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文学的《论语》/孔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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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论语》的时代背景同构

　　春秋是社会与文化的大裂变时代,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们纷纷“称王称霸”走向“独立”,亡国弑君,政乱无道。人性的恶点被充分暴露,民众处于社会裂解的巨痛之中。

　　汉末“黄巾军起义”, 宦官专政,外戚擅权,董卓乱政。十六镇诸侯联军讨卓,却“军合力不齐”,“辞还自相戕”。他们各怀鬼胎,凯觎汉室。曹操因机得以把持朝纲,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袁绍、袁术、张鲁、张绣、刘表、刘璋……诸侯争霸,情同春秋。

　　 春秋时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礼崩乐坏、人欲横流。面对灾难时世,孔子立足于“大同”理想,开了一帖“济世良方”。

　　汉末更甚于春秋之乱,天灾人祸,兵燹不绝,以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罗贯中,生当元末乱世及明初大治的时代。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的“红巾军起义”,而后,郭子兴、徐寿辉、陈友谅、张仕诚、朱元璋、方国珍等纷纷揭竿,颇有诸侯争霸之势。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王圻说:“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也许是条件与力量的不足,才退求“立功”,与施耐庵等人“客霸府张仕诚”。因朱元璋统一了天下,罗贯中只有转而“立言”,在他的《三国演义》中构建美好的理想。《三国演义》其实是一部文学的《论语》。

　　二、与《论语》的政治精神同构

　　 (一)“仁学”的政治理想

　　孔子毕生追求的是“仁政”。他在《论语》中极力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以人为本的充满仁爱精神的天下大统四海升平的和谐社会。

　　蜀汉所建立的正是这种理想社会。作品突出地宣扬“尊刘贬曹”以“刘汉”为正统。刘备起身于乱世。他志在天下大统,虽无立锥之地,决不乘人之危。他行仁义,施德政,民服其心,是以“两川之民,欣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米满仓廒,财盈府库。”这几乎跨入了 “大同”的门坎。

　　其次,《论语》还全面阐述了“仁政”方略。“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宫,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仁君只有具有高尚的人格,才能治国平天下,“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虽然刘备白手起家,但天下文武贤才四面来投,“伏龙、凤雏两者得之,可安天下。”刘备皆得之。亲贤臣,远小人,恩加百姓。七擒孟获而纵之,是“柔远人,怀诸侯”的体现。

　　(二)“仁学”的政治秩序

　　《论语》的核心是“仁”。孔子针对混乱无序的社会,提出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权利与义务双向平等互动的政治精神。

　　《三国演义》中,蜀汉完全是按“君、臣、父、子”的社会职责与义务来构建的政治大厦。在上者心怀仁、爱,爱民如子,爱兵如子。面对曹操百万虎狼之师, 刘备不肯丢下数十万随从人民,“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总之刘备集团追求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学政治价值。

　　 (三)、“仁学”的政治道德

　　《论语》构建“仁学”的政治道德,终极目的是为了全人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历代统治者总是功已罪人,孔子却认为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刘备携民渡江时,痛哭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并欲投江自尽。曹操在一败涂地,总是牺牲他人以自保。

　　《论语》的核心是“仁”;《三国》的核心是“义”。“义”是“仁”的社会学范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刘备集团自上而下都重“义”,刘、关、张桃结义,义薄云天,关羽麦城之难, 刘备得知“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他拒谏伐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他把“义”置于“天下”之上。孔子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别人是“爱美人不爱江山”,刘备是朋友之义重于江山。长坂坡摔阿斗,是重义爱才。“前五虎”亲如兄弟,“后五虎”情同手足。

　　三、与《论语》的人格理想同构

　　《论语》以“君子”和“小人”为人格坐标,构建“仁学”。“君子”一词共使用107次,从80多个层面定义了“君子”的人格标准。

　　刘备集团代表“君子国”,是按君子的人格标准来刻画其中的人物。而孙吴集团则具有两面性,和刘备结成统一战线时岀表现其君子之风,而与刘备矛盾时,表现其人格“小人”品质。曹魏集团代表的是“小人国”。

