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奎夫人水静回忆：我们一家和薄一波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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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碎的家

　　1972年，让我出来做点工作了，我立即找到一个出差机会前往北京。尚奎一再盯嘱，这次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大难不死的老朋友，看看那些不幸逝世的朋友的遗属和遗孤。又特别交待，一定要打听一波的下落和他的孩子的情况。其实他知道，他不说我也要做的，他是在强烈地表示他对朋友们的思念。

　　到了北京，我三下五除二地把工作干完了，随即先后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和陈正人的夫人彭儒。这时，我已知道一波还在监狱里。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波和明姐的大女儿安安。安安告诉我，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在工厂当工人，有的到外省插队，小七则下放在大西北……听着听着，我的心都碎了。好端端的一个幸福家庭，被“四人帮’，搞得家破人亡;孩子们星流云散，无家可归。

　　我强忍眼泪，又问一波的情况:“这些年你去看过你的爸爸没有?”

　　安安摇摇头说:“自从他被关起来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他们不准我去呀。”

　　“你去找过他们没有?”我又说，“你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国民党的大狱还允许家人去探监哩!”

　　安安愁苦地对我说:“水静阿姨，前些时他们找过我一回，把爸爸的手表给了我。”安安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爸爸被他们害死了?也没办法打听。”

　　“不会的。”我说，“如果你爸爸不在了，一定要注销户口的。”

　　安安说:“你不知道，阿姨，爸爸从坐牢那天起，户口就没了。”

　　她这么一说，我也有点着急了。可仔细一想呢，又不像。因为一波真有不幸，造反派会幸灾乐祸;而且要交遗物，也不光是一只手表呀，总还有点衣服什么的。一波是个富于智慧的政治上极为机敏的人，他肯定知道了林彪“拆戟沉沙”的消息，以及由此带来的形势上的变化。他送出一块表，是让孩子们放心，他出狱有望了。我把这些想法说了，又对她说:“你现在要千方百计和你爸爸联系上。去找上面那些人，写报告，天天去缠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见爸爸，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还能把你怎么样?有从牢里放出的叔叔阿姨，也要去打听，好知道爸爸的下落。”

　　可伶的孩子，一直在温暖幸福中生活成长，何曾经历过如此劫难?碰到这种变异，自然束手无策了。听了我的话，总算是得到一点安慰，有了一些主意。我回来对尚奎讲了上述情况，他很感叹!但和我一样坚信一波还活着。

　　水牢春秋

　　自从林彪摔死之后，老于部的艰难处境有了一些好转。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我和尚奎对。一波的担心，稍稍缓解了一点，可是仍然为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而不安。

　　1975年的春天，我再次出差到北京，很快就打听到一波已经出狱，住在国务院西直门外第一招待所。于是我立即和安安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和刘勇(原炮兵司令员邱创成的夫人，是胡明那个局的一位处长)马上就看他。

　　“爸爸虽然放出来了，但还在受监视。”安安说，““去看他的人都要详细登记，不知搞的什么名堂。”

　　“登记就登记好了，我不怕!”我说，“死都死过了，生个病也就是那么大的事!”

　　“还是少点麻烦好，水静阿姨。”安安这孩子成熟多了，她说“我看你们不要去‘一招’，明天上午我把爸爸接到我们单位上来，你和刘勇阿姨9点钟来就行了。他没有什么事，时间我可以定。”

　　我觉得安安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她的安排。次日上午，刘勇带上火腿，我提上水果，准时赶到安安工作的首都医院，找到她那间小得可怜的房子。才坐下谈了一会儿话，一波那魁梧的身形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劫后余生，恍若隔世，我和刘勇一人抓住他一只大手，泪眼汪汪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刹那间，眼前浮现着他在狱中所受的磨难，胡明的被害，以及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别夫离子，十几个“女犯人”住一张通铺，失眠之夜的种种回忆……我已经无法控制积在眼眶中的热泪了。

　　还是一波心胸开阔，意志坚强，他微笑着，让我和刘勇坐下，慢慢说话。看着他的笑容，我的心像被刺了一刀似地流着血，在他的微笑里，含着多少悲愤，多少哀伤啊!他失去了一生中最最珍贵的夫人，我最亲密的明姐。

　　“这么些年了，你们都好吗?家里人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道。

　　我和刘勇都简要地说了一下各自的遭遇，我还代尚奎问候了他。

　　“也活下来了，算是幸运的。”我说，“你可受罪了，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也活下来，不过活得很艰难。”他苦笑着说。

