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只有暴虐、无休止的征战、腐败、堕落/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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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100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取经”偏重理工，人文社会科学薄弱。中间再被战争和政治运动耽误，被长期以来的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冲击困扰，以及被新自由主义思潮误导，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其实相当薄弱。薄弱就流于肤浅，一肤浅，就可能看不大清，更看不大透，看不大懂，容易犯迷糊；认识上犯迷糊，实践上就不免误事。那种认为全球化条件下，再谈“夷夏之辨”于今是明显“不合时宜”的观念，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迷糊，非常危险。苏东坡有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薄弱，是就学术界总体而言。就个体而论，百年前中国以深刻洞穿西方文化肺腑的一系列高论妙文惊倒（也是倾倒）西方文化界的奇人辜鸿铭先生，表现出学贯中西的强大软实力。20世纪初，当西方思潮排山倒海地袭来的时候，辜鸿铭站在儒学的道德高度，以中西文化比较的独特视角，深刻、尖锐地指出了西方文化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根本缺陷，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其实是“机关枪文化”，而且明确地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趋势，正确地预见和断言了儒家文化复兴的历史趋势。辜鸿铭在20世纪初对中西文化比较的一系列结论，实际上到世纪末为亨廷顿所公开承认。更可贵的是，他的结论和预见并非仅仅基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强大的学术力基础上，基于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比较得出的。而且，这位文化奇才的预见不仅为历史发展所证实，而且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在某些方面至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再度崛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当代新儒家的长期苦撑，以及梁启超为代表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追求，其中都充满对中华文化的强大自信。然而，社会发展是由历史的合力决定的。当潮流涌来的时候，真理有时候会被历史海啸的巨浪所淹没。只有当历史退潮的时候，特别是当中华复兴开始为历史所证实的时候，对西方文化的全面科学认识才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西方文化的道德本质

如第三章所论，文化结构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处于某种文化最上层的，是精神文化，其核心是价值判断。第二层次是制度文化；第三层次是成果文化。其中精神文化具有决定意义，决定该种文化的性质。一种文化的价值判断，也是反映持该种文化民族的生活态度，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它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这里辨其不同。文化之改造，也重在此，而不在其从属部分。否则，此处不改，其他尽多变换，无关宏旨。”（1）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也应把握这三个层次。其中精神层面的文化比较，对于判断不同文化在人类进步中的定位、意义以及判断其发展趋势如何，具有决定性意义。

西方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两百年来西方建立的世界霸权造成一个文明的神话，也是一种“文明的错觉”，就是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20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扩张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也正在后撤”，（2）这个神话不攻自破。西方人终于说了实话，也承认这种普世主义的扩张是“错误的”和 “不道德的”。亨廷顿说：“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在8世纪和9世纪，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3）

人类文化发源于东方。现在所说的西方文化，历史上是西欧文化，现代是欧美文化，也叫西方基督教文化。亨廷顿承认，西方基督教文化“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它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以及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欧洲。”（4）“西方世界长期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和麦加的阴影之中”，（5）其实是生活在东方文化的阴影之中。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两河文化即苏美尔文化（也称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将西方文化起源提前了3800年，可惜不是事实。有趣的是，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庄子》中“胥靡登高而不惧”的“胥靡”，就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sumer！苏美尔人是后来从中原迁徙到两河流域的。（6）所以，如果西方文化源于苏美尔文化，需要认中国人为祖先，这是很荒唐的，也是“使不得”的。其实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包括地中海文化（也称古典文化）和其它文化，甚至也包含中国文化，对此早期耶稣会士有贡献，启蒙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亨廷顿所说近代西方文化形成于18世纪前后，正是东学西渐引起西欧“中国热”的这个时期。西方人讳言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其实，作为西方文化基石的基督教，也不是西方人创立的。可以说，西方文明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层面，相对于中华文化，都缺乏原创性；但是西方特别善于学习和创新，近代以来又占尽先机。