　　(一)仁:刘备为“仁绝”——明君之典型

　　作者在刘备身上寄托了仁德之君的理想,塑造了一个“仁君”的典型。

　　爱,“仁者,爱人。”仁政爱民是刘备最突出的品格,“携民渡江”作了典型刻画。他带领人民逃亡,自己妻儿失散而不及顾,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孝,“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刘备表现的天子之孝,徐庶接到母亲召归的书信时,闻言大哭:“子母乃天性之亲,元直无以备为念。”是站在他人的角度,“老吾才能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子之孝在“爱民”。

　　悌,表现的是刘备“异性兄弟”之悌。张飞因酒误事,丢了徐州和刘备的妻小,要自杀谢罪,刘备劝他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自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叫兄弟中道而亡?”更不用说为关羽报仇之事了。他待赵云亦如兄弟,敬诸葛犹如师长。

　　忠,刘备之忠,前期在于忠君,在忠于汉室,以复兴汉室为已任;后来,忠于国事,忠于民意,忠于理想;正大光明,“忠人之事”。

　　恕,是体已量人,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刘备三让徐州,不受荆州,不愿乘人之危,正是“恕”的品行。

　　礼,孔子主张以礼治国,“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 刘备无论是对大臣,还是小民,都能以礼相待。礼贤下仕更是其主要品德。

　　智,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 又说“智”即是“知人”。刘备知人善用,曾告诫孔明,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他雄才大略,三分天下有其一,实有过人之智。

　　勇,孔子说“知耻谓之勇”,希望人民“有勇且知方” ,“见义不为,无勇也。”刘备织席卖履,为平乱“见义勇为”。“三英战吕布”时,为将军之勇,以区区数千人马,抗曹兵百万之众,则是大智大勇。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信,孔子把兵、食、信看成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 这正是刘备政治品德的概括。正如刘备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天下,吾不为也。” 他举贤任能,伐森林送徐庶,三顾茅庐请孔明。张松形貌猥琐,曹操斥之,刘备敬之。

　　(二)义:关羽为“义绝”——义士的典型

　　中国有两个“圣人”,文圣孔子,只封为“素王”;武圣关羽却封到“关圣帝君”。关羽因打抱不平杀了人流亡在外,起于“义”;后来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徐州之败,为保全刘备家小被迫“降汉仕曹”,但酒色财气不能变其义;为追寻刘备,过五关斩六将,生死为“义”。穷途末路面对敌人,他敢于 “降”,在“降”中体现其“义薄云天”的赤胆忠肝。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是借“背叛”之情,显超凡入圣之“义”。就如刘备敢于把义置于“天下”之上,关羽则敢置于“情理”之外。

　　(三)智:诸葛亮“智绝”——贤相的楷模

　　智,是仁的主要范畴之一,没有智,修身养性与治国平天下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孔子首创私学,为平民点燃智慧之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只有知识渊博,智慧过人,才能布德于民。诸葛孔明是智的化身,他被塑造为卓越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雄辩的外交家、渊博的社会学家、见微知著的心理学家。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守信重义,仁政爱民;高瞻远瞩,勇往直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贤相的楷模。

　　(四)勇:张飞“勇绝”——良将的模范

　　张飞,威震天下,万夫不挡。关羽斩颜良、文丑时曹操赞其神勇,他说:“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取百万军中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长坂桥头,他三声大吼,地动山摇,吓死夏侯杰,喝退百万曹兵。他莽撞、威猛,心如赤子,可爱动人。

　　《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美学模式,首先导因于《论语》“君子”与“小人”的哲学价值观,哲学上只有君子或小人两种不容含糊的人格,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人;其次是导因于史学价值观,史学也只能描写“君子”与“小人”,只能写影响历史的极端人物,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再次是由作者的价值观决定的,他生当乱世,面对新政,本想“立德”、 “立功”,不成而后“立言”,所立之“言”,不是游戏笔墨,而是给未来开一剂救世良方。《三国演义》实在是一部文学的《论语》。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

　　[2]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贾仲明《录鬼薄续编》,《新校录鬼薄正续编》巴蜀出版社1996。

　　[4]王圻《稗史汇编》,《中华野史》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5]《礼记·礼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6]《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孙子·计篇》,《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8]《三国志·庞统传》,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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