这样的进程并不能等同于某种一元化，但是，“主流”的观念和现象会日见突出。我们终究难逃某种“主流”的宰制。这种看法固然并非没有道理，然而，我以为，我们似乎更应该看到，正是在当下的年代里，在承认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和普世理念的同时，提倡并且促进各种文化和谐共存、相互交流、彼此学习、共同繁荣，才更是需要我们特别予以考量和关注的。毫无疑问，这才应该是无可抗拒和回避的真正“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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