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侄女王曼恬63岁死于狱中
主席的亲戚 发表于 2010/03/03 08:50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人到了老年,写下的文字里面总有自己以前的影子存在。孙犁尤甚。即使一些所谓的“小说”,他也好像在当回忆录写。除了改一下主人公的名字,事件虚化一下外,他几乎都很严格地尊重了事实。比如,在一篇文章中,他写到当时《天津文学》的两个领导找自己谈话,有一些话不中听。文章发表后,当事人给孙犁打电话,说给他
安的头衔不对,自己不是副总编,而是编辑部负责人之类。这篇文章再收入集子时,孙犁特意作了说明。孙犁这样的老人,饱经风霜,见识过大小文字狱、文字祸,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无论你的文章以什么体裁的名义发表,只要人家找上来,总是麻烦。因此,事实严谨一些,总不是坏事。也正如此,在《老荒集》中看到这篇不足两千字、名为《王婉》的小说时,我犯了对号入座的毛病,忍不住把他说的事和我脑子里的记忆一一对照。
我和王婉在延安鲁艺时就认识了,我们住相邻的窑洞。她的丈夫是一位诗人,在敌后我们一同工作过,现在都在文学界。王婉是美术系的学生,但我没有见过她画画。他们那时有一个孩子,过着延安那种清苦的生活。我孤身一人,生活没有人照料。有一年,我看见王婉的丈夫戴着一顶新缝制的八角军帽,听说是王婉做的,我就从一条长裤上剪下两块布,请她去做。她高兴地答应,并很快地做成了,亲自给我送来,还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
她的口音,带有湖南味儿,后来听说她是主席的什么亲戚,也丝毫看不出对她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那时都是平等的。
看到“主席的亲戚”,我立刻对上了号——王曼恬。因为,这篇文字里还提到,“1953年,文艺界出了一个案件,她的丈夫被定为‘分子’”。天津的诗人、“胡风分子”,自然是鲁藜了。鲁藜的妻子就是王曼恬。
王曼恬的父亲王季范和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她是王海容的姑姑。
鲁藜当年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是圈内公认的“七月派诗人”,但他和胡风只见过一面,之间的来往似乎也仅限于写作上的交流。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抓捕鲁藜时的一幕:
当时,两口子正在家里做家务。公安人员来了以后,鲁藜问:为什么抓我?
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峰说:“参加反革命活动。”
王曼恬站在一旁,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鲁藜看着妻子不解的目光,问道:“你相信他们说的我是反革命吗?”
妻子没有回答。
江峰说:“是不是反革命你跟我们去了再说。”
鲁藜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对江峰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
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光。
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出,当时鲁藜和王曼恬还是有感情的。但在变化莫测的局势面前,王曼恬作为一个女人,且作为领袖的远房亲戚,她更无助、无奈、惶惑和凄然。
身为天津市文协(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鲁藜面对院子里看热闹的同事,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生活。”孙犁也提到了这句话:“‘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婉受到冲击。她去卧过一次铁轨。后来就听不到她的消息。我的遭遇很坏,不只全家被赶了出去,还被从家里叫出来,带着铺盖和热水瓶关到一个地方。我想到了王婉的丈夫被捕下楼时说的一句话,‘这也是生活!’我怀疑,这是生活吗?生活还要向更深的地狱坠落。”
后来,王曼恬和鲁藜离婚了。别人是在领袖和丈夫之间选择其一。而她要在丈夫和表舅(领袖)之间选择一个。在“胡风”问题上,毛泽东曾问过周扬他们一句话,鲁藜怎么样?周扬自然了解毛泽东的意图,说挽救不了了,毛泽东也就没说话。事情传出来,大家都说“毛主席大义灭亲”。对于王曼恬的惶惑,孙犁这样描述道:“每年过春节,文联总是要慰问病号的。还在担任秘书长的王婉,带着一包苹果,到我家来,每次都是相对默然,没有多少话说。听说主席到这个城市,曾经问过王婉是不是‘分子’。那时她已经离婚。”
后来,卧过轨的王曼恬忽然成了江青的红人。她先后担任了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和文化部负责人。这个彷徨无依的女人,开始说一不二,呼风唤雨。在孙犁蜗居的天津,被王曼恬召见,已经成了众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这天,王曼恬派人找孙犁谈话。“一位高级军官,全市文化口的领导,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说一句,他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斟茶倒水,如同厮役。”
这次谈话后,孙犁成了京剧团的顾问。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好家伙,王婉接见了他!”“听说在延安就是朋友呢!”“一定要当文联主席了!”
孙犁的这篇小说,叙述平静,淡然。唯一有点波澜的地方,或者是高潮,大概在下面这个地方:
因为被折磨得厉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老同志,竟来向我献策:“到王婉那里去试试如何?她不是还在寡居吗?”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能攀龙附凤,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并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职。
这真是奇异的非份之想,我没有当皇亲国戚的资格,一笑置之。我知道,这位同志,足智多谋,是最善于出坏主意的。
我不知道,孙犁到底是怎么想的,但那时跟王曼恬提出这种问题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那位献策的“老同志”,有没有拿孙犁开涮的成分?甚至盼他闯祸的成分?我也想知道,这位“最善于出坏主意”的同志到底是哪位呢?起码应该也是个圈里响当当的人物吧?期待有见识的人赐教。
“文革”结束后,鲁藜老树发新芽,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刘颖西女士主动找上门来,要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刘颖西在50年代就认识鲁藜,她比鲁藜的女儿仅仅大一岁,非常崇拜鲁藜。两个忘年交结婚以后,鲁藜生活安定,继续写他的诗,直到去世。而王曼恬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了。重新置身于焦虑和抉择之中的王曼恬似乎已经无所选择。这一次,与二十多年前面对选择时有所不同:她享受了那么多人所羡慕的尊贵、荣华(不管她愿不愿意,是不是她自己主动去追求的),似乎也够本了。
害人的人被抓起来,也算是恶有恶报了。为情势所逼、被压抑成善的“恶”开始蠢蠢欲动。我们这个民族中,很多人喜欢以牙还牙。
孙犁评价道:“使王婉当年卧轨而死,彼时虽可被骂为自绝于人民,然日后可得平反,定为受迫害者。时事推移,伊竟一步登天,红极一时,冰山既倒,床下葬命。”王曼恬最终用一条扯破的床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些计划用慢慢折磨她来换取安慰的人大概会怅然若失吧?
王曼恬死了,孙犁也走了。其他人慢慢地也都走了。
(摘自《闲话之无关娱乐》,青岛出版社200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