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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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现在已经成为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专用缩写词。施特劳斯之前已经无须加上列奥，正如马克思之前无须加上卡尔。

在北美，施特劳斯已经构成了２０世纪学术界最大的一场运动、一场学术奇观。在中国，施特劳斯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科学界最炙手可热的名字，施特劳斯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界的格局，扭转了中国学术界的风气与进路，施特劳斯之后全然轻古重今的看法已成为没有教养的征象。更重要的是，当前的施特劳斯热比１９８０年代的尼采热、萨特热等更具思想史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其革命性影响将更加全面而深远。

从接受史的角度讲，尽管１９９３年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文版１９９３年就已经出版；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文版也于２００１年出版；刘小枫的《施特劳斯：政治右派的帝王师》与《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神学》也分别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发表，当下中国的施特劳斯热却大概只能从２００２年算起，因为只有到了２００２年施特劳斯才真正引起了中国学界大规模的注意。是年１月贺照田主编的《西方现代性问题与政治哲学的变迁》中收入了施特劳斯论文小辑，开篇则为刘小枫的长文《施特劳斯的“路标”》；４月刘小枫的《刺猬的温顺》出版，里面《刺猬的温顺》一文专门谈两位犹太裔哲人（伯林与施特劳斯）的不和；７月《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和刘小枫主编的《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出版，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施特劳斯热的第一波。

施特劳斯热的第二波则以施特劳斯的经典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书名译为《自然正义、自然权利与历史》更妥）的中译本问世为标志，该书特意附加了甘阳的长文《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作为导言，自此施特劳斯热一发不可收拾并走向纵深，施特劳斯等人开始以一个学派的整体态势全面登陆中国学术舞台。

实际上，引进与消化施特劳斯的过程，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主流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省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一种延续与了结，也就是说从更加深邃的视野和全新的高度推进、深化和拓展了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如果说１９９８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那么从未来的学术思想史看，２００２年“施特劳斯浮出水面”或２００３年“古典保守主义浮出水面”或将更具历史转折意义。

另一方面，国内主流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对施特劳斯多半不以为然或多有保留，然而相当遗憾的是，至今无人对施特劳斯作出任何正式的正面回应。

现在，加拿大女学者莎蒂亚·Ｂ·德鲁里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出版了。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因为作者恰好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作出了激烈的批评，作者的许多观点对于知识界的自由派和自由左派具有相当强的感召力；本书也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正面、全面批评施特劳斯的著作。

笔者相信，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将打破施特劳斯的神话，迫使施特劳斯热摆脱某种盲目崇拜、宗教迷信式色彩而走向自我审视和反思阶段，迫使我们从施特劳斯那里再出发，并在某种意义上进入“施特劳斯中国化”的阶段，即思考施特劳斯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把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中国化甚至如何超越施特劳斯。是为施特劳斯热的第三波。我想这完全合乎施特劳斯的本意，因为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就意味着不停地追问（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ｉｎｇ），那么可以说，施特劳斯必然被超越，他也期待着被超越。

本书名为《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但最好按照“施特劳斯（派）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德鲁里对施特劳斯（派）的反批判”为线索加以解读。因为这里的美国右派指的就是施特劳斯式的美国右派，可以被看作广泛意义上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或施特劳斯派，而且这一点恰恰是作者所要力图证明的。德鲁里精心概括了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与反批评的背后是施特劳斯和自由主义者在人性观、真理观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首先，施特劳斯区分了两种人，即作为少数的精英和作为多数的大众（人民）。大众就其本性而言总是自私自利的，追求物质享乐而不愿意追寻美德和智慧。开放性只适用于少数人的哲学，而社会的大多数却需要教条。而自由主义者却热爱真理，追求开放社会，要打破各种教条，启蒙人民。

其次，施特劳斯也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人民大众恰恰需要鸦片。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追求和承受真理。因为真理是肮脏的、有毒的。真理告诉我们，道德根本没有理性的基础，没有上帝，也没有因果报应；大众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道德真空世界将恣意妄为、无恶不作，社会生活将不可能。这里的核心在于，施特劳斯认为，社会的根基不能完全和主要建立在理性或哲学的基础上；在把自私、自利、顽劣的人变成驯服、忠诚的公民的问题上，再没有比宗教更好的武器了，人民需要管教、教化，需要高贵的谎言、神话和教条。而自由主义者否认人性有如此之恶，相信人民都有理性，人民有追问合法性的要求。

再次，施特劳斯认为，政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社会，如果任由理性追问下去，那么政治社会将分崩离析。“对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真理而是感觉和情感的统一，能产生单一的公共正统信仰。”（ｐ１５２）而自由主义者强调重叠共识和开放社会，并不认为理性的追问有如此严重的后果，而强制推行单一的公共正统信仰的后果更加严重，可能通向暴政之路。

最后，施特劳斯主张美德优先于自由，而自由主义主张自由优先于美德。

事实上本书的内容不能完全为《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这个书名所涵盖，因为全书五章中的整整两章都是在追溯施特劳斯的思想渊源。作者认为“理解施特劳斯的关键”在于他为调和犹太思想和德国思想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作的努力（ｐ３５）。而真正集中谈新保守主义（美国右派）的只有最后一章，作者认为其分享了施特劳斯哲学的核心特征——对虚无主义的恐惧、对自由主义的反感、宗教的政治重要性、精英主义的正当性、民族主义的必要性、非友即敌的心态、危机感等等，并阐明了新保守主义新在何处、如何保守。

本书还忧心忡忡地提及了保守主义在美国已经“甚嚣尘上”、公开登上政治舞台（ｐ３１）；而自由主义在美国已经四面楚歌，甚至“自由派”已经成为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标签（ｐ２０６）。这实在令人深思，自由主义的节节败退是否意味着仅有三四百年历史的自由主义远非历史的终结，而将为另一种更佳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替代？进而言之，当作为自由主义模版的美国都已经开始全面陷入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清算时，中国该如何重新设定和调整自己的政治目标？

谈论、批评施特劳斯是一项具有高度智识挑战性的工作，对施特劳斯很容易产生误读。这首先是因为施特劳斯的学问“几若无涯岸之可望”（但是德鲁里认为 “有踪迹之可寻”，甚至很好寻）；其次则是因为施特劳斯自身的写作是不是秘籍写作难以认定，容易产生对施特劳斯的第二种误读，即把他的浅白教诲误当做隐微教诲。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谈论甚至批评（只要是严肃的批评）施特劳斯都是一件好事，都有正面价值，因为施特劳斯本人在一个不得不专业化的时代中力图“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专业化”。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正如康德、卢梭、尼采、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反而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一样，莎蒂亚·Ｂ·德鲁里对施特劳斯的批评将进一步推进施特劳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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