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两次东方化革命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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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东方化革命

大约在西元前8至 2世纪，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态：爱琴海区域的希腊人表现出爆发性的创造精神，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直到今天，希腊人的文化成就还在使我们感叹。

这里的问题是，希腊人何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西元前8世纪希腊经济的全面复苏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可是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同样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有，那就是两河流域和埃及的两个更古老文明对希腊的长期影响。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识到，他们的文化源头----古希腊----本身还有一些更深更远的源头，那就是西亚和埃及。这里还要说，在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对当代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明不是原生文明----在萌生期未受其他文明影响、完全自发形成的文明----或在原生文明基础上崛起的后发文明或次生文明。可是，在几乎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西方思想界主流却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其文化源头希腊受到了西亚和埃及的深刻影响，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影响表现为文化因子的译述。没有这种影响，便没有今天的西方文明。

但没有哪个能否认这一事实：希腊文明并非是一个原生文明，而是一个建立在原生文明基础上的次生文明，一个在其早期历史上经历过“东方化”甚至“东方化革命 ”的文明。如我们周知，亚欧大陆总共产生了四个原生文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这就是所谓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而不是过干旱、贫瘠、交通不便的山区。这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技术非常有限，故而只有在大河流域挑战度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大规模农业，才能汲取大量农业剩余；而只有掌握了大量农业剩余，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生文明才可能萌生和成长。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域通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仅适宜农耕，而且地势平坦、水道密布，与重峦叠嶂的山区相比更有利于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通及技术发明、思想理念的播散，当然也更有利于文明本身的诞生和繁荣。

二 希腊神谱东方来

我们先看看古希腊的神统纪或神谱。我们知道，希腊宗教、神话中有一个主神，即宙斯。除他之外，还有诸多其他的神。他（她）们的神力虽然比不上及宙斯，但与他却有亲族关系。从在这个宗教/神话系统中，主神宙斯有不可否认的东方渊源；其他极重要的神祗----海神波塞冬、冥神哈得斯、太阳和诗歌、艺术之神阿波罗、月神和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爱神阿芙洛狄特、地神德米特尔、灶神赫斯提亚、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等----不仅都是宙斯的兄弟和子女，而且都有东方渊源（Burkert, p. 65、Howatson相关词条）。只是由于希腊人引进这些神祗的时候（西元前10世纪以前），有效的希腊文字尚未使用，所以很难说发生过现代意义上的翻译，但古代重要理念的传播并非都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实现的。

关于宙斯的诞生，希腊人的创世神话里有一套很有趣的说法。起初，世界处在“混沌”或卡俄斯（Chaos）中。根据赫西俄德（Hesiod）在《神统纪》（Theogony）中的描写，卡俄斯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具有人形和人性的神祇，而只是张开巨口的空间。由卡俄斯，而有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神盖亚（Gaia）。他们生下了十二个提坦巨神（The Titans），其中最年轻者为克罗诺斯（Kronos，时间之神）。他与妹妹瑞亚（Rhea，也被视为大母神）结合，生下了第三代神：海神波塞冬、冥神哈得斯、农神德米特尔、灶神赫斯提亚、宙斯（雷电霹雳之神）、赫拉（宙斯的妻子）等等。这里，希腊众神殿里的主要神祗差不多齐全了。

如果说乌拉诺斯第一代神王，克罗诺斯是第二代神王，宙斯便是第三代神王。他们之间在权力交接上的争斗是希腊创世神话中最富刺激性的部分。不安分的克罗诺斯长大后同父亲交战，将乌拉诺斯击败，并且在母亲建议下，割其生殖器弃之（参见Howatson编著Cronus词条）。但克罗诺斯自己也不愿意新一代神祗出生。他由亲身经历预知，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会推翻他。于是他耍花招，与盖亚频频性交，企图以此阻止她生出他们来（Murray，p. 88）；既阻挡不住，便把新生儿女吞入肚中。宙斯出生时，瑞亚为了保护他，就用襁褓包了一块石头给克罗诺斯，让他当作新生婴儿一口吞下。宙斯长大后，在其他神祗帮助下，迫使克罗诺斯吞下石头，将其肚子里的儿女吐出来。宙斯同这些兄弟姐妹联起手来，占据了奥林波斯山，同已向他们开战的提坦巨神们对抗，最后靠雷、电和霹雳击败了克罗诺斯及其兄弟，成为第三代神王（见Howatson相关词条）。神王间权力交接的故事就此打住。主神宙斯的来历有了圆满的交待。

