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与汉藏语系/陈保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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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缺失的环节

《史记》开篇《夏本纪》描述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夏朝到底是否存在，是国内外学者多年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要研究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如果能够证实夏朝的存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提前到公元前2千多年前。

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夏朝的文字在哪里？至今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缺失的环节。

多年来，我和木霁弘、孔江平、杨海潮、汪锋等同仁以滇、藏、川的茶马古道为纽带，一直在从事汉藏语的调查、分析、比较和构拟等工作，试图从语言学、民族学的角度对茶马古道上的民族形成和移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索夏朝的存在问题。语言的构拟如果能够和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相互补正，可以大大提高可信程度。我们的工作不是孤立的。著名作家兼收藏家的钟鸣先生正沿着另一条路向我们走来。钟鸣先生多年来和蜀地一些藏家，包括厦门的陈加林先生，收集了不少三星堆玉石器。最近钟鸣先生还特别向我介绍了部分三星堆玉器上的图画和文字，陪我在成都和厦门两地参观了他和陈加林先生的私人收藏，还陪我考察了三星堆文物出土地带的环境。钟鸣先生收藏之丰富，这些图文之奇特，让我大为吃惊。和钟鸣先生一路长谈，竟然有很多共识。于是我们有可能重新开始思考过去一些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最近，我和钟鸣等同仁又一起参加了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大家对三星堆玉石以及玉石上的图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有人怀疑民间收集的三星堆玉器不能证明三星堆有文字。不过我注意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坑口内确实出土过几个符号，分布在三个地方：广汉三星堆商代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石边璋所刻图像中间，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纺轮上。根据前人研究，加起来有8个符号：

由于正式发掘的坑口范围有限，只出现这几个符号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符号是不是语言中的词，需要深入研究。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符号在坑口外收集的三星堆玉石器上的文字文本中也不断出现。辨识这些符号，弄清其背景对解读三星堆文化有重要意义。由于三星堆文化的器物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在民间流传，散佚较多，目前的种种猜测与构想都还需要更多材料与理论的支持。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早已震动海内外。令很多人迷惑的是，远古时期出于闭塞状态的蜀地，竟然会有如此发达的青铜器。蜀地闭塞的印象，大约始于扬雄的《蜀王本纪》“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后来李白的诗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进一步夸大了这种印象。奇怪的是，我国专门记叙地方史的文献中，关于蜀的记录是相当早的，这本身已经说明古蜀国不应该是闭塞的。三星堆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古蜀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已经得到承认，但三星堆的文化性质至今没有得到一致的解释。有些学者曾经根据三星堆和商朝文化的某些器物的相似之处，把三星堆文化看成一种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三星堆出土了不同于商朝的青铜雕像，这是商朝不具有的。仅这一点，就不能用商文化及其以后的文化来充分解释三星堆文化来龙去脉。还有些学者根据三星堆和二里头的某些器物的相似性，推测三星堆文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有些学者看到了三星堆器物和西亚某些器物的相似性，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受西亚文化影响的结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文化被商文化取代后向蜀移动的结果。

过去，人们总有先入为主的文化中心论思想，如果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相同，就说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果地方文化和西亚文化有相同部分，就说是从西亚传过来的。从三星堆出土器物看，三星堆文化相当独特，也相当成熟。三星堆还有铸造铜器的遗迹，证明至少有一部分铜器是在本地产的。三星堆出土器物中纵目、高鼻和大嘴的人物造型也相当独特。三星堆文化可能反映了一个不同于中原和西亚的文化中心的存在。

目前要对三星堆文化的性质做出论断，条件还很不成熟。但有一种材料对三星堆文化的解释有重要价值，这就是三星堆有些玉器上的文字。从文化认识的角度看，这些文字的价值可能远远高于玉器本身。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对殷商文化的认识过程，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解读，殷商文化仍然是周人的一种传说。甲骨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代表了一种书面语文本或文字文本。在所有的文化遗产中，文字文本最能够直接记录一个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细节。

