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自忠死的一种说法（5

关于张自忠死的一种说法（5－8）

淮夷发表于 2007/07/08 12:06 一品人文历史 (www.ywpw.com) 主题字词: 张自忠枣宜会战襄河

　　五

　　张自忠并非没有想到他在大军撤离之后独自留下来担任北平市长，人们会怎么看。1937年7月28日晚上，在送二十九军首脑南撤时，他就垂泪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8]

　　那天的下午，在平津已经守不住了的情况下，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在一起开会，讨论撤退。因为必须有人留下来继续和日本人进行谈判，会上提出两个善后方案：

　　（一）留下四团人，由秦德纯指挥留守北平。

　　（二）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3]

　　结果秦德纯和张自忠都不愿意留下来，因为两个人都很清楚，留下来就会担“汉奸”的骂名。本来大家之所以提出这两个方案，应当就说明了秦、张二人素有 “亲日”之名，和日本人的交道打得比较多，留下来和日本人周旋会比较容易。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两个人平时被攻击为“汉奸”也最多，也正是最不愿意留下来的人。张自忠不用说了，秦德纯在后来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象，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象，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10]

　　怎么办？这个火炕总得有人跳，这个地狱总得有人下。最后，挑起了这个重担的，是张自忠。然后，他在三年后战死沙场的命运，就已注定。他并非挑不起与日本人在战败之余，开展“弱国外交”这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他挑不起的，是舆论给他戴上的“华北特号汉奸”帽子，是举国上下泼给他的脏水。他的才能，足以将号称日本“铁军”的板垣师团阻在临沂，不能前进一寸；他的良心，却不能忍受自己名誉受到的侮辱。

　　蒋介石在为张自忠发出的悼电里还特意就他的这一段历史说：“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赤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我不知道当年骂他“汉奸”的人，在那时心里的想法。我只知道，在那时，张自忠已经死了。

　　悼电里说他“未尝以一语自明”，是不确的。事实上，张自忠一直不停地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不是“汉奸”，可惜的是，当时的舆论不能认同他的作法。 “行”之不立，“言”就更不能被接受了。他的辩解，一说出来就会淹没在滚滚的舆论里。比如，他说：“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报纸却讽刺他说： “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3]

　　与舆论的反应比起来，蒋介石说他自己“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则不能算是自夸。表面上看起来，当时南京政府对张自忠还是比较严厉的。张自忠刚刚化装离开北平，辗转来到济南，蒋介石就下令将他“押解南京”[3]。然后他人还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时，政府又发令说他“放弃责任，迭失守地”，撤职查办[3]。这好像不能算是“爱护矜全”吧？但其实当张自忠在南京去见他的时候，蒋介石安慰他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3]，后来秦德纯问蒋介石对张自忠的处理意见时，“蒋介石踱着步，沉吟了片刻，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3]可见蒋对张自忠的处置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所以他可以近于自豪地说“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案蒋氏所行，一向也是和张自忠同样的政策，所挨的骂，只怕也还在张自忠之上，确实是可以说“我均明了”）。

　　悼电里还有一句话：“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当张自忠在平津面对着敌人，不能战斗，反需周旋的“艰难之会”时，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但当他被撤职查办，困居南京，远离了斗争的漩涡后，没有了公务的繁忙劳心时，“当世之是非毁誉”却又从心底钻了出来，反倒开始“乱其虑”了。如果侮辱他的是敌人，他可以和他们一决生死。可他也深知，舆论对他的攻击，其实也是基于爱国之心，对他们，他无可如何。给自己申辩吧？没人会听他的，况且那时全国都是一片爱国高调，他能放得出什么言论上的“卫星”来？在这样的苦闷中，他除了沉醉于鸦片之外，怕也只有一遍遍地痛下决心，将来要“一死报国，以示清白”，不然，他的良心又怎能挺得过那样的煎熬？

　　所以我认为，张自忠在战场上的“求死”行为，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他的攻击，造成了“精神痛苦确达极点”。打内战和丢失平津，应当也是他精神上的重大负担，从而加重了他“求死”的决心。但是，综观他在困居南京前后不同的言行对比，以及他多次提到的要洗刷自己的冤枉的话，舆论给他戴上的“汉奸”帽子，应当才是决定性的原因。

