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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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是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中缅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1961年全面解决了包括“麦克马洪线”问题在内的中缅边界问题。中缅成功解决“麦克马洪线”问题的经验，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国殖民者片面划出的英属印度(当时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段边界。该线从不丹向东，大致沿喜马拉雅山山脊直到高黎贡山北段的伊索拉希山口，涉及中印边界东段及中缅边界北段的一部分。

　　一、中缅边界中“麦克马洪线”问题的由来

　　英国在1885年完成了对缅甸的吞并，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开始与中国云南省有了“共同的边界”。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是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

　　(一)近代中缅边境北段地区的状况和英国的殖民扩张

　　1．中缅边境北段地区的居民和行政管辖

　　本文所说的中缅边境北段，是指西藏察隅以南、尖高山以北、高黎贡山以西、印度阿萨姆以东地区。该地位于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交会处，屑伊洛瓦底江流域。这里的主要山川自西向东依次为巴特开山、更的宛河(钦敦江)、枯门岭(克钦山)、迈立开江、江心坡、恩梅开江和高黎贡山；其中巴特开山与枯门岭又统称为野人山。这里的居民有景颇族(克钦族)、独龙族和傣族(掸族)。景颇族遍布除恩梅开江支流独龙江流域以外的整个地区；独龙江流域为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坎底(葡萄)主要居住着傣族；恩梅开江支流狄子江、狄不勒江、驼洛江流域及迈立开江支流木里江流域也有部分独龙族，江心坡一带也零星分布着傣族。

　　独龙族聚居的独龙江流域在元代属丽江路；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后，该地归丽江土知府；到清代中叶，则直接受维西康普土千总管辖；。嘉庆初年，独龙江上游地区被赠与西藏察瓦隆土千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贵总督锡良派夏瑚巡视了独龙江(俅江，又称猠江)一带，逐村委派原来的头人为伙头和甲头，并分别发给委任状一张和小红帽一顶。1930年，中国内政部及外交部会派滇缅界务调查专员尹明德等人进行调查时，还发现独龙江下游地区仍有宣统年间发给的印照文件。1912年，独龙江地区被划归菖蒲桶(今贡山)殖边公署。同年，云南迤西国民军总司令李根源派“怒俅殖边队”进驻怒江和独龙江地区，并设“怒俅殖边总局”于兰坪县营盘街，就近领导殖边各队的工作。

　　中缅边境北段的其他地区也曾属中国管辖。唐朝时，这一带属南诏政权辖区。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此置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其地“北极吐蕃，西通天竺，东南邻于缅”。永乐五年和六年，孟养辖地中先后分出茶山、里麻二长官司。茶山辖地在恩梅开江支流小江流域，里麻辖地在江心坡一带。但到万历末年，孟养一度为缅甸控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盂养又与缅甸同时降清。但清朝对该地并未进行直接控制，而是以“徼外”对待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率兵征缅，再次占领孟养；傅恒撤兵后，盂养又被缅甸占去，但缅甸后来也未控制孟养。里麻、茶山二长官司自其长官明末奔入内地后就已废弃，但原茶山地区在清代仍属中国。

　　乾隆十六年 (1751年)，云贵总督硕色奏称：“片马、渔洞二寨——与保山县之登埂等寨隔离不远，应将此二寨一并改归保山县管辖。”“官寨、上楼、尧戛、把仰、大塘、明光、派赖、习降、古永、鲁仰、滇滩各寨附近腾越，应归腾越厅管辖。”此后，清朝将上述小江流域地区分别划归保山县和腾越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夏瑚也曾调查过恩梅开扛和迈立开江一带，证实恩梅开江支流狄于江、狄不勒江流域“向在化外，无人管束”；迈立开江支流狄满江地区或“无人管束”，或 “归木王管束”。夏瑚虽提议“于独江设一知县，管辖猫江及狄子、狄不勒两江”，“于狄满设一知县，管辖狄满、脱洛两江”，但不久清朝灭亡，中国政局动荡，对该地区已无暇顾及。