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人类混居、饮食与共，没有典型的家庭生活。部落各有其祭祀，原是一种多神教社会，没有统一的宗教，也就没有大的部落和邦。公元一世纪，罗马以武力征服了千百个邦，罗马帝国的疆界向西扩展到西班牙和英伦诸岛，向北扩展到比利时和莱因兰，向南扩展到北非和埃及，向东扩展到阿拉伯半岛。虽然罗马帝国同秦汉帝国的疆域相比很小，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已经是空前的大帝国了。所以美国人至今向往罗马帝国，他们不了解秦汉中国，也似乎不了解秦汉以后一直到清朝的中国朝廷，实际上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罗马帝国不如秦汉中国的根本弱点，还在于没有一个先进强大的文化。罗马帝国起初不是单一的一族一教，但是罗马人也懂得需要文化，能将被征服者的神移来罗马，以容纳宗教的吸引力，以助其暴虐和征战，成其帝国统治的局面。然而罗马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更没有文治思想，原有各种宗教经过兼并和战乱不可避免地衰落荒虚，人们的精神无所寄托。后来罗马终因精神堕落而走向衰落。这也是由于罗马人的“崇拜制度与希腊人的崇拜制度一样，是外在的和机械的，而不是内在的和精神上的。”（7）所以，罗马帝国的崩溃，不独是政治上暴虐、征战无度，也不独是上层社会的奢侈无度导致的贸易逆差和贵金属外流，归根结蒂在于精神文化层次低，缺乏思想（宗教）、更无理想，导致道德沉沦所致。法国学者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在《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古人（初民）间彼此那般不同，那般不羁与善变，社会的联系和统一是不易建立的。．．．．．．自然必须有一件事物，较实力为大、较利益为尊、较哲学学说为具体准确，较契约更为固定；它既在人人心中而对人人有权威——这便是宗教信仰。信仰是我们头脑的产物，而我们不能随意改变它。它是我们的作品，而我们不自觉。它是‘人的’，而我们以为‘神’，它是我们力量之结果，但莫有比它对我们更有力量的了．．．．．．人固然可以使自然降服于人，但人永远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隶。”罗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宗教，只有暴虐、无休止的征战、腐败、堕落。在无可救药的衰落中，基督死后，耶稣的门徒受不了犹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于是向欧非两洲的缝隙发展，这样从东方传来的基督教，正好填补了罗马帝国的精神空虚和思想真空。初民的软弱、悲惨、无助，心灵精神无所寄托，需要宗教；初民的愚昧无知也接受宗教。于是在公元313年，原本出身卑微和信众不多的基督教被立为罗马的国教。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实际上是将基督教立为古罗马国教。此举大大巩固和提升了基督教的地位，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也使得西方在奄奄一息的危机时刻意外地得到了一碗续命汤。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就是教会的天下。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原是浅化民族，历史短，易冲动，加以此后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战争及基督教内部分裂导致派别之间的战争，绵延千年以上（参见钱穆《晚学盲言》。更经历了中世纪晚期长达几百年的饥荒、战乱、瘟疫的苦难历程之后，西欧终于找到了历史的出口，即经过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才逐渐走出困境，并且在资本原始积累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整合出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总之，尽管基督教缺点很多，毕竟对西方社会发展功不可没，西方人难以割舍，即使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宗教也只能改革而不能革命（废除）。

基督教的主要教义是所谓“三位一体”学说。该教称，上帝只有一个，它具有三个“位格”，即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或称天主圣神）。这三个 “位格”不是相互独立的三个神，而是同一本体的同一个神。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道”（logos，希腊文，音译为“逻各斯”）。这个“道”在天地被创造之前就已经与父同在，后来它以肉身的形式降世成人即耶稣，称为“道成肉身”。圣灵也与父子同在，是“从父子出来”的“灵”。他受圣父圣子差遣，进入人心，感动人的心灵。犹太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真神，基督教秉承此说。三位一体学说克服了崇拜耶稣（上帝的独生子）和一神教教义崇拜上帝的矛盾，是基督教产生初期的一种理论创新，一个思想成就，以后其它说法都成为异端。

