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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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我应历史研究所之邀，讲述一些古史问题。停滞北京期间，北京大学荣新江兄尝两度会晤，承告知他多年以来，和张广达教授合着有关于阗国论文，即将汇集为《于阗史丛考》，由上海书店出版。他们两位累岁精力所萃，结合中外史料，对塞语文献的钻研，对敦煌新出资料涉及于阗国号、从德太子（Tcūm- ttehī）、使臣各种文书的断代研究，真是原原本本，殚见洽闻，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叶，填补了许多空白，一向于阗文材料被视为畏途，通过两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给弄活了。这回的结集，对中古西域史贡献之巨，史学界都有口皆碑，无待我来饶舌！

我对于阗史涉猎至浅，承命执笔为序，倍感惶悚，书中重要问题，我无资格参加讨论；但看本书讲到的“士古于阗的塞种居民”问题，而关于在中国境内对远古塞族名称的推测，我有一些看法，姑且提出来，向二位先生请教。

　 1．上古塞种语言文字统称为“胡书”

和田地区出土的塞种语较于阗语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Tumsšuq）、木头沟（Murtuq）语，都同属于伊朗语系。于阗语“山”称 ggara-，即Av．之gari-，梵语之giri-；净土的“净'，于阗语与托姆舒克语均作vasuta-，即其一例[1]。语言学的研究证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种，操印欧语系中属伊朗系东支的塞语（Saka language），而考古学及人类学的发掘其头骨特征证明属于高加索种。在古精绝国（尼雅）出土的佉卢书文书，其中有不少伊朗语借字，说明塞族语言在这一地区流布之广。该地区在未经突厥化、伊斯兰化以前，所有语文，相当复杂，有婆罗谜文、佉卢文、吐火罗文、窣特文、龟兹文、于阗文种种之不同，汉人都笼统地称为“胡书”。谢灵运说：“胡书者，梵书”，此指Brahmi。又云：“胡字谓之佉楼书”，即指Kharoshthi（日僧安然《悉昙藏》卷一引）。以后从梁僧佑《出三藏记》的《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至隋彦琮的《辩正论》，一概称之为“胡书”。《水经注》二记龙城云：“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龙城即龙堆，说者谓即楼兰故地；蒲昌海即今罗布淖尔。黄文弼据姜赖之虚一名推论楼兰土人必有姜戎，即塞种人之裔胄，甚是。（《西北史地论丛》页214）。姜赖之虚，被称为胡之大国，及胡书之胡，这个“胡”字应该指什么？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点。

　 2．蚌雕白种人头部记号与西亚Halaf相同

本书说道：“公元前八世纪后，塞人逐渐出现于欧亚内陆，约前650—620年，以斯基泰为名见称于希腊史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叙利亚”。这是很保守的说法。近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铜戟上有白种人特征的人头像，陕西扶风周原出土两件蚌雕白种人头像，说者认为即希腊史家所说戴尖帽的塞种人，亦有称之为吐火罗人。 [2]最令人瞩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巫）记号，和西亚五千年前Halaf女神肩上的“□”号完全相同。而“□”这一符号作为陶器的纹样在Halaf 时期屡见不鲜，这一事实我曾撰文指出，引起国际学人的注意，美国梅维恒复加以英译。 [3]远古时代高加索地区人民与吾华可能有相当接触。 WB Henning所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1978年刊）提出：楔形文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他假定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古提人离开波斯西部，长途跋涉到了中国，仍过着游牧生活。 “月氏”一名最初即源于Guti（Kuči亦由Guti变来）。吐火罗一名源于Tukri（此名亦见楔形文），Guti与Tukri是孪生兄弟，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他们在波斯的出现先于赫梯人之．到达小亚细亚。他这一新说，未为一般学人所接受。 [4]现在我们看“□”的记号，见于Halaf女神肩上，隔二千年后，重新出现于商周之际的塞种人雕像之上，说明高加索塞种在中国地区活动历史的悠久，月氏和吐火罗（疏勒河南榆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论者以为即Tochari的对译），都属于塞种，古代迁徙频繁，东西互相接触，自是意中事。

　 3．从胡里安（Hurrian）文件看古代东、西的马政

《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有好马、驼骡”。所以于阗马钱用马作花纹，标榜其特产。 Hurrian在世界史上被认为是最早把马政以及战车传入近东的民族。 [5]他们建立的米丹尼王国（Mitanni）在一件与赫梯王所订的条约中，记载养马法及马拖车的训练出自米丹尼人kikkuli，同时用了一些和梵语相同的词汇，如“一”之aika-相当于梵文的eka；又出现若干吠陀的神名，像Mi-it-ra（即Mitra）、Aruna （Varuna），In-da-ra （Indra），说明Hurrian是扮演沟通印欧两地、联结伊朗与印度语的重要角色。所以米丹尼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国家。