　　2．英国在中缅边境北段地区的殖民扩张

　　英国吞并缅甸不久即北进占有了八莫，1891年又侵入野人山和江心坡南端，占领了麻阳、垒弄两寨。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这样，尖高山一线以北就成了未定界地区（条约中规定了尖高山往西南方向的中缅界线，因此尖高山就成为中缅北段边界的起点）。

　　1898年，英国要求中国“于思买卡河(即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即怒江)中间之分水岭西境，不得有于预地方治理之举”，企图以伊洛瓦底江与怒江的分水岭高黎贡山为界，以达到侵占全部未定界地区的目的。此后英国始终坚持以高黎贡山为界，并在1905年提出了以该山为界的“紫色线”（清末中缅北段界务交涉有所谓的“旧五色线图”，“紫色线”为其中之一。其余四条线均为中方提出，分别是：参加中英会勘的中国代表石鸿韶提出的“绿色线”、以后清政府外务部提出的“蓝色线”、云贵总督依据洋务局的意见提出的“黄色线”、1900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的“红色线”。中方提出的四条线均未超过恩梅开江）。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军1900年侵入小江流域的茨竹、派赖等寨，枪杀一百多名中国官兵。

　　20世纪初，清政府在西藏和川滇边实施“新政”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英国一些官员惊呼“中国威胁”，认为“中国已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必须正视和处理这一问题”。于是，英印总督明托在1910年提出了沿东喜马拉雅山直到滇缅边境北部建立“战略边界”的计划；这条“战略边界”从“达旺县的楔形地带边缘，沿东北方向伸展至北纬29度，东经94度，再向东南—— 进至察隅河与伊洛瓦底江分水岭，再沿这一分水岭伸展至伊洛瓦底江与萨尔温江分水岭”。

　　此后，英国除了在中印边界东段着手实施这一计划外，也在中缅边境北段采取了行动。1911年1月，英国侵占小江流域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寨，制造了“片马事件”。此后英国虽然承认片马、岗房、古浪属于中国，但仍决定占领片马等地，并在与中国交涉时声称：“现英国兵队、巡警均驻在边界，如中国派员前往必起冲突，若自量其力足以逐出英人，则不妨派员前往。”1912年，英军沿迈立开江北上，掠取野人山地，直达坎底；1913年又由坎底向东，进人独龙江下游；1914年在坎底设葡萄府。

　　这一时期，英国对中缅边境北段有了更多了解，为其在地图上画出“战略边界”提供了可能；而“麦克马洪线”正是以这条“战略边界”为基础的。

　　(二)中缅边界中“麦克马洪线”问题的产生

　　“麦克马洪线”问题始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在1914年3月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一条“藏印边界”，即 “麦克马洪线”，把包括滇缅未定界在内的大片地区划给英属印度。1914年4月，麦克马洪又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英方提出的《西姆拉条约》及附图，而“麦克马洪线”则作为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界线的一部分混入附图。（有人怀疑“麦克马洪线”根本就没有出现在1914年4月27日草签的<西姆拉条约)附图上。见器昭义《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第60页。由此可见，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历史仍有许多待解之谜。）

　　1914年7月，英藏双方又背着陈贻范草签（通常人们都说英藏双方在1914年7月3日“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但实际上英藏双方代表并未正式签字 (Sdgned)，而只是进行了“草签”(Irdtialed)。参见Parshomm Mehra，The North-Eaxtom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lndia，Tibet and China，V01．1，1906—1914，Delhi，1979．p．115．），并签署了一项从未发表过的联合声明，称《西姆拉条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在上述访问中，当吴努提出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说：“希望有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楚后再正式商谈。”针对缅甸的恐惧心理，周恩来指出：新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立国的根本原则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也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1954年12月吴努访华，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中缅边界除北段未定界外，还有两处存在问题：一处是中缅边界南段的佧佤山区。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和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款》对这段边界都有规定，但因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段边界未能确定。1941年，英国迫使处于抗战危急关头的中国政府划定了这段边界，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班老部落的部分辖区划归了缅甸，这就是“1941年线”。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边界没能标定。缅甸独立后，把“1941年线”以西地区划入缅甸的掸邦，但未能进行有效控制。1952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时进驻了“1941年线”以西地区。

