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悲情”/武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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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摘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对德意志人的上述评价，是不能照搬到大和民族头上的，因为大和民族缺少的恰恰是一种“天资”。造物主在塑造这两个民族时，也许是在同一时刻将这两个“野蛮的孩子”推到了地球上，但却在智能的赋予上使两者有所区分。德意志人获得了较高的天资，而日本人则天资平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非常幼稚。德意志人可以使欧洲“还老返童”，日本人却无法使东亚大陆“枯木逢春”。

　　但在20世纪20年代，当这两个民族走到了一起时，当德国人的大脑被嫁接到日本人的身上时，这两个帝国便携手做出了让世界震撼的事情——将世界带入战争和灾难。

　　日本人对中国大陆的摧毁，决不亚于日耳曼人对古罗马的破坏。而罗马帝国的解体所带来的震撼，是决没有超过中华帝国分崩离析时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因为，后者所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而古罗马帝国的轰毁只是地区性的——尽管波及到整个欧洲、西亚和中亚乃至北非等一大片的区域。——笔者题于纪念二战胜利60 周年之际

　　一

　　德国民族是具有高度理性思辩能力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几乎被认同为是哲学的语言，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同时，在日耳曼民族身上还伴生共存着另一种成分，一种可怕的力量，这种成分和力量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民族性未得到现代文明的脱脂而残存着的野蛮性与原始性。而这，和该民族所具有的超人的哲学禀赋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高度文明与极其野蛮的特性在一个民族身上的共存，如同横亘在莱茵河之畔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线，在一明一暗的闪烁中将日耳曼民族的沉浮兴衰史点缀得班驳陆离。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哲学上已高度自觉的民族身上还弥漫着野蛮时代的血性，残存着人类早期时代的特征，血管里还流淌着难以抹去的浓厚的喋血本能，并每每成为人类历史上仅有过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不断地演义着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悲情”呢？

　　二

　　从历史上看，日耳曼民族是较晚进入阶级社会的，大约在公元4、5世纪的时候，该民族作为欧洲北方的野蛮民族通过对业已衰落的罗马帝国的大举入侵，摧毁了不可一世的帝国后，在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得以崛起并发展起来。

　　历史的断层出现在氏族政治为主的日耳曼民族战胜了拥有辉煌文明史的古罗马，换句话说就是野蛮战争了文明。野蛮与文明的对立，以前者对后者的战胜宣告了辉煌的罗马世纪的结束和另一个以野蛮的氏族政治为基本特征的统治时代的开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２／３在自己人当中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

　　历史似乎出现了断裂，被野蛮撕裂的伤口如何愈合，野蛮是否能在文明的基础上重建，野蛮是否能得到失败了的文明的洗礼，得以在原有之文明基础上实现超越？

　　罗马帝国终结在一个野蛮落后民族的手中，是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巨大的历史悲剧，但奇怪的是，整个欧洲文明却因此而赢得了返老还童、重新发展的机遇。为什么？恩格斯一语道出了个中的奥秘，他说，“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种文明，尤其是一种长期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文明，是容易衰老僵化的。这种帝国体制的崩溃，不会因为其拥有先进的文明而得以延年益寿永不衰竭的。不是自己终结自己，就是被偶然的历史因素所终结。恰巧的是，这样的机遇让日耳蔓民族遇到了，他们靠自己的睿智和充满了活力的野蛮与残忍击败了摇摇欲坠的古罗马帝国，靠侵略和掠夺实现了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惊人的飞跃和进化。

　　三

　　与大量的古罗马先进文明的相遇相融相合，提升了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加速了其智能的开化。但这只是一面，当上帝赋予某个民族一种可能时，也同时剥夺了另一种“可能”。

　　对聪慧的日耳蔓民族来说，这种“可能”也许就是非得靠自我的历史演进才能逐渐革除的那种来自于野蛮时代的原始落后的民族性，一种与氏族社会紧密相联的血气和气质，一种民族的本能。这种深藏在民族性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一个民族的知趣偏好的力量，就是积淀在民族的本能中、为民族性染色定调的潜在的文化力量。

