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和遇罗克一道被处决的王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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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昭宜为惨死的父亲建墓

　　前年我认识张大中先生，是通过他和我的共同友人陈昭宜。昭宜的父亲陈信德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日文老师，中国最好的一部日文语法书的作者。文革中，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人宣布，按照“抗拒从严”的“政策”逮捕他，把他从人群中抓出来戴上手铐塞进汽车带走。三个月后他在山西长治监狱中死亡。我寻访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朋友帮忙在人海之中找到了他的女儿，我们得以相识。昭宜是个道德观念坚定明确，而且有担当、有决断的女子。这种品质至关重要。一九九五年她到山西找到了父亲的遗骸作了安葬。据我所知，在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名文革受难者中，她的父亲是唯一有墓的人。

　　陈昭宜在她父亲死后认识张大中。作为“黑五类”子女，他们被分配做收入最低，也最苦、最不安全的工作。昭宜对我说，张大中母亲在文革中被判了死刑，你应该记载她的名字。

　　我很快给张大中先生打了电话。我先介绍了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跟他联络。这样的电话采访和这样的开场白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依然每一次都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怀疑？拒绝？惊恐？甩电话？还是友好爽快的回答？这些我都遇到过。

　　张大中谈母亲的生与死

　　这一次，我听到的回答与前都不同。他说：我有你的书。我买书的时候说，还有这么有心的人，写出来这么多文革死的人。

　　电话的那一端，好像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他已经取来了我的那本书。我松了口气，知道接下来的谈话会不那么紧张耗神。《文革受难者》在二○○四年出版。我做了上千个访谈，在那本书里记录了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书出版几个月后，有人匿名在互联网上用很污秽的语言骂我，甚至谩骂撰文称赞过这本书的人。那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所有为受难者发出声音的人闭嘴。然而我也知道，还有另一种人在阅读和传播这本书。这本书把一些素使相识的人联络起来。

　　梳辫子的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给我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我的母亲名叫王佩英，生前在铁道部设计院幼稚园工作。我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是流亡学生，在开封认识了我母亲并结婚。母亲是当地一个富裕商人的独生女儿，在开封女子中学读书。父亲在抗战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带著母亲先到郑州再到北京，在铁道部当科长。一九六 ○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著七个孩子过活。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母亲写一些东西，批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党。工作单位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父亲去世后，按照规定补助了一年工资。母亲的工资是每月五十元。她带著七个孩子，确实很难，有时候会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谈论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我也看过母亲写的诗。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打油诗”。不能说那些诗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诗，但意思是顺的，逻辑也不混乱。

　　一九六五年，我每个星期天去安定医院（注：北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探视。母亲还经常写。她说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给党中央。她表达了她的不满。我那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恐惧，还觉得不光彩。

　　在医院里，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兄弟姐妹去照一张照片，“让我看着你们”。我们就一起去照了相。还有一次，也是在医院里，她跟我说：“儿子，我罪很重，以后可能连累你们。”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只跟她说，您别说这些，好好养病。那时候我上中学。

　　文革中，康生（注：职位最高时是第四号人物）有一个专门对精神病人的批示，说对“精神病人要具体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一九六八年，安定医院把母亲赶了出来，宣称她没有精神病。他们要母亲工作单位把她领回去。单位里是军宣队，把她关进“牛棚”（设在单位里的关押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狱）劳改。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文革后，我走访了和母亲一起关“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译，两位老干部，和我母亲在一个屋子里关过三个多月。她们讲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么，被打成什么样子。她们也说到“牛棚”里的一些细节。她们说，在那里每天乾造反派派给的活儿，我母亲干得麻利、专注。清理炉渣，她把没烧透的煤核都捡出来再烧。倒腾大白菜，她把白菜码得平平整整，还找来长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那时候她们的工资都被扣，只发很少一点钱，而且在食堂吃饭不许买肉菜只许买素菜。可是我母亲为了省钱，连素菜都没有买过，天天窝头咸菜。她告诉她们她想念家里的孩子们，特别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儿。她们说她是个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们说，我母亲在“牛棚”里写了一些小纸条，出去劳动的时候散发了。造反派发现后，闯进“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但是她一声不吭。她们劝她别写了，那没有用。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会出去。（意思是我不会了。）她们说，我母亲是“宁死不屈”。

　　一九六八年的国庆日，中午，“牛鬼蛇神”也被押到食堂。饭堂里人很多。我母亲站到人前，大声地说出：“打倒毛泽东”。一帮“革命群众”涌过来，把母亲打得昏死过去，又送公安局。此后没有任何手续，在公安局关了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年初，我哥哥的单位在北京修地铁，说单位里讨论反革命名单，有她。那时候把这种材料发到每个单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说。我妈妈一月二十七日判决，立即执行。我那天晚上六点才知道。在马路边上，听到参加“公审大会”的人议论：在工人体育场……公判大会。街道委员会把死刑判决书贴在我们院里，白纸黑字，上面还有红勾勾。

　　三个月后，有个人到家里来，说是法院军管会派来的，拿了一张纸，要签字。我哥哥签了字。他说了没几句话就走了。印象里这个人穿戴不太整齐，随随便便的。他拿的那张纸给我们看了，没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决书？没有给家人送过判决书。那是一份表格似的东西。

　　一九七七年，我为母亲申诉。母亲说的那些话，写的那些东西，确凿无疑。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真的，喊口号也是真的，“打倒毛泽东”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经被送进过精神病院也是确实的。后来就以“精神病”为理由，一九八○年给我母亲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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