　　另一处是中缅边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1897年的《续议缅甸条款》承认勐卯三角地“为中国之地”。但由于英国在该地修筑了公路，因而在上述条约中英国又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它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种“永租”关系。在1954年12月的会谈中，中方认为中缅边界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缅方则认为南段边界（此处双方所说的“南段边界”是指尖高山以南的全部中缅边界，事实上包括了中缅边界的中段和南段。）是已定界，只有北段边界存在问题。

　　关于边界谈判，中方仍表示需要做准备工作；缅方也承认确实需要准备。尽管存在分歧，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仍肯定了“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的事实，并指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对未定界维持现状的默契。周恩来曾指出：“根据中缅两国总理一九五四年会谈公报，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当时双方的默契是维持现状。”

　　受材料限制，我们对当时中缅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交涉并不清楚。但据相关事实推断，双方显然谈到了“麦克马洪线”，并同意在谈判解决前也应“维持现状”。只是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双方只是达成“默契”罢了。此前周恩来曾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虽然周恩来是在谈到中印边界时说这番话的，但可以推测，对同样存在于中缅之间的“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应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在中缅对未定界达成“维持现状”的默契时，至少在中国看来，是把“麦克马洪线”涉及的那段边界包括在内的。

　　中缅之间的这一默契，使双方没有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多争论，从而维持和发展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为边界谈判赢得了准备时间。

　　(二)中缅边界谈判的开始

　　1955年11月，中缅两国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界线上大雾浓密，能见度差。当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军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国际反华势力乘机鼓噪中国对外扩张，缅甸报纸也攻击中国侵入缅甸。因此，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1956年8月，周恩来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会谈中，吴拉茂交给周恩来一封缅甸总理吴巴瑞的信，信中强调了缅甸国内存在的困难，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其对边界问题的观点。

　　针对缅方“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的观点，周恩来说：应该“在五项原则和友谊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办法”；“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在南北两段的紧张局势应该缓和下来”。

　　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提出：“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周恩来还说：“南北两段应该同时解决”，“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办法”。

　　1956年10—11月，周恩来在北京与缅甸前总理吴努的会谈中，重申双方分别从“1941年线”以西和片马、岗房、古浪地区撤军外，还提出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在北段，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以东；“中缅北段边界可以划到接上‘麦克马洪线—的一点为止，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将来划界时，把——片马等三地划入中国。这一点现在我们也不宣布，便于缅甸做工作”。关于“1941年线”， “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一九四一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的。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关于勐卯三角地，“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如何收回。”

　　周恩来还提出把三段边界问题 “联系起来解决”的主张，认为“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方的建议，吴努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1956年底，中缅两国完成了撒军工作。

　　但中缅边界谈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关注。对英国在滇缅未定界地区的侵略，许多人记忆犹新，况且该地区曾归中国管辖，因此要求改变边界现状的舆论十分强烈。一些专家学者就提出，“中缅北段未定界应以恩梅开江为界，否定英方留下的以高黎贡山为界的主张”。鉴于这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历史资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经过准备，周恩来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他首先回顾了中国地图对中缅边界画法的变迁，如前所述，清朝并未管辖原茶山辖地以西地区，清朝官方地图所标边界均未超过高黎贡山。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片马事件的刺激，1917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把江心坡标在中国一边；1933年申报馆出版的云南省分省地图则把江心坡的一部分划进中国。1942年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一张地图更是把边界划到了枯门岭，希望以此来掩饰他们在“1941年线”上的损失。虽然这张图给中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控制高黎贡山以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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