　　当然，我愿意再强调一遍，这一切的一切的原因，归根到底，都是在于日本侵略者。正是因为他们的侵略，中国人感到亡国奴的命运已经迫在眉睫，在如此严重的压力下，舆论的反应自然相当过激，更不用说日军是杀死张自忠的直接凶手了。

　　六

　　如今，中国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为宽松，我想，我们可以，也应该检讨一下了。

　　陈嘉庚的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曾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23]。但是拿这个说法，往抗战的历史上套时，第一个被网住吊起来示众的，就是张自忠。你看，在日本人未退出东北，而且借着“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在华北驻扎重兵的时候，张自忠却和日本人酬酢往还，交往密切，而不是一见到日本人就拉下脸来，怒斥他们的侵略行径。甚至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一片抗日声中，他还一次次地主张“和平解决”、“就地解决”，陈嘉庚的提议简直就是为他度身定做的。

　　----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打成了“汉奸”，这个提案不知伟大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不应该从一个人的观点来断定他（含“她”，下同）的立场，尤其当这个观点和自己不合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首脑人物中，张自忠被认为是 “主和派”的代表，其实委员长宋哲元以及其他重要官员如秦德纯等的共识，都是与日本不可轻启战端，能拖则拖，而来自蒋介石的承诺也是“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 [10]

　　我无意于在这里讨论这个政策的正确与否。当时的情势极为复杂微妙，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承担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政策或许不是当时最好的选择，然而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这样的政策，一定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动机。他们不是完人，在政策判断上当然也会犯错误，有时还会很严重，但他们提出政策的出发点，都绝不是为了出卖国家的利益。

　　冀察政务委员会不是个卖国的组织，相反，说到抗日，全国都找不出像二十九军这样光荣的部队来。他们不仅有威镇喜峰口的大刀队，而且高级将领中一个当汉奸的都没有（注五），主要人物除了张自忠留守北平外，都随主力南撤了。尤其他们仅师长以上的将领中，就有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亦即喜峰口一战的英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三人先后殉国。抗战军兴后，部队扩充，当时的军长，都相当于后来的集团军总司令，而师长则至少相当于后来的军长，比如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任五十九军军长至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任七十七军军长至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原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任六十八军军长至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3]。总共在抗战里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不过两位，可见二十九军的牺牲和贡献，在中国军队里是首屈一指的。

　　顺便说一句，二十九军是由在中原大战后不肯投降蒋方的西北军残部改编而成的。西北军本身就是封建色彩浓厚的一支军队，讲究旧道德。二十九军们的将领们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同侪们纷纷另谋高就的情况下，仍然忠于冯玉祥，比如宋哲元收到蒋介石的委任状，看后就撕掉了[7]，说明他们确实对道德看得特别重。这群人在抗战中有如此英勇的表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偏偏他们却被舆论猛烈攻击为“汉奸”。当时的南京政府也有着同样的遭遇，但那里的政客们对这一套心知肚明，虽然迫于舆论的压力也会做些让步，但根本的想法却不会改变。冀察政务委员会里的首脑们都是军人出身，对政治这一行的复杂度远远估计不足，“当世之是非毁誉”把他们弄得无所适从，以至于大家都知道应该有人在大军南撤后继续和日本人打交道，可就是没人愿意留下来，不是怕任务艰巨，而是怕被骂成“汉奸”。被骂为“汉奸”的人，微弱的自辩往往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黑锅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人们近于疯狂的爱国热情。

　　张自忠决定留下来后，在这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全国马上一起投入了对他的口头讨伐中。在同样的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北京的居民曾真的以“口头”来讨伐了袁崇焕。张自忠虽然没有象袁崇焕那样被凌迟，但他的心灵上所受的刀剐，又何少于前人遍体的鳞伤……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忍再回顾一遍了。让我们跳到1940年5月16日下午，随着南瓜店十里长山杏仁山脚下的一阵枪响，一个“汉奸”死去，随之而新生的，乃是一个“民族精神”[17]。

