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痛击欧美资本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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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为我们地球的未来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全球变暖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诸如京都协议和其他一系列企图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尝试都已彻底失败。我们全人类只剩下6年时间（至2015年）还有机会在"灾难性"效应不可逆转前改变今天破坏性的能源消费模式，而目前极端气候、洪水、干旱、农业生产下降和大规模移民这些灾难性影响已经随处可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排放国，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只是在进一步加剧气候危机。

危险降临的证据无时无刻不在。 11月下旬，新西兰发出了一个航行警告，因为有超过100座冰山在其海岸附近出现。这种罕见事件上一次发生是在2006年，而在此之前，自1931年以来从没有发生过。冰山作为巨大冰盖的一部分由于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气温影响从南极分裂出来。

以前气候学家们最为关注的是北极地区积冰的迅速融化。十年内北冰洋在夏季将没有积冰而可以自由同航；根据卡特林北极考察队的最新报告警告说，"这可能导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洪水泛滥的影响...加剧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构成了哥本哈根会谈的主要框架，但它们曾指出到本世纪末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这一例证说明了气候危机正在加速。

现在科学家们警告即将到达气候巨变的"触发点"。《自然-地球科学》杂志警告说，全球气温上升可能引发南极西部的冰盖融化产生的水足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5米。而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即使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海平面上升，譬如上升1米也将导致财产损失达9440亿美元和使数千万居住在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屿的人口处于危险之中。根据所有研究显示，亚洲面临着最糟糕的情况。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警告说，如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平均海拔只有3米左右将严重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危险。根据广泛预测的到2050年海平面可能上升 30厘米，将导致上海所在的中国长江三角洲一半以上的地区54000平方公里被淹没。此外如孟加拉的首都达卡、印尼的雅加达和菲律宾的马尼拉等人口稠密的亚洲城市都是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影响的高风险地区。每年在发展中国家中受气候灾害影响的人口从1975年至1979的不足5000万上升到了2000年到2004年的2亿多。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解释说："气候变化带来的是水的变化。最大的影响将会是水太多或者太少了。"当部分地区将被洪水淹没时，其他一些地区可能会变成沙漠。世界范围内极干旱地区比20世纪70年代增加了一倍。2009年中国华北地区遭遇了5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有15个省份的农作物生产大面积受损。而且华南的广东省也经历了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从8月至9月蓄水量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随着气温上升，这些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一些专家预测，到2025年，除非在洪水期中国将没有河流能直接通达大海。除了全球变暖，兴建水坝、增加灌溉和城市化都给淡水资源和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一个监测生物多样性的团体（Diversitas）发现，全球范围内淡水物种，如鱼类、蛙类和龟类等比其他陆地和海洋物种濒临灭绝的种类多"四到六倍"。中国平均每年有20个湖泊消失，90%以上的湖泊由于工业污染而处于富营养状态。

随着气候危机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对穷人而言-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但土地有限，而且农业生产下降，导致严重的粮食危机。今年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超过10亿人人口因缺乏食物而营养不良，其中有6亿4千2百万居民生活在亚太地区。今年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如印度的干旱和菲律宾的旋风使稻米收成剧减，而导致价格急剧上涨。由于全球稻米供应越来越紧张，正导致可能重复出现2008年由于稻米价格上涨而带来的自中东到加勒比海众多地区出现的粮食暴乱。这也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一份来自麦肯锡气候变化的最新报告，该报告是麦卡锡公司与中国方面的一流专家共同编写的，警告说，气候变化造成的缺水可能造成中国东北地区到2030年时平均粮食产量减少12%，这一地区是中国主要的大麦、玉米和稻米产区。粮食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无力确保社会资源稳定的一个结果。每年大约有1亿万吨谷物被用于转化生产生物燃料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尽管所需进行的科学研究日益紧迫，但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准备的哥本哈根峰会注定会是一场灾难性的演说秀-190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温家宝和奥巴马在内，将齐聚开会讨论于2012年即将到期的1997年京都议定书。没有人会认真期待哥本哈根达峰会期间能达成有共识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更不用说具体执行。"这绝对是一团糟，"当峰会的主要负责人德波尔（Yvo de Boer）在对本次峰会的谈判草案发表意见时如此评论道。为了挽救这个一团乱麻的会议，东道主丹麦首相拉尔斯洛克-拉斯-穆森（Lars Lokke Rasmussen），呼吁达成一份"政治协议"，就是因为深知根本无法要求应该承诺削减的国家达成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由于同样的原因"哥本哈根第2次会议"也被吹捧起来。正如凯文-拉斐特（Kevin Rafferty）在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中评论所说的，如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一样，（哥本哈根峰会期间）达成协议的渺茫希望取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政治领袖们真正了解由于地球的脆弱带来的经济困境，而这实际上如同鬼船‘飞翔的荷兰人'一般不可捉摸。"