基督教在得到罗马帝国承认和扶持以后，得以传播开来。基督教的教义使得基督徒能够保持近乎疯狂的理想和热情，为了宗教的利益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一点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从前者分裂而来）在近代西方全球殖民扩张中有突出的作用，近代最早走上海外殖民扩张道路的都是天主教国家。否则，沙勿略、利马窦等早期耶稣会士的宗教狂热和献身精神就难以理解。

西方人历史上农业不发达，兼靠海洋谋生，长期发展缓慢，甚至难以维持温饱。走出蒙昧时代以后，11-13世纪，欧洲人系统地学习了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加快了发展。威尼斯商人的好处，在于经商暴富以后向往文化，资助文化，于是又经历了文艺复兴，丰富了文化。这个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先后传入西欧，其中造纸和印刷术促进了文艺复兴，指南针更使西方的航海如虎添翼（实际上助成了大航海运动），火药和火炮西传引发了西方军事革命。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经历了长达200年之久的经济社会危机（饥荒、瘟疫、战乱等），实际是生存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走上了对外发动战争和殖民扩张的道路，掀开了既野蛮又文明的世界近代史。

亨廷顿说：“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日本、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8）事实比这要严重得多。亨廷顿又说：“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9）这句话基本不是事实。亨廷顿说：“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10）这更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社会危机，主要是严重的饥荒。先要活命，“饥寒起盗心”，近代西方殖民扩张首先是向海外寻找食物和燃料，吃饱了以后，饱暖思富贵，才追求黄金。此是沃勒斯坦的研究结论，非笔者信笔涂抹。（11）至于远程航海的核心技术是指南针，来自中国，是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欧的。此前欧洲只能在近海航行，有了指南针以后才得以走出近海，进行全球扩张，建立世界海权。火药和火炮是由成吉思汗的军队带到欧洲的，欧洲人进行了改进，发生军事革命，这倒是真的。接下来亨廷顿说了实话，他引用另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善于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对此，亨廷顿补充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它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个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12）“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以后，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终于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全球霸权。

西方文化道德上的缺失

基督教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最显著特征。其中基督教是从西亚移植的，个人主义是近代宗教改革的产物。宗教改革以后，个人主义由于符合资本主义的需要，资本追逐利润和个人追逐财富（利益）被认为是最合乎自然法则的，因此近代以来个人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被认为是西方最重要的价值。个人主义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东亚社会，把个人主义加以绝对化，这在理论（儒学）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

耶稣与孔子一样有救世情怀，但有不同的思路。儒学的基本思路是向内挖掘人性中的善（仁），从中提炼出父子、夫妇、兄弟三种基本人伦关系，再加以扩展到社会国家，衍生出君臣、朋友两伦，创造出五伦学说。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建立社会秩序，并形成文化，以续久远。所以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本位的文化。近代基督教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都是武装开路，强行传教。这一套早期在明代中国不灵，16-18世纪西方国家海军与中国几次交手失败。16世纪末以后沙勿略、利马窦来华，看到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国情实在相去甚远，乃不得不加以变通，被迫承认中国礼俗与天主教不悖。后来天主教内部发生分裂，导致罗马教会与中国朝廷的对抗和决裂，天主教被逐出中国。鉴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困难，后来《圣经》的中译本不得不作了修改。对此，民国时期的学者张荫麟教授曾指出：“在基督教势力下，个人所负宗教的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的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稣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又一段记载耶稣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它母亲不和，媳妇与她婆婆不和’。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家族的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为别超越家族的大群（指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之道德空气，则固前后如一。”（13）可见，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奉行的是一种基督教的“大群主义”，近代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符合资本和西方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利用，现在则包括为跨国公司所利用。现在一些中国人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困扰，精神无所寄托，往往为基督教弥撒的特殊气氛和宗教仪式等外在的新奇所吸引，对其教义既不在意也不求甚解，更对于洋教借全球化进行文化扩张的政治目的毫无了解，乃成为基督徒。韩国已经成为东亚的最大基督教国家（1/3的韩国人信基督教），这一点必须引以为鉴。其实在西方正相反，20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大大削弱了欧洲人对宗教的热情，如今上教堂在很多西方人那里与其说是信仰，莫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中西对比，足以发人深省。