对于被“不语怪力乱神”传统压制已久的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来说，以上故事是闻所未闻、十分引人入胜的。可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希腊人的伟大发明，而是他们意译西亚故事的母题、搬用其叙事结构加以发挥而成的。因为故事的原型早已流传在阿卡德人、腓尼基人、赫梯人和胡利安人（Hurrians，西元前2000 – 1000年间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小亚细亚东部的非闪米特民族）中了。我们来看看西亚的库马比神话故事（Kumarbi Myth）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个天神，名叫安努（Annu）。他同库马比发生了争斗，但后者得胜，咬掉他的生殖器，将之吞下；库马比因此怀孕，生了三个神子，其中两个由口中吐出；后来库马比吞下一块石头，由此而生出暴雨之神（Weather God）；库马比同儿子暴雨之神台述卜（Teshub）发生了战争，但被击败，台述卜因此成为主神（见Murray, pp. 88 – 89、Dietrich，p. 55 – 64、Dunbabin, p. 56，以及Bremmer [ed.]，p. 19）；自此，神祗之间的权力争斗告一段落，或者说诸神世界的代际权力交接有了圆满的交待，至高神已经决出。一个完整的神谱由此诞生了。

要让两个故事在细节上完全对应是不可能的，但情节上的平行关系再明显不过了。在两个故事中，第一代神祇都是天神（乌拉诺斯/安努）；第一代神祗都与第二代神祗（克罗诺斯/库马比）发生了争斗，后者获胜；第二代神祗都阉割了第一代神祗，但并未因之成为最终胜利者，他们得到了权力，但又失去了权力；他们都吞下了消受不了的东西：克罗诺斯吞下的是自己的儿女，库马比吞下的是安努的生殖器，而且二者都吞下了石头；此外，二者都将吞下的儿女吐了出来。西亚和希腊故事还有另一个共同的重要结构，即都只有三代神祗，他们的代际斗争以第三代神祗的胜利而告终。这种种平行关系绝非偶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后发的希腊人的故事从西亚舶来，或辗转译述过来，被加以发挥，成为原型故事的一个更为精致的版本。这里虽然不能说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翻译，但如果说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意译，应当是能成立的。

此外，斯芬克司、鹰狮飞兽、鸟身女怪“塞壬”、蛇发女怪、吐火女怪等等也有东方渊源。既然如此，就不难得出这一判断：在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基本宗教理念和神谱结构都是从东方口头或书面译述过来的。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希腊神系或神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希腊神系，就意味着不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希腊宗教和神话（这并不是要否认希腊人自己的发明和创新）。由于目前尚未找到足够的考古证据，少数西方学者表现出拒绝承认希腊宗教源自东方、译自东方的倾向。在一些研究著作和工具书里，凡是遇希腊神祗和崇拜与东方神祗和崇拜有相合之处，往往会有“渊源不详”一类的断言，作者会坚持某神祗或某种崇拜同时存在于希腊、小亚、腓尼基和叙利亚，甚至干脆否认希腊文明从东方的译入。然而，希腊文明的后发性无论如何是不可否认的。既然如此，希腊在极重要的宗教方面对西亚宗教要素译述和模仿便不可否认。从总体上看，在希腊化时代以前，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因子总是从东方流动到西方，而不是相反。或者说，总是西方译述东方的理念甚至文本，而不是相反。

三 诸神三分天下母题：《伊利亚特》与《阿特拉哈西斯》、《吉尔伽美什》

荷马的《伊利亚特》里有一个情节很有名，经常被引用，经海神波塞冬之口说出，讲的是波塞冬与其兄弟----天神宙斯和冥神哈德斯----通过抽签三分宇宙的事。波塞冬抽到的是海，自此那里成为他的永久居所；哈德斯抽到了泥泞、黑暗的冥府作为他的永久居所；而宙斯抽到的则是宽敞明亮、云彩飘逸的天府。那么地被谁抽走？谁也没有抽走。地为三个神祗共有。他们还共有奥林波斯山。然而这样的创世神话并不是希腊人发明的。他们只是从东方将它译述过来。

