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的国策：“伸手主义”/胡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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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原先打仗不怎么样的。作为战士，蒙古战士是个体经营户。蒙军是没有后勤部和装备部的，他的所有装备都是牧民自己的。所以，蒙古战士极其珍爱自己的坐骑。能打则打，打不嬴就走，蒙古军队就是这德性。

蒙古人所珍爱的装备中有些什么？

首先是马，而且不止一匹，一个战士需随军带二到三匹，甚至五、六匹的都有。蒙古骑兵的当家武器是长弓和箭囊，他的弓非常利害，比欧洲的弓更长更硬。蒙古骑兵与欧洲骑兵互相对持600尺的距离时，蒙古骑兵可以把对方射死，而欧洲骑兵发出的箭还射不到脚跟。所以，蒙古战士擅长长距离作战，胜败在一箭之中早已决定了。

蒙古人的弓箭本来是来对付猛禽野兽的，没有相当的穿透力，将一无所获。而用它来对付人，绰绰有余了。蒙古骑兵随身带有2张长弓和3个箭囊。蒙古不产铁，所以早先的时候，蒙古人的箭簇是骨头磨出来的，很费事，也很珍贵。蒙古人的臂上功夫也就这样玩出来了。

但蒙古人只能打顺风仗，近距离的刀枪厮杀更是尽量避免的，一旦苗头不对，他扭转马头就走。“立马就走”，大概就是蒙古人发明的。

成吉思汗的第一伟大处，就是把极其散漫的蒙古战士训练得军纪严明。成吉思汗仗打得不顺利的时候，也要扭转马头就走的，但他的走，暗藏杀机，往往一个回马枪，卷土重来。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相当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了。而成吉思汗，是指挥这场运动战的天才。整个蒙古草原就100万人口，扣除一半的女性，再扣掉老人孩子，真正能打仗的军事人口也就二十万。要靠这二十万人马驰骋欧亚大陆，容易吗？

对蒙古人来说，这是一场无法伤亡的战争，也注定了蒙古人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掠夺型的，它是伸手派，将手伸向它的周边邻居，子女玉帛，牛羊马畜，席卷而去。恩格斯在评论蒙古军队西征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时说，他们“就象蝗虫一样袭击了许多地方，沿途所过，无不吞噬一光”。

人类的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犹如一部巨大的战争机器。女人拼命生孩子，男人拼命打仗。外国的女人有没有拼命为蒙古人生孩子，不知道，于史无证。但外国的男人在拼命地为蒙古人打仗，于史有证的。“以夷制夷”，将征服地区的男人们驱赶到前线作战，这是蒙古人的一大发明。中国南方的汉人没资格为蒙古人打仗了，因为仗已经打完，但他们中的工匠成了蒙古人的军匠。再没有比元朝人更喜欢汉族工匠的了。一般来说，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都偏爱汉人工匠的。元以前的金朝和元以后的清朝，都有这方面的记录。蒙古人的政策是：“军临屠城，唯匠得免”。草原文明只能磨练出优秀的军人，无法造就优秀的工匠。所以网罗工匠，是不嫌多的。为工匠授官，元朝倒是开了先例。不仅授官，并形成制度。

元朝有三种官。军职官、民职官和匠职官。军职官相当于武官；民职官相当于文官。而匠职官是蒙古人的独创，是专门授于工匠的。在忽必烈时代，有一个制盔甲的工人，最后封了神川郡公。死后，还得了个谥号“忠惠”。还有一个人善于装塑（装塑？钱穆先生原文如此，看不懂是何等职业），官至太师凉国公。他死后，继承他的行当的，被封了昭文馆大学士。

元朝的这一做法最终影响到明朝。明成祖时代，苏州香山匠人蒯祥曾被授于工部右侍郎，领导建筑故宫三大殿，就是元朝政策的借鉴与延伸。后来，宣德皇帝依样画葫芦，也给苏州一个捉蟋蟀的农民授了官，那就近乎荒诞了，宣德皇帝因此而以喜欢斗蟋蟀著名。而以他的年号命名的宣德炉比他本人更加有名，是香炉中的至高极品，据说铜中搀了金子的，但这大致靠不住，是中国式的聪明人杜撰出来的，其实宣德炉是精铜打造，纯度很高，只能说明当时的冶炼水平已达到相当的水准。宣德皇帝在位十年，手下有一批好官，如名臣“三杨”，帮他将朝政调理得井井有条，宣德皇帝也沾了光，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苏州有名的况钟，就是这个时代的好官。宣德皇帝37岁的时候就死了，他犯了与蒙古大汗一样的错误；沉湎女色，英年早逝。