有人以为中国马车制度是从西亚传入的。 [6]其实米丹尼马政记录的这一赫梯文献的绝对年代，据说是公元前1400年，相当于殷代中期。甲骨刻辞中对于马名的记录相当详细，又有多马羌、小多马羌；方国有马方，官名有马羌、马小臣，屡屡言及马五十两（如《甲骨文合集》11459），当然指战车。以马作为偏旁的契文，有犸、騽、□、□、□、□、□、□等等，騽字见《说文》，“一曰□马黄脊”。 □可读为骊，卜辞又有“赤□”及“□□”之名。文云：“庚戌卜贞：王……于□，□□'。“于马［方］……□□（沿）'（《合集》36836）。 □□是双音字马名，如匈奴称马有“駃騠、騊駼（《逸周书。王会解》： “禺氏騊駼”）、驒騱”之比。卜辞“爻戊”亦作“学戊”，□字如读为晓母之学（粤语），则“□□'可能是梵语Haya的对昔。Haya的意思是迅速（Speeding），亦是日神的标帜，所谓Sapta．sūrga是'七日”之意，如楚辞的羲和为日御，Haya表示七个御车的太阳，如吾华的十曰。周初“轻吕”（《逸周书·克殷解》）剑名是外来语，人所共知；“□□”如果是Haya，亦相当有趣。 《蒙古秘史》：

答驿儿孛罗豁牙儿曲騄阿黑□思秃

　 dair boro gojar külu-güd ar tastu

一只（马）一孛罗马二只骏骟马

蒙语的曲騄兀（Külu）表示骏马，kikkuli人名的取义，或与马有关系。蒙语取自回鹘，字母借粟特文（Sogdian）为之，源于 Aramaic script。殷代诸羌和塞种人必多有来往，血统不无混杂，印欧语渗入殷人语文，非不可能之事。卜辞对产马方国及马名的记载，年代与Mitanni正相若，东西两地的马政不妨同时发展，并驾齐驱，很难定它的先后，说远东源于近东，是不必要的。

本书说：“于阗语的aśśa，意为马，和瓦罕语的Yaš相同。”按古波斯语“马”，为asa-，正与于阗语aśśa为同一语源。 [7]

　 4．于阗马钱王号出自波斯传统模式

于阗通行的马钱二面皆有文字，一面是汉文曰：“重廿四铢铜饯'，另一面是佉卢文：Maharajasa, 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思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 ”（夏鼐：《和阗马钱考》）。日本学者榎一雄以为这是模仿大夏国王Eucratides一世（公元前171－155年在位）的铸币形式。其实这种“大王，王中之王”的称呼，是波斯王从苏美尔以来习用夸大式的最高统治者称谓套语，试比较如下：

　苏美尔：

　 Lugal，Gal-u Great King,

　 Lugal LugaL meš. King of kings,下同。 Lugal即king）

　巴比仑：

　 Šarru rabū

　 šar šarrāni

　古波斯：

　 Xšâyaθiya． Vazraka

　 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iâm

苏美尔在“大王，王中之王”下面本来还有“Lugal kur, kur, meš （King of all 1ands, Kur即地，Meš指多数）一句，于阗没有很大的版图，故不用此句，伹称“伟大者”而已。于阗用驴唇书，是印度俗语；因其民属于塞种，所以仍旧沿袭波斯的称呼模式。

　 5． “胡”字涵义的演变

“胡”字在历史士的涵义屡有伸缩、转移、变迁。西方公元四世纪以降，横行于欧洲的游牧部族有Huns。匈奴舆Huns不是同族，曾经引起许多讨论和质疑。 [8]陈寅恪在《论五胡问题》中说：“胡本匈奴专名，去na着hu，故音译曰胡。”印度笈多时期碑铭均称匈奴为Hūna，实有二音。去na而仅存首音，是说似不近理。 《逸周书·王会解》记西面诸蕃属有：