1969年，阿卡德英雄史诗《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该史诗的亲体当为更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其故事情节与后者的重合度非常高）出版了，其中一则故事并不见于《吉尔伽美什》，却与《伊利亚特》极相似。这里也有三个西亚主神通过抽签瓜分天下，天神安奴（Annu）抽到了天，水神恩基（Enki）抽到了海，而风神恩利尔（Enlil）抽中了地。与三分天下的故事在《伊利亚特》中只出现了一次不同的是，同样的母题在《阿特拉哈西斯》中一再出现，而且不像《伊利亚特》里那样只有干巴巴的情节，而是伴以栩栩如生的细节。不仅如此，《阿特拉哈西斯》的故事在西亚还有另一个版本，讲到天神安奴和风神阿达德（Adad）抽中了天，月神辛（Sin）和冥神湼伽尔（Nergal）抽中了地；地为月神与冥神所共有，所以冥界包括在地之范围里；有趣的是，水神恩基的管辖范围不是苦咸的海水，而是陆地上的淡水，包括泉水在内，这恰恰也是希腊传统中波塞冬的势力范围（Burkert, pp. 89 - 90）。这恐怕不是巧合。如果后发的希腊人没有译述流通已久的东方故事，怎么可能有如此密切的对应？

如此看来，《伊利亚特》是将《阿特拉哈西斯》中诸神三分天下的故事母题整体性地移植到希腊语境中来了。如果不是出现了地为三神祗共享这一希腊变奏（其实，就连多神之共享一个势力范围在西亚也已有先例），那简直就是西亚故事原封不动的翻译----二者都将宇宙划分为天、水、冥三界；二者不仅都将三个世界分配给众神殿中地位最高的三个神祗，而且这三个神祗都是男性；二者都以抽签来决定各神祗的势力范围。波塞冬与恩基的对应更表明，一个希腊母题不仅可能被译自一个西亚文本，而且可能被译自不止一个源语文本。

四 阿芙洛狄特与伊斯塔尔

对《伊利亚特》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里边的故事中，天上诸神总是喜欢干预人间纷争，甚至干预人类战争，人类的战场常常成为诸神的角力场。这在荷马史诗研究中通常被视为一个“晚到”的现象。可是在此之前一千多年，这在《阿特拉哈西斯》和《吉尔伽美什》中便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里，谁对谁产生了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在《伊利亚特》中，阿芙洛狄特为了保护她的儿子、特洛伊的英雄埃内阿斯（Aeneas），被迪俄米狄（Diomedes）所伤，血流如注，痛苦万分，只是在其他神祗（如战神阿里斯）的帮助下，才勉强回到奥林波斯山。在那里，她母亲狄俄妮给了她些许安慰，但父亲宙斯却对她说，残酷的战争不是女人份内之事，结婚生子才是女人的正道。这实际上是在责备她。

无独有偶，《吉尔伽美什》中有一个相似情景。吉尔伽美什杀死洪巴巴（Humbaba）后，正在清除身上的战场污垢，爱情女神伊什塔尔爱慕地凝视着俊美的他，说“把你的果子给予我吧！”吉尔伽美什鄙夷地拒绝了她的要求，然后列举了一长串被她爱上又毁灭的伙伴的名字，使她勃然大怒，跑到父亲天上天神安努和母亲安图姆（Antum）那里诉苦，结果母亲和言悦色地安慰她，父亲却责备她冒犯了乌鲁克的国王，所以吉尔伽美什才对她这么无礼。

不难看出，这两个场景在结构、叙事和精神上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有一个爱神充当主角，两个爱神都被凡人所伤，二者都跑到天上父亲母亲那里诉苦，都被父亲温和地批评。如果说许多民族都可能有类似的故事，因此这两个场景的相似性只是一种巧合，但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女神恰恰都是爱神，她们的父母恰恰都是天上的神主神母，而恰恰又都是父亲责备女儿。至于是谁影响了谁，或者说是谁翻译了谁，这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Burkert, pp. 96 – 97）。

五 阿普苏与哲学本体论

除了诸神三分天下的故事之外，《伊利亚特》中与此密切关联的宙斯与妻子赫拉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为了“哄骗”宙斯与其交媾，赫拉宣称她要到“诸神之源”的大洋神俄刻阿诺斯（Oceanus，天神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子，波赛冬之前专司海洋）和他的妻子“神母”梯锡斯（Tethys，天神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女）那里去，此时他们因neikos（争或斗争）而分离已久，而她去他们那里，正是为了充当他们的调解人。这段故事看似简单，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西元前490 – 430年）的本体论便可能从这个故事中汲取了灵感。在他的本体论中，一切物质都由火、气、水、土这四种基本元素的结合或分离而构成；决定这些元素的结合或分离的，又是“爱”（philia）之引力和“争”（neikos）之斥力----“爱”使元素结合，“争”则使元素分离。这意味着，存在着一种俄刻阿诺斯和提锡斯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宇宙发生论。事实上俄刻阿诺斯在赫拉的那段话中也被称为“乾坤之元”或“万物之源”。比恩培多克勒约晚六十年出生的柏拉图很熟悉荷马史诗，他及其追随者亚里士多德认为，泰勒斯一类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自然哲学（认为宇宙万物并非神创，而起源于自然的学说）便肇始于荷马笔下的俄刻阿诺斯（Burkert, pp. 91 – 92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最初源头是《伊利亚特》里的俄刻阿诺斯形象。