但只要他们仍然沉迷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无论是哪一个领导人都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是为了少数人的利润而最大程度地榨取人类和自然资源的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美国政府迄今花费和出借了12.8万亿美元来挽救华尔街银行体系和银行高管们免于破产。但联合国用来资助贫穷国家减少碳排放的基金至今才筹集了1800万美元，原因就在于那些富有的国家不愿履行其应做的贡献。正是这一制度正在摧毁地球。假如不打破以石油、能源和汽车交通为基础的商业帝国的权柄，气候危机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且同时必须结束资本主义国家为手瓜分和控制大洲和地区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游戏"。只有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其他贫困受压迫的阶层才可能结束今天恶性发展的环境灾难，而这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发起一个民主的计划的社会主义全球经济。

在通往哥本哈根的道路上，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等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已经陆续表达了他们愿意谈判的立场，并可能会在峰会正式展开后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报价"。但这些国家的方案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或真诚的。仅在峰会召开10天前，中国当局宣布将在2020年前削减单位GDP碳排放40-45%，这是其之前许诺的翻倍。与其说是真正试图解决温室气体减排和世界范围内寻求再生能源，不如说各国政府的立场为其民族经济保护主义所驱动而在全球辩论中追逐声名并转嫁因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导致的责备。

由于压倒性的科学证据的存在，世界各地的人民群众对此问题日益关注。在香港，今年11月汇丰银行的气候信心监视团的民意调查显示，75%的市民相信气候危机至少和经济危机一样严重。思纬调查（Synovate）于2009年8月的调查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中79%的人希望他们的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不管其他国家具体怎么做。鉴于这些忧虑的存在，没有一个政府或者民族的资产阶级敢于承担"气候恶棍"的骂名。所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离开哥本哈根时不会遭到责备或者被迫接受议案！

中国专制当局针对哥本哈根峰会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学会如何进行这个游戏-他们至少和华盛顿、巴黎或者柏林一样精明，知道在寻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加以"绿色"的伪装。当今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理事会会议上阐述中国政府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提案时，被世界上大多数媒体描绘为一个突破。英国的《卫报》声称，（胡锦涛的）演讲表明"世界与难以达成的[气候]协议只有一英寸之遥"。《泰晤士报》宣布"中国开始了削减碳排放的行动"。这些媒体的记者显然在胡锦涛发言时已经睡着了。当胡锦涛提到"显著减少"（这句话引起媒体的兴奋，但他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数字），他指的是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这只是北京重述以前的立场，第一次是在2006年它承诺会在2020时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时降低20%。