西方历史上是“浅化之民”或称蛮族，是靠对外殖民扩张、发财暴富以后才在18世纪前后文明起来的。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就懂得，但是中国讲求君子之道，倡导“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不靠对外殖民扩张发财，主要归因于文化、道德的约束，这是文明，不是愚昧。虽然短时期吃亏，但是从长期看，具有道德优势，不可以妄自菲薄。道德，人弃我取，利在千秋。西方人不懂，他们更留意于外财，工业革命后更是如虎添翼，所以近代通过殖民扩张，发动战争，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发起来，既富且强了。这其中，近代科学技术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到宋朝发展到顶峰，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是毕竟只是接近，功亏一篑。元朝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中断，以后就衰落了。即便没有元朝以后的衰落，即便发生工业革命，中国也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西文化，根本不是一路。

西方文化，形式上是宗教文化，也是一种世俗文化。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也是一种世俗文化，却注重道德，更有一种博大、高远的精神追求。当然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按照儒学标准，西方文化将“理想”专一于个人上天堂，是无理想；又专注于追逐个人利益，造成道德精神的缺失

古希腊地域狭小，发展农业没有地利，于是航海经商。所谓航海经商，也只是一说，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史上，由于经济特别是农业落后，不足以温饱，必须辅之以出海为生，发展“外向型”经济。又由于出产有限，无以交换，于是航海经商常常兼营海盗生意，商船就是军舰，商人也是海军，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海上谋生，漂泊不定，而且相当凶险，或暴富，或暴亏，或平平，或生或死，所重在机遇，在外部条件。即使反求诸己，也只在货物（商品）上做文章，不会在内心的德行修养下作功夫。大半个人生在航船旅次中渡过，心系财物，惦念妻小，不得安生，哪里可能修身齐家？中西人生道德观念的差别，根源在生存条件的差别，这既符合地缘政治-文化原理，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西方文化不讲究修身，不向内用力，专一向外用力，两眼一味盯着别人的资源、财富，不断地向外部逐求，向全球扩张。包括这次金融海啸发生，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盯住中国人的钱袋，都是同一文化原因。西方这种向外逐求的文化，恰好与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相符，加以借助科学技术的翅膀，乃将人类生产力的扩张发挥到极致。这方面，世界上其它文化都瞠乎其后，也是儒家文化自愧弗如之处，这是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是内敛的文化，历史上长期刻意压制资本积累，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只能萌芽，难以靠自发长大。明清以后资本主义萌芽逐渐有所长大。

西方民族形成的历史不长，是13-15世纪以后的事情；其来源复杂，是历史上多民族的混合体。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又灭亡了。由于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的混乱之中，17世纪西方人在给自己写历史时，只能把中世纪的开端定在公元600年起。（14）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苦撑的时间长，文明崛起的历史短：公元八至九世纪开始形成，到十七至十八世纪才相对稳定下来，大体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文明的形态。所以，西方文明的成熟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同步。沃勒斯坦说，我们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其实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是处于其衰落的后期。若不是在近代殖民扩张中搭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班快车，西方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可能走向世界，更无力压制东方和中国。所以西方文化衰落，根本上是无药可医的。救助美国金融危机，也只是打强心剂，作为其源头的西方文明是没办法救助的，只能转型。

按照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15）上帝原本完全有理由把人类都打入地狱，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慈悲为怀，有选择地拯救了一部分人。换言之，上帝预先确定了天堂中居民的人数，天堂席位成为稀缺资源，只有上帝才能决定哪些人能得救，而其余的人则进地狱。至于上帝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进天堂，据说那会导致所有人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上帝根据什么决定谁进天堂、谁下地狱，则是一个非常人所能了解的秘密。这样一来，教廷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导致宗教之间千百年无休止的宗教迫害、宗教战争和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的分裂。中世纪欧洲的思想禁锢和惩罚是极其残酷的，革除教门要受到严惩，包括人身制裁，没收财产，当众受辱，名誉扫地；重者则动辄火刑，中世纪欧洲教会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宗教裁判所只在西班牙一地就烧死过一万人以上，判刑的达二十万之多。中世纪以前，西方对思想家尤其仇恨：苏格拉底被处死刑（死于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布鲁诺死于火刑。而十字军是“食人（肉）兽”，则是十字军日志中自己毫不掩饰地记载的。（16）而孔子为春秋时期争鸣的百家之首，背景是列国争雄。但是中国有思想自由，可以百家争鸣，不迫害思想家，所以孔子活到七十三岁，临终之日，晨起扶仗逍遥，咏歌自挽，继而在睡梦中仙逝。中西文化圣人的不同死法，实际上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不同本质和精神。近代以来东西方关系的许多问题，“文明冲突”的根源，都与此有关。