可是现代学者研究表明，泰勒斯意义上的水本体论早在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当中、尤其在古巴比伦创世史诗《恩努马·埃利什》（Enuma Elish）中便已存在了。这部史诗一开章便说太初之时，上无天，下无地，但有淡水海之神阿普苏（Apsu）。阿普苏是乾坤之元，一切出之于他。与他同在的，还有咸水海之神提亚马特（Tiamat），她是万物之母（who bore them all）。两位海神汲汲于将其淡水和咸水混合起来。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埃阿（Ea）诱使阿普苏睡着，将其杀死，马杜克（Marduk，古巴比伦人的主神，原为巴比伦的太阳神）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使提亚马特丧命。此后，马杜克创造了现行的宇宙（参见Burkert, p. 92）。

如此看来，《伊利亚利》中赫拉那段对前苏格拉底本体论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话，其实是《恩努马·埃利什》开篇故事的希腊翻译版。尽管神祗的名字有一定差异，俄刻阿诺斯和梯锡斯明显译自西亚故事里的阿普苏和提亚马特。

六 巴比伦与柏拉图的理型说

西亚文化影响希腊哲学的另一个例子来自柏拉图理型（Form或Idea，也译为“象”或“理念”或“理式”）说的形成和传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一把世界分为现象与本质的重要理论是柏拉图的发明，对西方基督教神学乃至现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现代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甚至认为，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史，只不过是对其理型说的“注释”。可是有证据表明，理型说并不是柏拉图的发明，而起源于古代巴比伦人。早在西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勃兴以前上千年，古代巴比伦人便有这么一种观念，即理想、完美的造物早已存在于天国，后来凡间的相应事物都是以此为模型被创造出来的。这一观念后来进入摩西时代犹太人的视野中，再后来更是明确见诸犹太人《塔木德》经（Talmud）。所以说柏拉图像孔子那样大体上是“述而不作”。他的功劳只是将早已存在的理型说加以深化、发展，使之广为播散（Isidore, pp.228-229）。换个角度看，理型之基本理念在古代巴比伦人当中产生后，曾在多种语言和文化中被辗转译述，最后在柏拉图手里才成熟、定型。

以上所讲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东方化革命，以及翻译在其中的作用。

七 为什么说基督教的兴起是西方第二次东方化革命？

为什么这么说？只要看看此前希腊文化的宗教、神话、文学、艺术、体育等方方面面与基督教兴起后的西方文化品格有多么大的不同，便不难明白了。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这与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和统治者崇拜有根本的差异。有很多论者说，基督教的产生是希伯来和希腊文明交融的结果。我以为，这种笼而统之的说法并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应该分出一个主次来。基督教形成后的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具有压倒性的希伯来气质，或者说西方文明已希伯来化了，或者说已经发生了第二次东方化革命。这次革命后，东方或犹太因素在西方文明中扮演了主导角色，直到文艺复兴，情况才有了变化，希腊因子再度凸显，于是有所谓现代性，可是直到今天在，希伯来样式的宗教仍然是西方文明中的主导要素之一。在今天的美国，为什么仍然有强大的反堕胎、反同性恋婚姻和反干细胞研究的思潮和运动？为什么小布什总是喜欢把自己包装成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民主党总统们表面上看比共和党更为“进步”，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以无神论者自居？这都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第二次东方化革命直到现在仍然在产生主导性影响。

八 《新约》与《旧约》形成中的翻译

那么使基督教成其为基督教的是什么呢？是耶稣，是《新约》，尤其是里边的四福音书。可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四十年里，并没有文字记录下来的福音书流传。那么基督教的福音或理念是如何传播的呢？只能是口耳相传上。早期信徒多为相互间联系紧密的小团体，近年来甚至有学者用DNA测定，耶稣门徒实际上是一个亲属集团。这都方便了耶稣教导的口头流传。早期基督徒可能也不觉得缺乏神圣经书。对偏远地区的犹太人来说，这经书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原典，而对于西亚、北非、希腊地区已经希腊化、不会讲母语的犹太人来说，这就是“七十子希腊文《圣经》译本”（Septuagint），简称“七十子译本”或“七十子本 ”。只是到了后来，基督教的传教范围越来越大，才有一些门徒把导师的言行记录下来（《论语》亦为弟子纪录导师言行的文字）。由于这些门徒大多是在希腊化城市中传教，所以他们使用的语言不是其母语阿拉米语，而是传教对象的日常语言希腊语，最终形成的《新约》文本也因而用希腊语写成。