　禺氏（月氏）騊駼

　大夏兹白牛

　犬戎文马

　数楚（孔注北戎）每牛

　匈奴狡犬

　皆北向。

此处匈奴与塞种之月氏、大夏区分为不同种属。《汉书》晋灼注说：“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则匈奴是秦时的名称。秦以前的文献，有东胡（《王会解》：“东胡黄罴”），林胡（《史记·廉颇传》：“李牧破东胡，降林胡”），三胡（《史记·赵世家》索隐：林胡、楼烦、东胡）。胡与貉联称（《史记·天官书》：“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知原来的胡似非专属匈奴。至秦乃以胡专指匈奴，以匈奴为诸胡中之最强大者。谶书言“亡秦者胡”，贾谊《过秦论》：“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皆指匈奴。而匈奴亦自称曰胡，如观狐鹿姑单于致汉武帝书：“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可以为证。在中国人方面，则以北胡与南越对称。东汉高诱云：“中国以鬼神之士（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要略训》注），即其一例，胡遂成为北方异族的统称。汉代有“秦胡”（居延简：“属国秦胡卢水”），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于汉族的少数异族。 [9]沮渠蒙逊即卢水胡人，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以官为氏。高昌有屠儿胡（《吐鲁番文书》第6册）。《北史·高昌传》云：“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毛诗》、《论语》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此高昌用胡语读汉人经典，。实为双语国家，与于阗相同。 [10]汉简记有月支国胡支桂，年廿九，黑色，是分明非汉族而为支姓者。晋有支胡官印（上海博物馆藏“晋支胡率善仟长”印）。《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同书《邓训传》：“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每与羌战。”则小月支亦称为胡，以其曾臣属匈奴之故。 [11]

唐代，藏人专称粟特为胡，见PT 1263藏汉对照字汇，藏文作Sog. po，首音分明是粟，或谓即西胡。 [12]至十三世纪，Sog. po用以指蒙古族，有人谓是“阻卜”的对昔。

可见胡字涵义广狭及转变的大概。以胡代表西北异族的通名，远至粟特，近及高昌皆然，于阗自然亦包括在内，故其言语文字亦可称为胡书。

大家都知胡名出于匈奴，匈奴且自称为胡，但何以有这一名称？需要进一步加以解答。

　 6．虫、Hor与Hrw

由于于阗一带先民头骨多为高加索人，令人联想到远古的白色人种。

周原甲骨H. 11.2有“虫白（伯）”一名，有人释虫，读为崇伯，是不对的：虫应是虺，虺通作隗，隗姓在春秋时被称为怀姓九宗，史称“陆终娶鬼方氏女”，他们是鬼方之族，[13]王国维久已提出此说，人所共悉。虫、虺与怀、隗都与胡音相近。

在西藏北部及西北部地区，至今散居着许多被称为Hor的游牧民族。 Hor系藏文写法，在PT 216号《藏汉对照字汇》中，对回纥人称Hor，但在P. 2762中则以Dru-gu称回纥人，最早记载见于662年。 [14]有人谓Hor是秦汉小月支之苗裔，亦有说宜改译为畏兀儿。 [15]我则认为Hor，实在应是“胡”字的音译在西北保存下来的残迹。 Hrw在《圣经》上称为Horite。

Hurrian（胡里安人）建立的米丹尼王国在埃及历史上被目为雅利安民族（Aryan race），他们的原住地在乌浒河（Qxus）和药杀水（Jaxartes R.）源东北部山地之后面。米丹尼语言的影向向西扩展至奥伦特河谷（Orontes Valley），更东至尼尼微（Nineveh）。他们形成一个有力而文化优越的国家，从她的异邦喀斯特（Kassite）王朝统治下的巴比伦沿幼发拉底河（Euphrates）迤西促成商业的成长与繁荣。 [16]马的训练法影向最大，在哈杜沙什（Hattusas）地方（即赫梯人Bogás-Köy村遗址）[17]所出的文书，证明他们是人类文化上马和战车事业最大的贡献者。 Hurrian在埃及文献原称为：Hrw（Hur），在楔形文史料出现于Mari区域所见的称Hur-lili。我认为Hrw, Hur即是“胡”这一名称的来源。