三星堆玉器文字和甲骨文以前其他新时期时代的刻画符号不同，它具有明显的文字特点，从钟鸣先生等收藏家所收藏的玉器上容易看出这一点。如果能够弄清楚三星堆玉器上的文字雕刻年代，会给解读三星堆的文化性质提供重要的材料。更进一步看，如果这些文本中有殷商以前的，就可能会为解答夏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汉藏语的起源提供关键的线索，因为夏文化研究和汉藏语研究遇到的一些根本问题，迫切需要用文字来解答。

夏的存在理据：语言文字的期待

关于夏的记录，以《史记.夏本纪》最全面系统。《夏本纪》是综合了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的记录。也有学者怀疑先秦关于夏的记叙是周人杜撰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根据春秋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和秦国青铜器秦公簋、秦公钟上的铭文论证了夏和禹的存在。他的论证理由是，齐国的这一件青铜器和秦国的两件青铜器都同时提到夏和禹，不应该是巧合，所以王国维认为夏禹的传说是可信的。郭沫若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撰文《夏禹的问题》，确认夏和禹的存在及其关系。王国维、郭沫若的研究实际上并不提供夏和禹存在的根本理由，只是说明了春秋青铜器中提到夏和禹。由于青铜器上的文本不像竹简或其他形式的文本那样容易被改写或编撰，所以春秋青铜器上的文本是比较可靠的，但这种可靠只是文本的记录方式比较可靠，文本所记录的事件是否一定是真的，需要其他证据。当然，王国维、郭沫若的研究至少说明，记录夏禹传说的文本可以上推到春秋的金文，或者说至少在春秋的金文中已经记录这个事件。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西周中晚期的铭文铜器的解读，记录禹的文本已经上推到西周中晚期。但是，比西周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没有提到夏和禹，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殷商在时间上是夏的直接后继，为什么关于夏的活动在殷商甲骨文中没有记录，而要到几百年以后才由周人来记录？

当然，甲骨文中没有提到夏和禹也可能是受甲骨文占卜内容的限制，或受解读条件的限制，现在还没有解读出来。我们注意到，在甲骨文以外的其他先秦文献中，有些话语或词的用法，只出现在殷商人的语气中。如果是周人的文本但不是殷商人的语气，不会出现这些用法。《尚书.汤誓》就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攸赦、帑、格、台（我）”这样一些词语，除了出现在殷商人的引语中，周人一般是不用的。周或周以下如果用这些词语，也都有一定的语境条件，比如“台”只出现在春秋的金文中。这说明《汤誓》不完全是周人的作品，可能有殷商文本原型。《汤誓》中多次提到夏，这就从一个角度证实了殷商人确实提到过夏，不只是从周人开始才提到夏。《汤誓》应该有殷商文本原型，不只是周人借殷商人的语气提到夏。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的时间、空间和典籍中记录的夏的时间、空间对应起来，认为二里头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代表了夏文化，国外有些学者反对这种论证。我认为反对的道理也不充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些假设确实存在先入为主之嫌，但典籍中提到的夏的主要活动范围和时间段有大量的出土器物，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在我看来，夏朝和二里头之间缺失的关键环节就是语言文字。甲骨文被公认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之前应该有长期的发展过程，如果夏朝是商朝的前一个朝代，当时应该有前文字形态的图文，只有这样，商朝甲骨文的出现才能得到解释。而要证明夏朝是中国最早的朝代，也必须要有文字的证据。

蜀和夏的关系

三星堆的重要性就在于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早期关于蜀夏关系的记录不完全是后人对传说的建构。有学者已经从文献中注意到蜀和夏的关系，顾颉刚《论巴蜀和中原的关系》就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下面进一步论证这种关系，并从另一个侧面论证夏的存在。

记录蜀和夏的关系的典籍不少，比较早的提到蜀和夏的关系是在战国和西汉：

战国荀子《荀子.大略篇》：“禹於西王国。”

西汉陆贾《新语.术事》：“大禹出於西羌。”

西汉司马迁《史记.六国表》：“禹兴于西羌。”