　　一个民族可以靠掠夺来实现某种程度的发展乃至飞跃，但却无法靠此来实现民族性的进化。非正常的“大跳跃”必然造成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程序的紊乱和断裂，使一个民族在获得某种功能与快感的同时，也将失去另一种相对应的功能和快感。

　　进化与掠夺之间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克的，即掠夺得越多的民族，其民族性的进化就越慢，野蛮的气质就浓厚，就越难以得到进化。因为掠夺本身需要野蛮，这种进攻性的政治需求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野蛮原始的民族性，使本来应该得到净化和扬弃的成分因意外地获得了现实需求的支撑而成为一种惰性很强的恒定力量和资源，被不断生成出的现实需求所固化与强化了。快速的掠夺成为一种快乐，而缓慢的演进倒成为一种痛苦。掠夺置换了进化，快乐战胜了痛苦。智能进入了哲学，而本能与本性却依然死死地根植在野蛮的土壤中。

　　这种侵略与野蛮的相互需要与彼此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文明程度低而又富于侵略冒险的民族在其自身进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将大量原始落后乃至野蛮的民族习性和特性原封不动地保留和继承了下来，成为其民族性中一块不变的“化石”，致使该民族今后无论多么的文明和富足，都无法洗脱掉民族性中野蛮与歇斯底里的血气，在温文尔雅的表层之下喘息着的依然是充满血腥的野望和咆哮，一种原始的生命蠕动和渴望。

　　四

　　日耳曼民族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民族性，和因这种矛盾性而衍生出的悲剧命运，也许正是古罗马帝国在其垂死前对施暴者的最后诅咒，是人类至今都无法破译与揭晓的一种“精神魔法”——对侵略者野蛮行为的长期诅咒，对一代辉煌文明被毁灭后的一种旷世的历史报复！

　　也许，帝国所遭遇的万般历史劫难，最终将会以冥冥中诅咒的方式回报给劫难者，并将其永远地固定在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上。古帝国的文明遗产使其变得道貌岸然，温文尔雅，而早期的野性则随着其自身进化程序的紊乱和丧失，被辉煌的文明所豢养，潜伏在了本能世界，以尾大不掉的姿态，时而沉寂，时而焦躁，时而沮丧，时而亢奋，啮咬着民族之魂，怂恿着野蛮与文明的媾和。常以文明者自居，但又时不时地会在人迹罕见之处悄悄地撒野，抒发着原始的豪情。

　　此后，日耳曼民族便果然如“着了魔”似地神情飘荡恍惚，始终乐此不疲地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悠扬地徘徊着。他们不断地去挑起战争，不断地去体验战争所带来的颤栗和快感，在刀光剑影中享受着由历史记忆——对罗马帝国的征服已沉淀为一种难以自禁的快感和兴奋——激发起的无限畅想，和对辉煌文明尽情占有所带来的极度快乐与满足。

　　但人类的高度发展，总在一次又一次无情地颠覆着日耳曼民族突发的幽古之思情，令其魂断蓝天，饮恨沙场。野蛮的傲慢与文明的谦恭相对峙，失败的痛苦与现代的忏悔相伴随。今天，始终在为昨天的错误不断地付出代价，承担着历史的罪孽，和支付一笔又一笔的赔偿。曾几何时，日耳曼民族被绵绵的咒语所缠身，被无尽的历史复仇所裹挟。而由此激发出的，则是哲学的沉思，是逻辑的推演，是道义的忏悔……

　　古罗马人的历史复仇，在每每地激荡着日耳曼人的世界，并跨越千年依然锲而不舍地塑造着日耳曼民族独特的悲剧命运与情怀。其不断侵略、不断扩张、不断失败、不断忏悔和不断去赔偿的民族历练，在验证着历史的宿命，偿还着远古的旧帐。

　　整个过程恰似用哲学的公式和语言堆砌而成，其震撼人心的悲剧性命运和声声悠然长叹似在委婉地倾诉着无奈，并渴望在哲学的世界里获得最终的解脱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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