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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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萨瓦卡、戈尔瓦卡和乌帕德雅亚。他们的思想及代表著作使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完善和成熟起来。

　　1.萨瓦卡的“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论。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年)是印度教大斋会的首领,是印度教教派民族主义的奠基人。1937年,萨瓦卡加入印度教大斋会,连续七年当选该组织的主席。从30年代到50年代,萨瓦卡一直通过印度教大斋会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

　　萨瓦卡首先提出建立“印度教国家”的理论。他通过对“印度教徒”、“印度教”、“印度教民族” 和“印度教统一体”四个概念的解释阐述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其中带着浓厚的教派主义色彩。萨瓦卡指出:“我们印度教徒,尽管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但是当我们与其他非印度教民族——说英语、日语的民族以及印度穆斯林相比较时,我们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并构成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我们印度教徒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亲缘关系把我们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国家。”

　　萨瓦卡理论的核心是“印度教特性”,旨在恢复印度教的传统,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这种理论第一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力图将他们驱逐出印度;第二是想把印度的穆斯林排除在印度这个国家之外。这在当时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为以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冲突埋下了祸根。

　　2.戈尔瓦卡的“国家虔信”论。国服团的领袖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Mkar,1906-1973年),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积极鼓吹者。戈尔瓦卡继承和发展了萨瓦卡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虔信”论,主要从“印度教徒特质”(Hindutva)、“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或Hindu Nation)、“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fionalism)和“国家虔信”论(Rashtra-bhakti)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戈尔瓦卡的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诚于印度。戈尔瓦卡的理论,是一种较偏激的、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乌帕德雅亚的“整体人本主义”论。乌帕德雅亚(Pandit DeendayM Upadhyaya,1916-1968年)的整体人本主义论(Integral Humanism),或称“达摩之治”论(Dharma-rajya),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印度独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学说。 1965年,时任印人盟总书记的乌帕德雅亚在孟买以四个演讲的形式阐述了整体人本主义的具体内容,从而成为印人盟及印度人民党诠释整体人本主义含义的范本。

　　乌帕德雅亚以传统印度教哲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以传统印度教的核心概念“达摩”为中心,力图以传统印度教思想解释印度现代的民主、国家、民族等政治现象。“达摩”(Dharma)一词来自梵文,它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有许多含义。乌帕德雅亚的达摩之治,就是把他所谓的“印度真正的意识”——达摩——作为全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用这种原则去治理国家,去指导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行动,消除各种矛盾与冲突,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与统一。本质上,乌帕德雅亚的达摩之治论,就是把印度教“种姓达摩”的观念与现代人道主义的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学说。其目的,是用这种学说来捍卫印度教的传统文化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侵袭和影响。

　　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治中的主流化,集中体现在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上。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组织根基,可以追溯到1914年印度教大会的建立。1951年,印度教大斋会副主席慕克吉带领一批成员退出该组织,成立了一个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同盟。由于慕克吉与国服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也有许多国服团的成员加入到印人盟中。印人盟带有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积极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反对印巴分治,主张通过和平方式使国家重新统一。1977年,印度第六届大选前夕,印人盟出于大选的需要,便与其他五个党派合并,组合成一个新党——人民党。该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组成了联合政府。1979年,人民党的领导人为了向世人表明该党是一个世俗主义的政党,便公开宣布人民党的议员不得参加国服团的任何活动,以避免涉嫌教派活动。在这个问题上,人民党内部的各个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原印人盟的成员坚决反对这一声明,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国服团转过来的,与这个教派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况且有的人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印人盟的盟员,又是国服团的团员。后来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原印人盟的成员由于不服从这一声明,决定与人民党决裂。1980年4月5日,他们在瓦杰帕伊的领导下,正式召开代表大会,宣布退出人民党,另组建一个新党,名为印度人民党。

　　1986年5月,宗教强硬派代表人物、时任内政部长的阿德瓦尼(Lal Krishinchangd Advani)接替瓦杰帕伊出任印度人民党主席,这标志着印度人民党战略调整的开始。阿德瓦尼强调维护印度教利益,其“印度教沙文主义”观念的散布使其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在许多地区对国大党形成有力的挑战。阿德瓦尼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印度人民党最独特的特征,我要说印度人民党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声音,我们是奉行‘国家至上’的政党,我们致力于追求印度的心跳。”就在这次会议上,阿德瓦尼语气强硬地重提了“禁止宰杀母牛、统一民法典和废止宪法第370条”三个敏感问题。这些言论刺激了印度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导致了印穆矛盾的加剧。例如,对于“统一民法”(Uniform Civil Code)问题,穆斯林就认为印度人民党是将其作为实行文化霸权和进攻穆斯林的“特洛伊木马”。此后,印度人民党的教派主义性质日趋明显。他们主张为印度教徒谋利益,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少数派宗教(主要指伊斯兰教)的世俗主义政策,并且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由于印度人民党经常采取一些行动维护印度教徒的利益,迎合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所以它在印度教徒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尤其得到了国服团和世界印度教徒大会等组织的支持。在随后的几届印度人民院的大选中,节节胜利,得票率直线上升。在1989年第九届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1%的选票,在人民院中获得86个席位。在1991年第十届大选中,它获得20%的选票和120个席位,在议会中成为仅次于国大党的第二大党。在1996年第十一届大选中,它获得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它执政只有13天就下台了。在1998年第十二届大选中,它与其他党联合,共获252个席位。大选后,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再次执政。

