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平西藏定青海
非历史 发表于 2010/07/21 04:38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岳钟琪是清朝著名的将领和封疆大臣。岳钟琪的名字几乎与康熙、雍正、乾隆朝西北、西南边陲平定叛乱收复国土的战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岳钟琪“武烈飙逝,拓地开边”,“历事三朝,威望著海内。穷巷邃谷之民,贩竖妇人孺子之微,无不知有岳将军”。因而,在当时社会上颇具影响。
作为清初的著名军事将领和川陕总督的岳钟琪,一生戎马,平西藏,定青海,抗击新疆准噶尔部的分裂反叛,镇戍边疆,功勋卓著,为维护清初的国家统一、为稳定西部、开拓西部做出了重大贡献。
岳钟琪为将,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岳钟琪一生遭遇坎坷,后被起用,再立新功,尤受清廷器重。所以乾隆皇帝御制怀旧诗,将岳钟琪列在五功臣之中,并称岳钟琪为“三朝武臣巨擘”。
将星使命
岳钟琪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字东美,号容斋,是民族英雄岳飞的第21世孙,为岳飞三子岳霖系后裔。
在明代,岳钟琪的高祖到甘肃临洮做官,全家迁至甘肃。后来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在清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立下军功,一步步地做到了四川提督,岳钟琪后来也随父入了川籍。
岳钟琪之父岳升龙为康熙时代的议政大臣、四川提督,当年随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颇有建功,康熙皇帝曾赐予匾联“太平时节本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
岳钟琪颇受父亲教益。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说剑论兵、天文地理、习武学射,样样精通。
当时的清王朝,虽然经营了已近半个世纪:西南平三藩,东复台湾,东北收复雅克萨,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边界,西北三次派兵平定准噶尔与沙俄勾结的分裂反叛……,然而,西部仍然不太平。
在此后的又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西部地区不同规模的叛乱频频不断,特别是准噶尔部的首领,继噶尔丹之后,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连续三代从未停止过其分裂活动,他们还同西藏少数上层反叛分子勾结,制造叛乱。
其次,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也图谋割据青海,以及大金川之乱等。
这些严峻的边疆形势都赋予了镇边将士们以平定叛乱、维护安定、制止分裂、维护统一的重任,同时,也提供了建立功勋的契机。
重任与契机落到了岳升龙的儿子——岳钟琪一代人的肩上。
岳钟琪 20岁从军,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至68岁病逝于平乱凯旋的途中,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戍边元戎,从此将星殒落。
西 藏 平 乱
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遣将袭击并霸占西藏,康熙令十四皇子胤真为大将军,噶尔弼为定西将军,岳钟琪为先锋,进行征讨。
当时的岳钟琪33岁,英姿勃发,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又承先祖遗风,军纪严明,且与士兵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士气高涨,锐不可挡。
岳钟琪率军,日夜兼行,风餐露宿,刀光剑影。历时两年,整个操作过程复杂而残酷,每一个环节都包含艰难的生死考验;每一场战斗,都是可歌可泣的音符;每一个胜利,都是大智大勇的结晶。
有一次,岳钟琪仅仅带上600人,就敢去安抚平定定里塘、巴塘等地的叛乱。但当地长官达哇兰坚持反叛立场,拒不接受安抚,于是,岳钟琪当即立断,将其拘捕并斩于军前,并杀散叛乱分子3000余人。此举的威慑效果使得其他反叛各部相继献户籍,请求归降。当地叛乱很快平息。
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这年已经是进军西藏的第二个年头了,定西将军噶尔弼令岳钟琪带4000人为前锋,先行到达昌都待命。
岳钟琪率军到达预定地点后,获悉,叛军已调集部队扼守三巴桥,以阻击清军西进。昌都距叛军驻地600华里,中间隔着怒江天险,三巴桥则是进藏第一险,敌若断桥,则守隘难于飞越。在新的情况下,请示上奉远在千里,势必贻误战机。进,又军令如山。
两难之下,岳钟琪果断决定:“宜乘敌未集而先发制之”。遂令懂藏语的士兵30余人,穿着藏族服装抄小道持檄昼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达叛军首领驻地 ——洛隆,出密檄示地方官,晓以利害,令协助缉捕噶尔等人。当夜擒5人,斩数人,闻者莫不震惊。于是,借势招抚六部数万户,打通了直达拉里的通路,为进军拉萨平叛铺平了道路。