这个说法在典籍中是被广泛引用的。蜀人还给出了禹更精确的出生地。《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扬雄《蜀王本》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这个说法也被广泛引用，具体地点则有些出入，但生于汶山郡广袤县是比较一致的。

《史记》还提到禹的先辈，也是和蜀有密切关系的。《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春秋战国的作品集《大戴礼记》有与此相同的记录。《史记.夏本纪》还说：

“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

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

“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

以上材料说明禹的曾祖父封地在蜀的若水，并娶蜀山氏女，所以说禹兴于西羌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如果说禹生于蜀，并在蜀地接受古蜀文化，那么禹去中原治水、治国就有可能把古蜀文化因子带了过去。问题在于带哪些文化因子去。《尚书·夏书》中关于蚕的记录值得我们注意：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厥篚织文。浮于济漯，于河”

记录夏朝生产活动的《夏小正》，也记载了夏历三月“妾子始蚕”、“摄桑”的桑蚕活动。《史记·夏本纪》也有关于蚕的记录“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大约是从《尚书》来的。禹生于蜀，长于蜀。蜀桑蚕业发达是有证据的。从《说文解字》、《尔雅》的解释中也可以知道“蜀”是 “桑中蚕”。古蜀国用蚕来命名，桑蚕业一定相当发达。“禹、蜀、蚕”几个字都和虫有关系，蜀又是桑中蚕，这不是偶然的，可能说明“禹”这种虫也是指蚕虫。考虑到蜀国的开国国君即为蚕丛，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蚕即是蜀的图腾之一，所以夏王以禹为名。这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在夏和禹以前的各种历史传说中，基本上没有提到桑和蚕。关于蚕、丝的一些迹象，在我国一些早于夏的遗址中已经有发现，但是否可以断定为桑蚕，现在还不敢肯定。古蜀国的桑蚕业不一定是最早的，但既然从夏朝开始记录桑蚕活动，而禹又是蜀人，蜀这个国名本义又是指蚕，蜀地又有桑蚕业的传统，夏朝的桑蚕业很可能更多受蜀桑蚕业的影响。

禹带到中原的另一种文化因子可能是稻。《史记·夏本纪》有两处提到稻：

“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与益予众庶稻食”

其实新石器时代南方的稻作文化已经很发达，河姆渡遗址是强有力的证据。但先秦典籍在记叙夏以前的传说时，都没有提到稻，就像没有提到桑蚕业一样，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因此禹到中原还可能带去了蜀地的稻作文化。

桑蚕文化和稻作文化代表了衣和食的两种生存文化类型，这两种文化类型在长江流域其他夏以前遗址中也有发现。夏之前这两种文化向中原的传播情况还不清楚。但在大禹治水之前的传说中，都没有提到这两种文化，大禹治水后提到这两种文化，应该不是一种巧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禹不仅是蜀人，而且还带去了蜀文化的两种重要生存方式：桑蚕和稻作。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由于桑蚕文化和稻作文化在华夏文化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夏文化就从根本上受到了蜀文化的影响，夏文化可能本质上就是一种以蜀文化为源头的“蜀夏文化”。这只是一种可能，需要作进一步证实，三星堆玉石文字的解读或许能够提供一些重要线索。

由此把我们引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殷墟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已经有了很多出土地点，时间涵盖了夏商，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图画和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而三星堆文化的玉器上却出现了图画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由于大量的玉器是采集的而不是发掘的，所以这些玉器的年代不容易断定，通常认为不会早于战国。这个断定主要是以中原出土的玉玺为根据的；实际上玉器作为石器的一种，其制作是早于铜器的：既然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都可以上推导到商代，三星堆部分的玉器的出现也可以不晚于这个时间。当然，文字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是一个需要判定的问题。三星堆玉器文字有的和甲骨文、金文或彝文相似，有的是独立的。在当前夏朝存在与否众说纷纭的时刻，三星堆玉器文字和这些文字的关系是什么，需要并且值得深入研究。三星堆玉石文字为我们从文字这一根本证据上判定夏朝的存在与否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机会。