但希腊语的《新约》文本并不是唯一的希腊语基督教文本。希腊化时代（西元前334年 – 西元前30年）的人们早已开始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了。事实上，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在亚历山大东征后一百来年，即在希腊文化环境中如何保持传统信仰的问题开始突显时，便已经启动了。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中的律法书即前“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在西元前3世纪中叶便已译出并发表，其余各经的翻译则完成于西元前2世纪。当然，犹太人人在希腊化环境中译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之能成为后来基督教的《旧约》，而是为了使已经不能讲本族语的犹太移民后裔不至于忘本，使他们在异质的环境中也仍然能保持传统信仰。

希伯来文的《圣经》被译成希腊语，不仅意味着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意味着一种文化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亦即希伯来文化渗透到一种混合型的希腊化文化中。但这只是当时极为复杂的语言形势的一个方面。据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新约》是用希腊语写成的；研究者们也普遍认为，耶稣本人及大多数门徒的第一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当时通行于整个西亚的共通语 ¾ 属于闪含语系的阿拉米语，尽管他们可能会讲一点希腊语。毕竟，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并非主要的商道城市，而是个乡村小镇，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应属于希腊化程度较低的偏僻之地；除保罗（他是享有特权的罗马公民，能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外，耶稣的门徒多来自同一地区和相似的民族文化背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他们四方奔走、传教布道的对象多为地处商道的希腊化城市中讲希腊语的犹太人。由于犹太人有着文明史上罕见的极为强烈的身份意识，他们即便生活在一种希腊化了的文化环境中，也仍然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传统信仰。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可能仍然能讲希伯来语或阿拉米语。

九 早期基督教传播中的口译

由于耶稣被处死后大约四十年，才出现记述他的言行、传播他的学说福音书（《新约》中最重要的内容即为四福音书），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这四十年中，基督教信仰是如何传播的？传教者用的是什么语言？答案很简单：口头传播，所有语言要是阿拉米语和希腊语（也可能有其他语言）。原因是，长期的希腊化已造就了大量双语人口。故此，即便耶稣门徒只会讲一点点希腊语，最重要的信息如耶稣乃“基督”或救世主、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等等，都不难传达给讲希腊语的城市犹太人。如果耶稣门徒讲的是阿拉米语，那么由于希腊化犹太人中仍然有不少人能讲阿拉米语，或至少懂一点阿拉米语，所以也不会发生交流困难。在两种情况下，基督教的基本理念都得到了播扬；在两种情况下，都发生了口头翻译，尽管这可能并非是一种当代意义上的、从清晰的源语文本到清晰的目的语文本的翻译。不难想象，如果耶稣的门徒们讲的是希腊语，翻译已经由他们自己完成了；如果他们讲的是阿拉米语，而传教对象又是不太懂阿拉米语的希腊化犹太人，则翻译可能是由仍然会讲阿拉米语的希腊化犹太人完成的。

在基督教形成过程中，除阿拉米语至希腊语的翻译（《新约》）和希伯来语至希腊语的翻译（《旧约》）以外，以下两个情形也颇值得注意。1）《新约》四福音书中最重要的《马可福音》由于在意大利的罗马地区写成，所以书中含有不少拉丁语词汇，翻译和解释的因素势必涉入其中 [科西多夫斯基，47]。2]。作为受过专门的希伯来经文训练的犹太拉比，青年耶稣经常对家乡的犹太同胞做具有传道性质的礼拜（尽管不能说此时基督教业已产生了；只是在他死后才逐渐出现后被称为“基督教”的犹太教派别）。此时的耶稣需要对听众诵读希伯来语的《圣经》原文，并用阿拉米语翻译和复述，因为听众大多是普通民众，不懂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比阿拉米语更为古老；两种语言虽然都是闪米特语，但差别较大）[帕利坎，17-19]。此时耶稣是不可能使用希腊语译本的《圣经》（旧约）的，因为他可能只懂很少一点希腊语，也因为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听众大多是偏僻农村的犹太人，对他们使用希腊语《圣经》如七十子译本，既无必要也不可行。