法国学者安田扑（Rene Etiemble，1909—）说，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忘恩负义。（17）说西方崇尚实力（财富和权力），是西方学者的一种婉辞，其实是崇尚暴力。西方政治哲学之崇拜实力的文化根源也在这里。基督教又限制了天堂席位，进而将人类分裂为能上天堂的和能下地狱的两类，这分明是为了便于在思想和政治上操纵社会，是一私字作怪。基督教文化不知修己内省，一味外求，只知向外用力，其实也是一私字；一味向外用力，内心只有上帝，容不得别人，就必然心胸狭窄，极端排外；不能修己安人，人心放肆，漫无约束，得志便猖狂；只顾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死活，就只有致乱。所以一部欧洲史是无休止的战乱（中国古代历史是周期性战乱）。中欧日尔曼诸小邦，西欧意大利诸小邦，直到19世纪末才归于统一。所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意识高涨，但天下襟怀不足，如果说也有天下襟怀，就是统治天下，称霸天下，更成为世界乱源。说到底，还是一私。又标榜自己有群体意识，其实只有“己群”，没有“他群”，是假公而真私（放大的私）。今天中国礼俗破坏，道德滑坡，信仰危机，许多人思想上失所依傍，不要说“大公无私”，就是“大公小私”都很难讲了。这是一种社会失衡的暂时现象，归根结蒂，公私之间也要有一个平衡。但西方人的私又有不同，其私字后面更有一可怕的思想，是不把对方当人看，不是人。中国人重道德，念情谊，有谦德，讲和合，是以对方当人看；基督教观念是不信我的教就是异教徒，异教徒就要从人间除去，这在《圣经》上都有明示。所以西方人在中国清代以前被称为“生番”，是因为他们野蛮、残忍，杀人如草芥，近代杀遍五大洲，而且杀得理直气壮，如对美洲印地安人和虐待华工。这种私字当头和排斥异己，是西方宗教不断分裂（由基督教而天主教，而东正教，而新教和其它教派，等等）的文化根源，也是世界至今不安宁的一个文化根源。罗素有《爱国功过》一书，说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人的手段以奖励国民的爱国心。最初仇嫉西班牙人，继之仇嫉法国人，继则仇嫉德国人。今后又不知仇嫉谁氏。（18）果然现在西方国家又合伙来来仇嫉中国人。安田扑批评西方对中国忘恩负义，这还是中国观念，西方没有义的观念，恩的观念也只限于感谢上帝。上帝无非是人格的神化，感谢上帝其实还是感谢自己。这方面以美国人为最。美国人就认为，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不用感谢任何人，他们不欠任何人的，当然也包括印地安人和华人。再如强暴和欺诈，这种恶德自古就有，也不独西方文化。但是象现在美国布什政府这样，想打谁就打谁，想炸谁就炸谁，又高喊有美国“先发制人”战略优先权，包括打核战争；金融欺诈搞到全世界规模，而且败露之后毫无自责，公然绑架别国，要求各路“英雄救美”，甚至以战争相威胁。这些事情只有美国能干出来。欧洲各国都逊色。西方现代科学如此发达，就没有一门科学研究西方文化的这些问题。西方的现代实验心理学，据说手段相当先进，似应研究研究自己的文化心理。