一个相当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如果三星堆玉器文字有西周以前的，这些文字是靠什么刻上去的？玉的硬度高于青铜，所以这些文字不应该是靠青铜工具刻上去的。铁的硬度高于玉，可以刻玉，但已经有的考古发掘中，中国铁出现年代不会早于周朝。如果能够确认有一些三星堆玉器文字是西周以前的，那么或者当时三星堆文化已经有铁，或者当时有硬度高于玉的器物。

夏文化与汉藏语系

前面我们提到的可能性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结论。这些问题把我们引向了一种研究的思路：把汉藏语调查、比较和构拟跟三星堆玉石图文解读结合起来。

能解读三星堆玉石图文，就等于能够判定这些图文所对应的语言，这一点对于解释古蜀文化和夏商周文化的关系（尤其是蜀和夏的关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到蜀和夏禹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同源的。当然这些同源的含义并没有严格加以限定，不过前面提到的古代文献中关于蜀和夏禹的关系的记载是不容忽视的。现在我们需要严格区分文字记录中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在文字出现之时或以后，一种是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在文字出现以前。后一种事件录入文字以前是靠口语或语言文本流传的，通常也可以称为传说。前一种的事件一开始就可以用文字文本记录。从现在的无文字民族的口头史诗看，口头史诗并不是随意编撰的，往往都是重要事件的记录，通常有专人传唱，多靠韵文来加以连接，以便流传。只是记录的容量有限，不容易保存细节，因此对于传说事件的态度，不宜轻易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传说比较一致的事件，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只是细节不够。夏禹的传说是很一致的，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能够找到文字证据，就可以解决中华文明起源的很多根本问题。

文字的证据是决定性的。甲骨文之所以很快得到解读，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甲骨文所记录的语言和三千多年来汉字所记录的语言是有传承关系的。由于汉文化中保存了大量先秦典籍，我们不需要构拟原始汉语就可以看出甲骨文和先秦汉语的关系。如果说三星堆图文代表了一种文字，马上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这种文字代表的是什么语言。有的学者已经把三星堆玉石文字和彝语作了比较，认为可能和彝文有关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

三星堆玉器文字和彝语的关系只是一种可能。分布在三星堆一带的其他民族语言也都应该纳入比较，尤其是羌语、藏语。再考虑到曾经有可能活动在横断山一带的其他藏缅民族，整个原始藏缅语的构拟及其构拟的好坏对三星堆玉器文字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即使是藏缅语，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涵盖三星堆文化背后的语言。三星堆文化背后的语言也可能和汉语、侗台语或苗瑶语都有关系，最后的结论只有解读了三星堆玉器图文以后才能得到回答。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构拟整个原始汉藏语，或者分别构拟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和原始汉语，无疑对解读三星堆玉器图符有关键作用，因为三星堆玉器文字如果能对应某种语言，应该是古代的某种语言而不是现代的语言。反过来，玉器图文的解读对原始汉藏语的研究也至关重要，汉藏语言构拟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常常不能有效区分哪些成分是后来语言接触的结果，哪些成分是早期形态的保留。玉石文字的解读有助于分清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

我们认为文化上的同源最根本的证据就是语言上的同源。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夏人所说的语言和古蜀人所说的语言同源，就会对蜀、夏关系有一个根本的认识。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的语言是有承传关系的，在相互的更迭中并没有提到语言障碍。确定古蜀人的原始语言，就成了判定蜀、夏关系的关键，这又把我们引回到了三星堆玉器文字的解读和汉藏语研究中。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急需做一些扎实的基础工作，尤其是汉藏语各个语言的记录、描写和三星堆文化中带图文玉器的收集、保存以及文字的年代判定。

不排除三星堆玉石文字有些是后来刻上去的，真伪鉴定是当务之急。但是如果我们在鉴定之前就拒绝问津三星堆玉石文字，就等于让一线曙光消失在云雾中。在夏朝研究的瓶颈指出，我们将彻底失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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