　　我说:“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开头是些红卫兵娃娃对我搞逼供，那还好对付。”他说，“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当‘叛徒’，我说娃娃们，我做白区工作时你们还没出娘胎，怎么会知道那时的事呢?我役有当叛徒，倒是杀过叛徒。于是我给他们讲故事，上政治课，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告诉他们，我的历史毛主席最清楚，问问他就行。”

　　我说:“是呀，真要去问毛主席倒好了。”

　　“后来换了些年纪大的造反派头头来，可把我整惨了。”他叹口气说，“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学来的那套办法，就像历史上一班残忍的酷吏折磨屈打成招的老百姓一样。”

　　一波说，那些人成天要他写所谓的“交待材料”，他当然不会去写，没事就在房里来回踱步，锻炼身体，或者倒在床上睡会儿觉。他们火了，把他关到一间一个多平方的小杂物间里，床撤了，只有一桌一凳，供他写“交待”用。他有什么可写的?困了，伏在桌上一样可以睡大觉。他们咬牙切齿，把凳子也拿走了，要他站着“写”，他更不会写了。白天，他在原地踏步，活动筋骨，地方小，也不能捆住他的胳膊腿呀!累了，他就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呼呼大睡。造反派暴跳如雷，大骂他“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挖空心思来计算他。那些家伙把小桌放在房子中间，四边不靠墙，而地上又放了一尺多深的水。使他既不能下地踏步，又不能倚墙而睡。但他还可以坐在上面闭目养神，或者打个磕睡。不过，这的确把他搞得疲惫不堪。有一回累极了，身子失控，竟从小桌上摔了下来，倒在水中。他那么大的块头，摔得青一块，紫一块，造反派们便哈哈大笑。这事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指示:不准变相刑讯，必须改善被关押者的生活环境。

　　“这以后，我的日子总算‘好过’一点了。”一波苦笑一下说，“他们没完没了地要我写‘交待’，我还是老办法;一字不写。他们变着花样审讯我，我就是一句话，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你们问他去!他们没招儿了，狠狠地说:‘好吧，你就坐牢吧!’我想，坐就坐吧，坐牢我还有点经验、”

　　其实，哪像他说的那么轻松!他遭到的无止无休的批斗、殴打、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在二七车辆厂，他被用橡皮上的铁条、木棍打坏脊椎骨，腰都伸不起来。有一回，因为理直词严驳斥了造反派的诬陷，被康生派去的20多个打手拳来脚往，打得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拖回牢房。他还曾被四条彪形大汉分别抓住四肢，用力向上抛去，然后落在水泥地上，当即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躺在冰凉的冷水之中……旧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东揪西斗，一天被整数次;有时“疲劳”轰炸，几十个小时不得合眼……

　　这只是我零零碎碎听人说的一星半点，谁知道他受了几多苦难，咽下几多悲愤呀!然而，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坚毅倔辈，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正气凛然！

　　他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他是为其他60名战友的政治生命，为着马列主义真理，为着共产党人的信念而活着!

　　他不是简单地活着，他还在作殊死的斗争。他在每天看过的报纸上，都要记上所受的批斗和遭到的折磨。他知道，专案组会把这些收集起来，作为对抗 “文化大革命”的证据，但总会有一天，它们会成为那些历史罪人的犯罪铁证!如果说这是他的准确的预见，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还把对他的批斗会，当做一个揭露林彪、“四人帮”可耻阴谋的讲坛。专案组在一份向康生的报告中说:“薄一波仍负阴顽抗，态度极为恶劣”，而且“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显然这使他饱受了皮开肉绽、筋断骨折之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真理并非俯拾即是的草芥!他还忍着残酷的折磨给他带来的痛苦，写了一份近 3万言的材料，详细描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61位同志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一斗争的肯定与赞赏。这就给“四人帮”一伙一记响亮的耳光，揭穿了他们制造这一旷古奇冤的阴谋，并宣告了这一阴谋的彻底破产!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着，由悲伤而气愤，由气愤而慨叹。什么铮铮铁骨呀，什么忠心赤胆呀，这些赞誉之词在一波面前显得如此平淡无奇，是远远不足以形容一波风骨与肝胆的。

　　“真没有想到，你坐了国民党的牢，又坐林彪、‘四人帮’的牢。”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吃足了苦，受够了罪了。”