亨廷顿承认，西方文化从西欧一隅的弱势文化，几百年中成为压倒一切的全球强势文化，归根结蒂是由于使用了有组织的暴力，而不是由于思想文化先进。对此，近代中国士大夫早有认识，辜鸿铭先生更有深刻揭露。以后，且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即使如梁启超等传统文化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文化也有批判能力，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倒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对西方文化的许多模糊和错误观点泛滥起来。例如，有人认为，“西方人之所以不感谢中国，首先是出于价值观的差异甚至对立，再加上制度的不同，与中国和其它国家有着不同的亲疏关系。”“其次，西方长期延承传统的守旧思维定势，把中国看作一个‘异数’，也是得中国好处而不感谢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19）这种观点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水平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无论与“五四”时代，还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明显地地退步了。其原因是“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传统文化功底；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就只有西方文化了，所以流于肤浅。其实，所谓近代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制度等是18世纪以来才逐渐形成的，而西方崛起早期只有基督教的价值观、重商主义（含有种族主义气味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宗教改革价值观。所谓将中国看作“异数”，并不是什么“守旧思维定势”，根本就是基督教视中国为异教徒。异教徒在消灭之列，当然不存在什么感恩。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当代歌德”盛誉的著名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题为“假如没有马克思”的一文中说：“ 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矗、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20）这里伯尔指责的当然是西方主流文化。近代西方的忘恩负义，主要有两大事件：一是对中国忘恩负义；一是对马克思忘恩负义。对于后者，伯尔接着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21）近代以来，忘恩负义愈来愈成为世界潮流，乃是西方文明主导的结果。基督教年年过感恩节，可是许多西方政治家做起事来，完全相反，可见其虚伪。

基督教说人有“原罪”，是基于相信人性恶的观念。因为人性恶，不好管理，所以需要用上帝来恐吓人民，以便管理。基督教的来源，说穿了，就这么回事。辜鸿铭先生讥讽西方古代由教会僧侣靠上帝的权威吓人，近代靠军队警察以法律管人，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也不能安处，一语话道破西方文化和历史的秘密。对此，西方学者自己也有深刻认识。德国学者米勒利尔（F Muller Lyer）说：“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22）陈独秀说：“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23）所以，离开宗教而有道德；离开强制（西方中世纪为宗教强制，近代为国家强制）而有秩序，这在中国社会存在了几千年，而西方人难以想象。今人认为中国法制落后，自愧不如西方，殊不知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道德、制度先进，贵德而贱刑，看不起也不那么需要强制力对人的管制作用，故法律只起辅助作用，甚至是备而不用。史称“狱讼清简，刑措不用”，（24）而且主要是刑法。

西方文明在道德上没有优势。西方文明本质上是技术文明，它是一种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文明。它的基础不是道德，而是功利。不仅如此，西方文明的技术本质和功利性与道德不相容，它不断地吞噬道德，使物质日益排挤精神，使生活日益丧失人性，人和社会日益丧失感情机能，而为“理性”（欲望的别名）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日益流行同性婚姻，最后可能被完美无暇、可以乱真的机器人婚姻所取代；或者，西方人最后“打败”了所有不同文明的人，最后自己死于机器人之手，都是完全符合西方文化的内在逻辑的。俄罗斯哲学-神学家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维舍斯拉夫采夫在《工业文化的危机》一书中说，通过技术发展解放人类已经变成了悲剧式的奴役，首先是精神上的奴役。他说：“没有道德自制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是邪恶的主要根源。”（25）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东西方冷战，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潮和“福利国家”的影响，欧洲国家社会不断发展和改革，使得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人的心理、价值观、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包括富人在内。例如，发达国家的遗产税一般高达60%以上，已经实行几十年了。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主要代表富人利益，但是富人并不都买帐。2007年就有160多位美国巨富上书布什总统反对取消遗产税。至于慈善事业的发达，各种善举，也是现在西方社会的常态。据说在西方社会上层社会已经在流行一种观念：一个人身后如果名下还有巨额财产，则被视为不名誉。凡此种种，都是当代西方精神文化的进步。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积极的方面。西方文化并不否认道德，只是因为政治为垄断资本劫持，一做起事来，就忘了。如果西方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得以发展，能够吸取东方文化的营养，能够推动政治变革，实现文化转型，西方文化就有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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