蒙古人将他的草原文明带到中原，与中原的农耕文明终于发生激烈的对撞。首先，元朝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沦为异族的统治，所以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特别是南方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科举，失去了做官的机会，失去了报效国家的舞台，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啊。

相比于宋朝，知识分子实在是太好过了。一成进士，立得美差。而且宋朝录取的名额多，年年都录取数百名，以至录取的进士没官可派了，才改为三年一次。以后，明清两代的科举，也沿用宋朝的成例，为三年一次。宋朝的官俸很高，封赏也很优厚，不论战死、病死，最后一笔丧葬费、抚恤金一律白银5000两。够多的。所以，读书做官最好到宋朝去做。范仲淹老夫子当年做到副宰相的位置，算算他的收入，正俸（基本工资），加添支（工龄工资），加职钱（职务工资），加饲刍（车马费），加薪炭（烤火费），加衣赐（服装补贴），加茶酒厨料（伙食补贴），年入人民币二百万元，（见李亚平著《帝国政界往事》）日子非常好过。想此公曾在破庙里苦读，苦到“断齑划粥”，原是非常值得的，回报率高啊。

但是一入元朝，南方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混得好的，也是弄个教官当当，属于冷官中的冷官。撰写《南村辍耕录》的陶宗仪的父亲临终时说：吾怀抱利器，不得与今之揽权者比！年已莫，死将至矣，尚何言哉！知识分子无法将他的知识奉献给国家，这就是元代文化人的极度悲哀。

元朝将文的一头堵死，又将武的一路也扼杀住。它禁汉人田猎、禁汉人习武、禁汉人持兵器、禁汉人集会、禁汉人夜行。甚至禁汉人集市做买卖。

本来，蒙古人有个风俗，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共食也。这不算坏习惯。有宾客来，邻人不请自来，主人侍立招待，不入坐的。要等宾客吃好，才请主人就坐。这种本来很好客的风俗带到江南，就成了人人痛恨的甲主制度。元朝规定，以二十户为一甲，派遣一名蒙古人为甲主。这名居民小组长是没有薪水的，他的所吃所穿所住，都要这二十户人家供养。这已经蛮过分了。甲主还拥有初夜权。这更为汉族人所惊慌失措、痛心疾首。

汉人将无法反抗。因为元朝还有一个连坐法。一人反抗，全甲遭殃。

所以，元朝统治的年代，成了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之一。

无论是成吉思汗创造的大蒙古国，还是忽必烈创造的大元朝，虽说仅是一个国家，但事实上，相当于一个国际社会，太多的民族、太多的国家，都掺在一起了。这种被超强的军事力量厮拉在一起的诸多民族，它的反作用力也是超强的。因此，元朝需要有一种粘合剂，一个精神君主来帮助他统治他的臣民，这便是宗教了。上文说到元朝曾是世界历史上财富最多的王朝，那么，元朝依仗横征暴敛聚集的财富呢？依仗战争掠夺聚集的财宝呢？元朝都很慷慨地花在教会、寺庙上了。

元朝和尚道士不服劳役，收入也不上税，是元朝的第二等级。（第一等级是官和吏）不仅地位崇高，而且财力雄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其二”，手上很有一点钱的。苏州吴江七十二孔长桥，就是在僧徒主持号召下建成的。（见《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从字面上看，大概是吴江的彩虹桥。

另外，元朝也有一些值得夸耀的大事情的。譬如，元朝的水利工程就很有名。元代的邮驿系统，规模庞大、称雄一时，是当时的世界之最。《马可波罗游记》写道，每条大路上，每隔四十或五十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每个驿站，常备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来往使用。而全国为这条驿路服务的马匹达到二十万匹。元朝还完成了海上运输，连带刺激了中国的造船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并使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

影响老百姓生活的，还有：中国人从元朝开始“一日三餐”了，原来都是一日二餐的。棉花与高粱也是在元朝的时候输入的，因为元朝社会的大一统体制，为这种引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那时的丝绸之路是畅通无阻的，有人很夸张的说，元朝全盛的时期，你头顶金盘，从日出走到日落，都不会有任何麻烦，治安是一等一的好。元朝又是中国戏剧的重要转折期，元曲和南戏从此将大放异彩。

元朝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概念的时代。文人没有官做，但文人也没有文字之祸，元朝人的文章是漂亮的。就书画而言，元四家产生在苏州周边，明四家也产生在苏州周边，但明四家的成就无法与元四家相比的。

元朝是一个心灵离外表不太远的时代，心里在想什么，就要做什么，包括汉人从来不放在嘴边的“性”。元朝以后，中国进入思想禁锢期，人活得很累很累，除非你没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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