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坛不倒翁阎锡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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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起内战“不倒”亦倒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 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是，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

　　他在晋中抓丁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

　　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　”（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1949年初（66岁），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3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底摧毁。

　　负隅挣扎病逝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

　　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负隅挣扎。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

　　但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挣扎不过螳臂挡车而已。

　　由于阎锡山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金山之麓。

　　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5月23日病逝，终年77。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等。（摘自：《民国著名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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