当时中国当局提出要在2020前相比2005年削减单位GDP碳排放量达20%。而总理温家宝现在提出的降低40%-45%的排放量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当局在谈判的强势。正如《南华早报》的汤姆-荷兰德（Tom Holland）指出的，中国的这一提议"充分增强了中国的绿色信誉"。当然他也指出这只是一个目标，中国当局拒绝任何约束性的协议，并坚持认为《京都协议》中发展中国家免于约束性协议限制的规定必须继续保留在新的条约中。中国的"气候大使"于庆泰表示，正如外国组织和环境团体所要求的，新的目标"是可测量的、可报告的和可检验的"。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强调为了真正能观测、控制和削减碳排放量，与其依靠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信任不如何依靠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建立民主的工人组织。而这绝不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谈期间发生。因此，正如汤姆-荷兰德在文中所指出的，"北京方面的减排主张差不多是个口头承诺，而正如老的谚语所说的，口头承诺远不如书面表态。

"但假如中国方面实现了其40%-45%减排的主张后，我们的进展到底如何呢？而对于全球变暖的问题而言，不在于具体的哪国单位排放量，而是在于全球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中国继续保持8%的年度GDP增长率，按照到2020年单位排放量降低20%来算，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翻倍；如按照降低 40%来算，则总量仍然会增加70%。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即使单位碳排放量削减45%，到2020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会比 2005年翻倍。这对于希望限制全球排放总量和避免地球平均温度上升2度的计划来说是个致命之击。正如荷兰德所解释的，即使未来十年中国的平均GDP增长率下降到5%，到2020年其仍然会排放额外的20亿吨二氧化碳，而这等于美国和欧洲削减排放量的总和（假如欧美能够实现它们的减排目标）。

而且20%的单位GDP碳排放的降低并不需要很大的努力。因为根据乌德-麦肯扎顾问公司（Wood Mackenzie）的报告，2005年中国是世界10个最不讲能效的经济体系之一。即使从经济结构升级发展和转向使用更为有效的能源和增加对能源依赖少的服务业的角度来说，碳排放强度完全有望在2020年下降20%。而且单位排放量降低20%不过使中国的排放量达到今天印度和印尼的水平。巴西的单位 GDP碳排放量甚至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调查，2007年中国单位碳排放量（每美元GDP排放0.61公斤二氧化碳）是印度（每美元GDP排放0.32公斤二氧化碳）的2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对煤的过分依赖-作为最肮脏的化石燃料并每年导致40万人死亡-占中国的能源自给率超过70%。

现在所指的不是相对的排放水平，而是指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总量排放到地球大气层的量。即使单位排放量降低20%，如果中国经济继续维持8% 的增长，那么到2020年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增加一倍。这对于限制全球的总排放量的和避免地球平均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的灾难性前景是一个致命打击。在此基础上来自中国的排放量就将远远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削减（假如他们能达成目标的话）。中国的谈判代表正确地指出，富裕国家而非穷国应该为过去数十年工业化导致大气中累积的二氧化碳承担主要责任。他们指出现在这些国家（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虚伪的政府和商业领导人想要把削减碳排放量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国的谈判代表也正确地指出富有国家在实践中拒绝向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转移必要的技术与提供金融支持以帮助它们实现产业升级。这反映了不平等的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群众既要认识这一不平等的现实并与之斗争；也不能允许他们自己的资本家和政府犯下同样的罪行 - 气候危机的现实也要求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们采取激进的变革行动。

虽然它们作为工业化的迟到者时，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总的碳排放量已经占到全球的一半。巴西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德国还高，而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距离法国也并不远。一些资本主义评论家和环保分子所主张的要求中国的普通群众（为维持低排放量）继续保持贫困生活显然是毫无逻辑性可言。需要的是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只有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对主要经济杠杆力的控制才有可能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环保技术。

中国的碳足迹甚至按人均计算也已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使用煤造成。而大规模的生产汽车和私有拥有量的上升 - 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导致此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煤炭行业目前至少雇用有500万人，但许多其他行业的就业人口，如港口、铁路、运输和发电行业，也依赖采矿业。

火力发电厂的数量从1996年至2006年增加了一倍。煤炭仍是当局发展战略的核心之一-计划到 2015年再增加30%煤炭的生产。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尽力戒除煤的"致命吸引力"。基于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在实现这一转变的同时也可以为矿区提供替代的绿色产业与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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