西藏叛乱平定后,岳钟琪还师四川,被授予左都督,四川都督,赐孔雀翎。
平 定 青 海
雍正元年( 1723年),37岁的岳钟琪又奉命平定青海叛乱。当时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请皇上,要求岳钟琪随军参赞军事。
岳钟琪率6000精兵,经过了雪域行军,克服了高原严重缺氧的不适应,一路西行,相继平定了上诗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南川塞外郭密九等诸番部。
第二年雍正便授予岳钟琪“奋威将军”名号,继续进军青海,出师15天,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青海地区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全部领土。
青海事平,雍正授岳钟琪三等公,赐黄带及御制五言律诗二首:
其一:
岷峨称重镇 ,专阃赖干城。
旧著宁边略,新闻奏凯声。
风霆严步伐,云日耀麾旌。
三捷成功速,欢腾细柳营。
其二:
一扫搀枪净,师旋蜀道中。
锦成休战马,玉寒集飞鸿。
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
丹书褒伟绩,还与锡彤弓。
雍正又赐金扇一柄,书御制诗一首:
星驰露布自遥荒,青海西头武烈扬。
帷幄由来操胜算,风烟早已靖殊方。
远宜王化金汤固,丕振军威壁垒张。
风送铙歌声载路,鼎钟应勒姓名香。
岳钟琪以 38岁的年龄占尽了人间风华。第三年,雍正又命岳钟琪为甘肃提督兼甘肃巡抚。
这年四月,年羹尧被解兵权,改授杭州将军,雍正即命岳钟琪为上奋成军将军印,署川陕总督,尽护诸军。
除上述平西藏、定青海、进击准噶尔三大军事行动外,在这同时,自 1719年至1732年间,尚有康熙三十年(1721年)讨平郭罗克三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平羊峒、雍正元年(1723年)平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庄浪边外谢尔苏部、雍正四年(1726年)平乌蒙和镇雄土司、雍正七年(1729年)平雷波土司的叛乱等。
连续十三年间,岳钟琪兵不解甲、人不离鞍地为平定西部叛乱势力和收复国土等国事驰骋沙场,作为执掌军权多年、长年在外统兵打仗的岳钟琪不愧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西部、开拓西部的先驱。
地 方 建 设
岳钟琪作为大将,除以武功著称外,在相继兼任甘肃巡抚、川陕总督期间,对地方政权建设,也有建树,其中不少措置,德泽延续数百年甚至今天。
为发展经济,方便牧民,雍正三年( 1725年)岳钟琪奏请恢复河州、松潘互市;新开西宁塞外丹噶尔寺市场;为消除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仇恨的根源,岳钟琪将年羹尧过去强令金川割给沃日的美同等寨归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使部落间得以和平相处;
为便于就近治理,将距康定远,不便遥控的昌都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充卓诸部,岳钟琪请宣谕由达赖喇嘛领辖;岳钟琪还将四川巴塘隶属的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划给就近的云南中甸等。岳钟琪的上述奏请均被清廷予以照准。
这年岳钟琪39岁,入觐,加封兵部尚书。
此后,岳钟琪又于雍正四年( 1726年)、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七年(1729年)上奏疏请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建府置县……等,雍正皇帝均依奏照准。
这些措施的实行无疑促进了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影响当延续到今天和更远。当今生活在西昌、冕宁、盐源等地的人们,
当今有多少人知道这些都是源于清朝戌边大将、川陕总督岳钟琪的疏请呢!
位高遭忌
清王朝建立后,内外大臣多系满族人担任。岳钟琪作为汉人,以军功先后出任甘肃提督、甘肃巡抚及川陕总督,承当四川、陕西、甘肃等西部三省军政大权,自易招来忌恨。
始发难者是“成都讹言岳钟琪将反”。岳钟琪将此事禀奏至清廷。雍正在上谕中说:“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后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著,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尊君亲上,众共闻之。今此造谣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加查访。”
清廷的调查结果显示,此谣言系湖广人卢宗寄居四川时,因私事造蜚语。此案发生在雍正五年( 1727年)。
雍正用人的特点是不疑不用,不用不疑。岳钟琪谙熟边事,是一代将才,继年羹尧之后出镇川陕,平定边疆(即今西藏新疆地区)叛乱,清廷的很多事情都得仰仗他,雍正不得不用,故示以不疑。
——雍正一面表达对岳钟琪的“完全信任”,一面派亲信去加强对岳钟琪的监视,同时旁敲侧击地警告岳钟琪:你给我小心点,我在注意你呢!