北方诸胡都是骑马民族，对马不能不加以重视与崇拜，于阗亦不能例外，他们的钱币即用马作为标帜。匈奴所以自称为胡，可能即取自此以养马闻于世的 Hrw, Hut之名。匈奴的前身据说是獯育，相传为黄帝所遂（《史记·五帝纪》：“北遂荤粥，合符釜山”）。《史记·匈奴传》：“唐虞以士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诗》言“薄伐玁狁”，不□簋作“□□”，□即允，字从女。《左传》：“允姓之奸”，“允姓”自是□允之省称。多友鼎记“玁狁放□，广伐京□”“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是一塲很重要的战役。匈奴、玁狁的种别异名很多，《诗经·绵》：“混夷駾矣”，混夷即绲戎。《匈奴传》记“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颜师古《汉书》注：“混，夷也”。按混、绲亦可能是Hur（Hrw）的对昔。汉代秦地的胡广泛分布于河西走廊、青海，东至河北平原，由于秦穆的开拓土宇，分散为若干部落，到了汉代还保留着“秦胡”的称谓。

　 Hrw在Amarna信件中称为Hurrū-he．或Hurwū-he。他处或称Hurri, Hurra，意义是洞穴，原意可能指穴居的人。

　 7．塞种与瓜州之戎

塞种（Saka）之名西方文献始见于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486年在位，相当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四年）Achaemenids的Behistam碑文。汉代记载塞种更为具体。《汉书·西域传》：“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国皆故塞种也”。从希腊史家之说，知波斯人泛称之为“Scythians saka”。在高加索地区，Scythian语言有Ossetic者，今日仍为人所使用。塞种人的活动地带跨有欧陆，已为史家共认之事实。

《左传》昭九年记晋人率阴戎伐颖，周王责让之，谓“先王居梼杌（凶人）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至晋惠公夷吾自秦归国，诱以俱来”。杜预注阴戎是陆浑之戎。僖二十二年传：“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即是此事。在襄十四年传记晋惠公赐姜戎以可耕的田地之经过，十分详细。结合《左传》这三条材料，细心勘校，实在是同一桩事。杨氏《左传注》把允姓与姜姓分为二姓，指杜注误混，其说不确，因彼等同为晋惠公所徙之戎，不应强分为二。《史记·秦本纪》载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用由余之计伐诸戎，益国十二，拓地千里。晋惠公携姜戎东迁，即在是时。襄十四年传云：

（晋人）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

　勘以昭九年传：

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

可见同属瓜州之戎，虽一称姜戎氏，一称允姓，仍是一事。

荀济《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之文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追逐，遂往葱岭南奔”。他认为允姓即是塞种，必有根据。《水经注》二：河水“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葱岭之上，西去休循二百余里，皆故塞种也”（说本《汉书·西域传》）。徐松《补注》引颜师古注塞种即释种。《元和姓纂》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释徒，即塞姓也。荀济之说，徐松引用之。 《后汉书·西羌传》：“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水经注》二记积石之山在西羌之中，烧当所居也。引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允谷当因允姓所居而得名。余太山新说以为允姓是Asii（希罗多德作Issedone）的对译，塞人有四种属，其中Asii和Tochari即允姓和大夏（《塞种史研究》）。按秦人追逐的瓜州一带诸戎，名目繁多，是否都是塞种，尚无确证。《诗经》所载文王时的混夷即秦穆时的绲戎，不成问题：“混夷”和Hrw对音颇合。姜戎之祖吾离，如果是种族名，似可把“吾离”视为“胡里”Hurri的对译。 Mitanni文件说明Hur王国在欧、印文明联系上的重要地位，时代与殷中叶相当。 “胡”的名号在先秦后期已甚通行，可能“胡”一名先时即取自Hrw的王国，以通指塞种诸戎，汉人袭用之，故“胡语”亦得通指塞种各种语言。鄯善龙城的姜赖之墟为姜戎旧地，亦得被目为胡之大国。我这一说，也许比较视胡作为匈奴广泛的异称，更为近实。至于周原蚌雕白种人，如果以文王时代的混夷目之，较之看作吐火罗人或广泛的塞种人，似乎更加贴切了。