　　从印度人民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排斥穆斯林,复兴印度教的社会与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把印度人民党政府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政府”。

　　(二)印度人民党的思想基础

　　印度人民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先后确定过两个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即“整体人本主义” 和“印度教特性”。对印度人民党而言,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印度人民党建立后,温和派领导人瓦杰帕伊试图扭转其前身印人盟教派主义色彩过浓的形象,转而提出“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式的社会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同国大党竞争。但是,这一转变并没有为政党带来收益。相反,该党在1984年印度第八届大选中失利,仅获得2个席位。此次失利使印度人民党认识到,利用世俗主义和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与国大党竞争是不现实的, 于是,它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在1985年10月的甘地纳伽尔全国执委会会议上,整体人本主义被确定为印度人民党的指导原则。此后,印度教教派鼓动成为印度人民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教派政治鼓动的日趋深化,整体人本主义思想逐渐满足不了政治鼓动的需要,因为整体人本主义虽然强调印度教传统文化,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并不将矛头直接指向穆斯林,而是更多地指向西方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于是,整体人本主义遭到了冷遇,之后印度人民党便推出印度教特性作为新的思想武器。

　　印度教特性是贯穿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始终的核心概念,但它的确切含义却十分模糊。在印度,最早对印度教特性概念进行探讨的是萨瓦卡,其代表作是 1923年所著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一书。萨瓦卡在书中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说:“印度教特性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如同人们常常会错误地将印度教特性和它的同源词‘印度教’混淆起来一样,认为印度教特性仅仅是印度人精神或者宗教的历史,也是不正确的。印度教是印度教特性的派生物, 是印度教特性的一个片断,一个组成部分。印度教特性包含印度教民族历史上存在的一切思想和行为。”萨瓦卡强调印度教特性的历史性是把握这一概念的关键,但他的历史发展过程却排除了伊斯兰统治时期的历史。同时强调印度教在印度文化中的排他性和唯一性,认为印度教文化应该是印度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唯一基础,穆斯林只有在掌握印度教遗产的基础上才能融入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之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教派主义意识形态。

　　实际上,印度教特性一方面体现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古代宗教的宽容精神;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教特性与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使宗教民族化、民族宗教化,排斥和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则带有很强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对国家的整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从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印度教特性来看,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1923年,萨瓦卡首次提出“印度教特性”的概念时,正值印穆冲突日益加剧之际,其目的在于强调印度教徒的传统性和统一性,将穆斯林群体排除在印度民族之外,并以此保护印度教徒的政治、社会利益。这一概念遂成为 1925年成立的国服团的重要指导思想。印度独立后,在国大党世俗主义理念的大背景下,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凸显印度教特性的提法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又一次高涨,印度教特性再次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手中的王牌。1984年,湿婆军在选举中提出建立 “印度教国家”的选举口号。80年代中后期,沙·巴诺(shall Bano)事件、巴布里清真寺问题与由两大史诗改编的系列剧的播放等教派主义问题进一步促使人们关注印度教特性这一概念。

　　在上述背景下,印度人民党于1989年的帕兰普尔会议上明确将印度教特性作为指导思想,为自己的选举政治服务。而在1996年,印度人民党在 “竞选宣言”中的民族国家思想则完全是萨瓦卡的印度教特性思想,甚至用词都一样。印度人民党的这一口号或思想体现了它建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的“大一统”“印度教国家”的政治目标。2002年5月,阿德瓦尼在安达曼岛将布莱尔港机场更名为萨瓦卡机场,并发表演讲为印度教特性造势。瓦杰帕伊担任总理时甚至直接说过,“印度教特性”就是“印度性”。2003年2月26日,瓦杰帕伊政府将萨瓦卡的画像挂在了印度国会大厅中,正对着圣雄甘地的画像。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瓦杰帕伊政府的此举反映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已经进入印度政治的主流”。

　　由此可见,对印度教特性或印度民族之类概念的讨论始终伴随着印度教派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印度人民党发展壮大一个不可缺少的武器。正如邱永辉先生指出的,印度人民党的崛起,除了政治手段和社会原因以外,关键是其思想观念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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