此时的岳钟琪身处嫌疑之地,处事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成为雍正在位期间第一大案。
满清是金国女真的后裔,康熙自然无法喜欢岳飞。岳飞在民间的地位难以动摇,康熙不便明贬,只能阴损。
康熙做过一篇文章议论高宗和议,说就算宋高宗信任岳飞,言听计从,难道就一定能战胜金兵,救还二帝吗?——“朕实不信也。”
岳家与金人是世仇,按《春秋》之义,九世之仇、甚至百世之仇,也是可以报复的。但是从情理上说,后代总不能天天惦记着祖宗的事,大家各过各的,才是办法。不过愚人不这么想。
到了雍正年间,湖南人曾静听说本朝有一位大将军岳钟琪,敢上书说皇帝的种种不是,又听说这个岳将军是岳武穆的后代,由此发生幻想飞跃,于雍正六年(1728年),投书岳钟琪,劝他造反。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他发挥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满清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当人类看待,甚至视同禽兽,也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
吕留良死后,湖南文士曾静在一个偶然机会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学问,于是遣派学生张熙从湖南寻迹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遛下的文稿。张熙此次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与他们相谈有相见太晚之感。
张熙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个见面,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四人议论当今朝廷统治之事十分愤慨, 列举了雍正帝十条罪状,秘密商议如何能推翻清王朝。
曾静等人认为岳钟琪先后担任陕甘总督和川陕总督等要职,执掌西北西南地区军权多年,又是岳飞后裔,如果能劝动岳钟琪反清,成功大有希望。
于是曾静就写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企图劝岳钟琪起兵反清。在曾静派弟子张熙投书之时,岳钟琪正做着川陕总督。
岳钟琪和岳飞的关系,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麻烦。头一年,那个叫卢宗的家伙,得了失心疯,居然在成都街头高呼“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欲行造反”。虽然事后清廷查无此事,但是雍正此时已经开始在内心怀疑岳钟琪了,还派亲信暗中监视岳钟琪。
此时的岳钟琪身处嫌疑之地,又处在生性多疑的雍正皇帝亲信的监视之下,处事自然更加小心谨慎,张熙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来劝岳钟琪谋反,算是找倒霉。
岳钟琪在听过张熙的劝其起兵反清的言论细节之后,仔细地分析了天下形势,在心里思量了利害关系,之后就一面派亲信赶到湖南缉拿曾静,一面拟好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图谋造反之事连夜快马加鞭地呈报了雍正帝。雍正看了怒气冲天,下旨逮捕曾静、张熙押解进京,严刑拷问。
由于岳钟琪不反,雍正褒奖岳钟琪忠,并出于军事需要,仍委以重任,封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加少保,责令岳钟琪进击准噶尔部的叛乱,但在雍正内心深处却在不断地加深对岳钟琪的疑惧之心。但是那些传说岳钟琪要谋反的类似谣言,时起时落,不从此始,不至此终。
事后不久,岳钟琪就上折子向雍正诉苦,说自打出任川陕总督以来,谗毁日生,有说他骄奢淫逸的,有说他居心险诈的,还哄传他已遭皇帝谴责,儿子也给抓了起来,实在是受不了,请求皇帝将他现职解去,另委闲差。
雍正密密朱批,先是说这些传言他真的没听说过,后来又自相矛盾地在“众心猜忌,日甚一日”字边批曰“自此息矣”,最后写了长长一大段,承认“川陕二省实有许多乱言至朕之耳”,但他是不会听信的,如此这般,把岳钟琪安慰一番,让岳钟琪在边疆安心工作,继续平叛,至于“君臣欢聚,有日尚早”。
虽然把两边的话都说得漂亮,但以雍正多疑的性格,恐怕会因此认为岳钟琪有要挟君上之意。几年以后雍正果然找借口把岳钟琪下了狱,差一点儿杀掉,可能就与此有关。
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借口进击准噶尔部的某些失利,以“误国负恩”为由将岳钟琪免官拘禁。