十 “逻各斯”格义“耶稣”

本质上看，《圣经》文本的形成从是希腊思维方式的希伯来化，或希伯来思维方式被移植到希腊思维方式中。就语言与思维同一而言，在《圣经》文本的翻译－生成过程中，源语的影响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目的语中，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目的语也想方设法附会源语。

用希腊观念附会希伯来观念的最经典例子当为是“逻各斯”（Logos）。这是一个希腊词，其最初的含义为“语言”、“格言”、“会话”等。但以弗所（注意，这是一个地处东方的希腊城市）哲学家、辩证法的创始者赫拉克立特（西元前5 - 6世纪）赋予它“规律”、“准则”、“原理”等新义。他认为宇宙万物由诸多相辅相成的对立面构成，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但都必须服从某种规律，否则便会乱套。他把这规律叫做“逻各斯”。在斯多亚学派那里，逻各斯更成为一种统辖万物的世界灵魂或宇宙理性，汉语多用“道”来翻译。《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以弗所的犹太人“约翰”是基督徒，无疑受了赫拉克立特逻各斯说的影响。为了使希腊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观念，他用逻各斯来格义“耶稣”概念[科西多夫斯基，71 – 72]。于是《约翰福音》有这样的开章语：“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和合本圣经》]。但过分强调赫拉克立特的影响并不妥当。

在《约翰福音》成书前，另一个希腊化的犹太思想家做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当耶稣远在加利利传道时，亚历山大的斐洛（约公元前15 – 公元40）正忙于用逻各斯来阐释犹太人的上帝观，其目的同样是使希腊人更加宽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斐洛认为，上帝是一种无形无相的精神实在，绝对超越于人与世界万物，其与人和世界万物的联系，只能通过中介来实现。这中介就是希腊人所熟悉的逻各斯或“道”。斐洛有时甚至把逻各斯人格化，称他为“上帝之子”或 “上帝的长子”，这离《约翰福音》把耶稣视为道便只有一步之遥了[科西多夫斯基，73 - 74]。《约翰福音》1·1-14里耶稣即逻各斯或道，为神人中介，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赎救罪人等一系列说法，后来演变成了基督教神学中至关重要的三位一体论。这应当是典型的希腊理念被解释成希伯来理念的最佳个案。

十一 “年轻妇女”被故意误译为“处女”

以下例子也许大大不如逻各斯一词重要，但也十分著名。这就是希伯来文《圣经·以赛亚书》中almah一词的翻译。该词意为“年轻妇女”，在希伯来语中既不暗示也不强调什么“处女性”。在犹太人传统中，如果一个处女已经订婚，人们就会用另一个希伯来词bethulah来代替它 [道金斯，335-336；也参见章雪富、石敏敏，34]。可是，在七十子本的希腊语译文中，希伯来文的almah被故意误译为parthenos。这个词有“少女”、“童女”、“处女”、“年轻妇女”等词义[Morwood and Taylor, 290]，“处女性”含义比在源语中突显得多。这里不妨看一看七十子本的希腊语译文：Idon, he parthenos en gastri hexei kai texetai huion, kai kalesousin to onoma autou Emmanouel, ho estin methermeneuomenon, Meth hemon ho Theos [Berry, 2 - 3]（参考《和合本圣经》译文：“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parthenos]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圣经·旧约·以赛亚书》7·14]；在《钦定本圣经》的英译文里，parthenos 被忠实地译为 virgin）。

这段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1·23]中被作者引用，以证明耶稣不是凡人。所谓“童女”就是耶稣之母马利亚；为了强调马利亚的未婚而孕，《马太福音》作者说：“马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耶稣的父亲），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马太福音》1·18]，并说上帝通过天使向约瑟传达了这一信息。作者引用《以赛亚书》经文，其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主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现在“应验”了 [《马太福音》1·22]。

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古希腊虽然有从赫拉克立特到亚里士多德这么一个悠久的理性传统，但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却远远还没有达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的程度。“从圣灵怀孕”说是违反常理的、神秘的，但恰恰是这种违反常理性和神秘性，加强了尚未养成理性思维习惯的人们的这一看法，即不仅有一个至高至大、唯一绝对的神存在，而且他体现了一种常人无法理喻的神圣奥秘，因而会违反常理地干预人世间的事情。这应该是almah被故意误译成 parthenos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由合乎常理而荒诞不经的根本原因。

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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