　余论

殷周之际的西北劲敌，混夷可代表塞种，还有羌戎，是代表藏语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为是玁狁的“狁”字之异写，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作“□□”，不□簋作“□允”，“允”即“□允”的简称，《西羌传》之大允谷，即取允姓为名，足见“允姓”不能说是Asii的对译。襄十四年传分明说道：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可见其非印欧语系的人种莫属。至于同时何以复称之为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为杂种，像殷时有马方，又有多马羌及小多马羌（卜辞云：“乎小马羌臣”，《合集》57176），当即羌与马方的混合。多马羌复有小多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从瓜州的内迁，和后来小月氏的内迁一样。《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侯国駃兹，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隐》曰：在琅邪。瓡摄为小月氏王扜者封邑，《汉书·地理志》：“河东有狐讘故城。”以后况前，种族迁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水经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传》语，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阙驷《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 （《太平寰宇记》引）。则古明有此说。月氏，《管子·地数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屡次言及玉起于禺氏（月支）之边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妇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现已证明其玉料均来自于阗所产，有人取突厥语玉名qāsch，以解释“月氏”，谓月氏即是玉之译名。于阗与月氏有不可分之关系，于兹可见。《水经注》二：于阗南山，俗谓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阗梵名Gostana（瞿萨旦那），本书考证牛头山于阗文拼法是Cūtausanä，go与co都是“牛”，“说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对牛的重视和崇拜，或许透露迁徙而来的塞人对牲畜的重视”。其实对牛的崇拜原为印度的习俗，印度造字的圣人号Govinda（瞿频陀），意义是Obtainer of go／（牛），[18]Go stana训牛国，这完全是印度化的结果，附带说明于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书的印行，略抒所见，愿治中外关系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1]参看R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2]参看林梅村文： 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3]见Sino-Platonic Papers, No. 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1.

[4]参看徐文堪：《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周古代的印欧薯和印欧人》（《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页373－403），对Henning之说的赞扬者与反对者，都有所论列。

[5] Hurrian民族历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记载，汉译史书，以谢德风等所译捷克有名学者B. Hrozny（赫罗兹尼）的《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联书店，1958年）一书最为详尽。参看该书页146－151讨论米丹尼为雅利安人昕建之王国。

[6]美国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台湾《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张马车是由两河文化输入的。他没有提到 Mitanni这一有名的文件。他从Piggott的文章转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关文献是公元前1700年前后记载了安纳托利亚（Anato1ia）王动用四十辆马车作战，他说里海的车子比殷墟的车早三百年年至五百年。他统计汉文资料，指出甲骨文中（《平津》2，212）只言摛获了两辆车，（原文是“……□车二□”），证明此时马车还没有成为作战主力。又引《左传》昭公十三年，有车四千乘；昭五年，马车总数达到四千九百辆之多。又据多友鼎记玁犹战役，一百二十七辆马车被缴获，标志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纪后半中国才进入战车成熟的时代。这种粗略的统计很有商榷的余地：甲骨文“□”字可用于车若干□，同时亦用于马若干□，□殆是“两”字异形（金文大簋作“□”，□为省形。卜辞“□”亦作数字用，如“□□□用"（《合集》11364），以他辞“其鼎（卣）用三□（《合集》30997）证之，“□ ”即“两”甚明，借“两”为“辆”，非□字。）“马五十□”可以解作马车若干两，“马五十□”的记载卜辞屡见，我认为应该绎为马车五十辆。《逸周书．世俘解》云：“乙巳，陈本命新荒蜀酒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两，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编句释》本，引张惠言说：“大臣不当以两计，御盖谓车）。当日单就霍、艾两个侯国，便擒获八百三辆战车。《吕览·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以此证之，卜辞的马五十□，即马车五十两。夏氏没有引用《逸周书》，大概认为不可靠，这里的擒八百零三辆的数字，已可语埃及在Megidan之役俘获894辆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传》，原文无之，或出误记；昭十三年传，原文是这样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 …遂合诸侯于平丘”。证之以春秋经，乃是鲁国的兵车数字，不是如夏氏所说“晋一次阅兵时集中的马车数字”。春秋时，有万乘之国、千乘之国（《孟子》已言之），很难拿来作统计依据的。因为此文关系重大，承夏氏邮赠，故附带在此加以讨论。

[7]参RG Kent：Old Persian：Lexicon, p. 173，asa-条，又Asagarta-, asabāya各条。

[8]见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论质疑》，《塞种史研究》，页242。

[9]赵永复考证，秦胡亦即秦人，见《两汉时期的秦人》，《历史地理》第9期。

[10]参黄烈：《谈汉唐西域四个古文化区汉文的流行}，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页414。

[11]参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2]王尧《吐蕃简牍综录》，页28，粟特条。

[13]王晖《“虫伯”及其种族地望考》，史念海编《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14]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新版，1992年，页179；又参森安孝夫：《突厥与霍尔（Hor）》，《亚非语言文化研究》14集，1977年。

[15]韩儒林《穹庐集》，页91，《乌鹆、Huiur及Hor》引美国JH Edgar说，谓即秦汉小月支之苗裔。

[16]参看JH 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 p. 263及同书有关Mitanni各条。

　 [17] John Garstang ＆ O.R． 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考古学研究所印行。

[18]参拙作《选堂集林》下册，页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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