满汉大臣们对岳钟琪的忌恨,乘机得以宣泄,他们纷纷落井下石。大学士鄂尔泰等参劾岳钟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张广泗参劾他“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
雍正十一年( 1733年),大将军查郎阿又论岳钟琪“骄蹇不法”,且参劾岳钟琪部属纪成斌、张元佐疏防。上奏斩成斌、降调元佐。又劾曹襄力纵贼,上命斩襄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曾护大将军印的纪成斌、总兵曹襄力,都是曾屡立战功的悍将,终因三年前科舍图之役的一次失利,一个以“疏防”,一个以“战败”而处斩。而在这种情况下,雍正皇帝在大学士们“奏拟岳钟琪斩决”的折子上,改签“监斩候”(即死刑,缓期执行),足见其“笔下留情”与“笔下留人”了,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在历史上铸就又一个岳飞。
雍正过世后,乾隆继位,第二年即乾隆二年( 1737年),51岁的岳钟琪在经历了5年的牢狱监禁后,被释放,之后又过了10年的平民百姓生活。
一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因连年用兵征讨地处藏区的大金川叛乱,久不能奏效,在大军无功而返时,这才想起了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现已被贬为平民的岳钟琪了。
东 山 再 起
乾隆十三年( 1748年)三月,乾隆皇帝决定重新起用岳钟琪,授其总兵衔,召其至军中,改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
岳钟琪回到了军中,开始了平定地处藏区的大金川叛乱的军事行动,他与大学士傅恒合作,部署适当,先以 35000人破敌,示之以威,敌酋请降,
后岳钟琪又以惊人的胆略,亲带13骑入敌巢,降敌。
旷日持久的地处藏区的大金川事态平息,这时的岳钟琪已经62岁了,但他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再现了24年前他38岁平西藏定青海时的风采。后人有词赞曰: “弭节金川,推诚款结,夜卷熊方斤,晨探虎穴。
乾隆皇帝谕奖岳钟琪,加封岳钟琪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
岳钟琪入觐,乾隆皇帝命岳钟琪在紫禁城骑马,让西洋马公为他画像,免西征追偿银 70余万,加封岳钟琪两个儿子为侍卫,并赐诗褒奖:
“剑佩归朝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
功成淮蔡无渐李,翼奋渑池不独冯。
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
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乾隆十五年( 1750年),西藏珠尔墨特为乱,时年64岁的岳钟琪,奉命再次出康定,会同总督策楞,平定西藏珠尔墨特叛乱。
两年后,66岁的岳钟琪又遣兵平定藏区的另外一次叛乱,并擒获作乱的杂谷土司苍旺;
再两年(1754年),重庆陈琨倡乱,68岁的岳钟琪认为重庆地位重要,亲自率大军去重庆平叛。
岳钟琪平叛凯旋途中,将星殒落,病逝于资州途中,为维护清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领土完整而鞠躬尽瘁,时年68岁。乾隆皇帝手谕褒勉,赐祭葬,谥岳钟琪“襄勤”。
岳钟琪传世的诗文并不算少。但在岳钟琪的这些传世诗文中,找不到一点痕迹,能说明他心中有什么矛盾,如在政治前途与家族名誉之间,在忠孝之间,在名实之间。
很难想像作为岳飞后人,又身为清初“三朝武臣巨擘”的岳钟琪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而能做到了无痕迹,或许就是他权衡再三的结果。
雍正死时岳钟琪正被关在狱中,写了一首题为《杜鹃》的诗,这是岳钟琪极少见的有怨气的诗。别的时候,他都是四平八稳,即使听说自己被皇帝判了死罪,还“高高兴兴”地写道:“君恩今已负,臣罪死应当。”
他人心事已难寻,何况古人。古代的价值观,冲突本多,岳钟琪咬住了一个“忠”字,可谓化繁为简,提纲挈领。
对岳钟琪来说,“忠”字当头问心无愧,至于别人如何,皇帝如何,那是他管不了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他守定忠字便直道而行,他还是很懂经营的,该拍马时从不手软。
岳钟琪能成为清朝前期最有兵权的汉人,不是平白来的。
但是不论后人怎样评价岳钟琪的功过,岳钟琪在解决清朝时期中国边患的过程中的尽心竭力的巨大贡献是不能被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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