　　“坐牢嘛，还能舒服得了?”他嘿嘿一笑说，“不过嘛，坐国民党的牢，每天还可以放一次风，他们也允许亲友探监，送点吃的、用的。我们在狱中还办党校，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学习，开展讨论;还进行支部选举，定期改选，过组织生活，作自我批评和帮助同志，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可是，这次坐牢，全都没了。起初还能通过接受批斗了解一些形势，这点‘享受’也不给。几年不让见亲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的身体被他们搞得衰弱不堪，要不是周总理把我送进医院，治疗保护，我早就被那些人迫害死了。”

　　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哪能说完呢?不过这回我总算放心了，他虽然比过去苍老多了，但精神很好，调养一段时间，会很快恢复的。只是我不敢提胡明的事，免得几年不见，一见面就要伤心。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之后，即1978年12月16日，薄一波等61位同志才得以彻底平反。在随后的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重新肯定了一波对党对人民的贡献，纠正了“四人帮”强加的错误结论。

　　1979年，一波恢复了工作。

　　爱的伟人

　　这年秋天，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一到北京，我们就带着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孩子去看望一波。这时他已搬到万寿园居住了。据说张学良将军曾在这里住过，园子不大，但布局很好，收拾得也很干净，几栋古色古香的房子，坐落在花木浓荫之中，还有一口较大的色塘，水清.见底，游鱼可数，显得恬适而静谧。尚奎和一波是文革后头次见面，激动兴奋，自不必说。一波见了小莉，更是高兴，他把孩子拉到身边，说:这就是小莉呀?你看，十多年不见，长得越发漂亮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该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了。现在小七已经结婚，你就做我的女儿吧!”说得悲枪凄凉，我心都酸了。

　　小莉看在眼里，赶紧调调情绪，她对一波说:“伯伯，我以后就是你的小女儿了。”

　　大家这才开心地笑了。

　　可是我的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胡明不在了，少了大半热闹。一波的孤寂，又显而易见的;我也觉得知音己逝，落寞空虚，不是滋味。当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抑制心底的悲伤，以免引起一波对明姐的思念。

　　我们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天，才乘车离去。当我回头看到形影单只的一波为我们挥手送行时，鼻子又是一酸，在他旁边，原是有个喜笑颜开的胡明的，她现在到哪儿去了?

　　“小莉，你看薄伯伯多么寂寞呀!”我对女儿说，“我和你爸爸难得上一次北京，你在这里工作，要常常去看看他。”

　　小莉很喜欢薄伯伯的热情幽默，也知道胡明阿姨生前对她的疼爱，所以常去看望一波，为他驱赶一些寂寞。有一回，小莉被一个新来的警卫人员挡在门外，说:“首长不在家。”其实他就在隔壁看电影。小莉留下张条子，转身走了。一波回来看了那条子，把警卫员好训了一顿;“你知道我和杨家的友谊吗?你为什么不把她送过来看电影?她就是我的小女儿，你知道吗}?”下回小莉再去时，警卫赶快过来道歉，说:“上次首长对我发一顿脾气。很对不起，小公主!”小莉说:“不认识嘛，哪能怪你呢?我要事先打个电话来就好了。”

　　当然，任何其他安慰都无法阻止一波对胡明的思念。尽管他口里不说什么，但胡明死得那么蹊跷，他心里怎能安宁呢?而且孩子们也大了，他们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弄清母亲的死因。上级机关也多次派人调查，最后只能确认胡明是被害而死，但谁害的?怎么害的?却没有具体结果。再查也查不出个明白来，薄家只好同意单位意见，给胡明平反昭雪，了却这桩惨案。

　　1979年4月，我们接到为胡明开追悼会的通知，本来尚奎也要去京的，正赶上省委召开会议，他无法离开，只好由我全权代表了。于是我乘飞机直达北京。薄家的六.儿贝贝前来机场接我。在机场到市内的汽车上，我问贝贝，你妈妈究竟怎么去世的，现在查清楚了吗?贝贝告诉我，那年一波在广州被抓走之后，胡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幸免，迟早是要被揪的，不但思想上有了准备，而且还将换洗衣服、盆洗用具和常用药物放进一个提包里，以便随时提着进“牛棚”。没过几天，几个貌似谦恭客气的干部模样的人，开了一部面包车，到广州小岛招待所来找胡明，说是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请她去一趟，胡明信以为真，那个准备好的提包都没有带，便随来人走了。孩子们还以为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没有在意。谁知道这竟是一个骗局。胡明一上汽车，便被那几个人拉往火车站，架上从广州直开北京的火车，还没到株州，她就已奄奄一息。造反派在株州车站把胡明拖下车，说是送去抢救，可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就含恨而逝了。医院对胡明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说是发现了她食道里有几片安眠药。于是造反派们便给她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而草草火葬。真是荒唐透顶!胡明何罪之有?干吗要自杀?她是被骗走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哪来的安眠药?这显然是被谋害而死的，为什么不查出凶手?如此草营人命，着实骇人听闻，国何以堪，民何以堪啊!

　　他还谈到自己和兄弟姐姐们这些年的悲惨遭遇，桩桩伤心事，催人阵阵泪下。

　　4月25日上午开追悼会的那天，我和林佳媚、余叔坐一辆车同去八宝山公墓。胡明的灵堂布置得很好，四面摆满了花圈。正面墙上，挂着为胡明平反昭雪暨追悼大会的横幅;横幅之下、墙的正中，是胡明的大幅遗照。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有好几位副总理、部长和他们的夫人，有胡明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挤了满满一礼堂;其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可是我顾不上和他们打招呼了，因为我一看到明姐的照片，就想到她活着时坦率、乐观，笑口常开的样子，想到我们在一起亲亲热热，窃窃私语的情景，我的眼泪便从心头一涌而出。待主持者宣布开会、哀乐声起，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不知道谁在致悼词，更不知道悼词里说些什么，只觉得明姐从那照片里走出来，走到我前，流着泪说:“永别了，静妹，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于是我痛哭失声。一条手帕被泪水湿透了，拧干了再擦，又湿透了。旁边有人塞给我一条手帕，我也没抬头看看是谁，接过来便用，一会儿又能拧出泪水来。•十多年了，积在心的对明姐的情感、哀伤，在一波和他们的孩子面前强压下来的悲痛与追念，今日全化作泪水，一下迸发而出。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竟有这么多眼泪::

　　追悼会开完了，我仍止不住哭泣。抬头看看给我手帕的人，原来是王光美同志。

　　我疲乏极了，虚弱极了，不得不在北京休息几天.

　　这日上午，一位我和胡明的共同朋友来看我，我们从胡明谈到一波，发了不少感慨。

　　“哎，水静，我有个想法。”她说。“胡明去世十几年了，你人问问一波，看他要不要找个老伴。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们帮他物色一个怎么样?”

　　“我这几天还是总想着胡明，感情还没转过来，我不忍心、’我说，“恐怕一波也还处在对逝者的思念中没有清醒.现在去问他这些事，他会不高兴的。”

　　她想了想，也就罢了。

　　又过了一年多，我同尚奎因事去京时，那位朋友又旧事重提。我了解一波对胡姐的感情，了解他情操的高尚和爱情的专一，估计他是不会再娶的。不过， “少年夫妻老来伴”，年纪大了，有个老伴照顾生活的确是一种需要。因为孩子们再好，也不会像老伴那么体贴入微，他们不懂老年人的心理.与身体的变化;何况他们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有一堆家务事，工作又忙，能有多少时间花在老人身上?所以，许多丧偶的老人重找老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支持的。

　　于是，有一次与一波闲谈时，我便趁机说:“有人要我来打听一下，问你需不需要再找个老伴……”

　　不等我说完，他就摇摇头。“我出来工作之后，别人介绍的也有，毛遂自荐的也有，信件和照片都一大堆哩，我全都拒绝了。”他很坦诚地说，“这倒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挑剔。不是的:，我只是想，老来找伴，为的是彼此照顾，相濡以沫，这首先就需要感情。我看找上门来的，谁对我有感情呢?看上的是我的头衔，而不是薄一波。再说，任怎么找，也找不到胡明呀!”

　　我又追问一句:“那你真的不再结婚了?”

　　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决地回答说:“当然!”

　　我敬重他的纯正的、始终不渝的情感，钦佩他的明智的选择。他家有7个孩子，男孩子都结了婚，有妻子儿女，这么大一个家，除了明姐，谁能操持?我看到过一些重新组合的家，因为子女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闹得矛盾重重、鸡犬不宁，老人不但不能安享晚年，反而整日陷于烦恼之中，结果懊悔不已。所以我点点头说:“那也好。”

　　他轻轻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

　　此后，我再没有向他提这件事。我知道，他的不再续弦，主要是出于对明姐不变的爱。有一次，他出访欧美几个国家后回到北京，尚奎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为他道乏，并询问他的身体如何。

　　他回答说:“一切都好，就是身边少了一个胡明……”

　　身边少了一个胡明，那是因为他心里永远藏着一个胡明。一个永远不亵读这种感情、永远珍重这种感情的人，无疑是个高尚的人。

　　我更加敬重一波了，我也更为明姐而庆幸，有了这样一位丈夫，有了这么一份情感，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可以含笑暝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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