　　在一个“汉奸”的骂名消失、一个“民族精神”的丰碑被树立起来的同时，我更关注的，却是有一个“人”死了。在“汉奸”和“民族精神”之间，是一个 “人”。在“汉奸”和“民族精神”的生和死之间，有着一个人的灵魂的生死斗争。我虽然不能同意张自忠“求死”的行为，可是，看完了他的传后，我又想：这样备受煎熬的灵魂，被搅动得那样痛苦的良心，活着也是苦难，确实还是“求死”比较容易。鸦片是一种麻醉，死也是。

　　我不想研究张自忠的死给抗日战场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也不想假设张自忠如果活着可以打多少胜仗，仅仅是为了他那饱受折磨的灵魂，为了他那不能平安的良心，我们就应该检讨舆论的过错了。

　　七

　　我想，说一个人是“汉奸”，是对他立场的判定，即他损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动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其他卑劣的原因。所以，我们攻击一个人是“汉奸”，应当是对他的动机有了充分的判断，而不是由于其他任何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有如下几点：

　　一，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的作为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就说他是“汉奸”。世无完人，任何人都会出错，如果是“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也还罢了，如果因此损害到了国家的利益，那也不能就指他为“汉奸”，否则的话，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留学生，没有一个不是“汉奸”。谁敢保证说自己从没有犯过错误，没有损坏过中国人的形象？不是说“好心办坏事”就不能责备，只是我们应当责备的是坏事的原因，而不是非把好心硬说成坏心。除非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为了自己卑劣的动机而故意损害中国的利益，否则“汉奸”的帽子要慎祭。

　　二，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言论就说他是“汉奸”。人的思想差异之大，有如星球爆炸后的尘埃轨迹，满天飞逸，且越行越远。从同一个立场出发，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某些人的逻辑来看，别人得出那样的结论，只能倒推出此人是站在卖国的立场；而其实这样的倒推，往往只说明了这些人自己思想的狭隘。爱国不是只有一个方式，一种思想。把和自己的“爱国观点”不同的人打为“汉奸”，一来是对别人心理的（往往是出于不耐烦的）武断猜测，二来相当于剥夺了别人的爱国权，三来，我坚信，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种方式爱国，是极其危险的。

　　三，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就说他是“汉奸”。理由完全同上。可以支持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张自忠出任平津沦陷后的北平市长。需要再多说几句的是：行为不同于言论，是会带来直接后果的。所以人们有时可以容忍不同的言论，但对于不能认同的行为，容忍度就差得多。可是，你所认为的“铁定卖国”的行为，也许别人是为了“爱国”的动机才做的。

　　总之，“汉奸”是“动机罪”。给人的动机定罪，就要找到他动机卑劣的证据，而不是去抓 “行为罪”、“言论罪”或“思想罪”。抗日战争时的中国，确实处在亡国的危险之下，那时舆论的过激，虽然也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但还情有可原，日本侵略者在这方面的罪责不容推卸。可到了今天，我们还在用同样的标准到处苛求同胞，就真可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

　　盖我们的社会舆论总觉得，一个人的行为言论思想，皆不足道，重要的是道德，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是也。所以舆论对一个人的评判，怎么说他做事带来的不好后果、说话犯了错误、思想荒谬不堪，都是不够份量的，非得把这一评判带到道德领域里去，才能彻底将他一笔勾倒。同理，要夸奖一个人，说他做了什么好事是不够的，一定要因此发现出他的优秀道德品质，才算是真正的褒扬。

　　这其中的荒谬，在于把本属于德、言、功不同的领域的评价混同起来了。我们似乎总有一种要把人的评价“一刀切”的倾向，要么言好功好德也好，言语大放卫星，行为无私奉献，思想（实为道德）处处闪光；要么言坏功坏德也坏，说了几句实话，做事特立独行，立刻就是觉悟低下、道德败坏了。

　　结果，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于人物在道德标准方面的评价，往往极为苛刻。对于人的错误，动辄能以主流道德标准上纲上线，追究到内心的根源里去；而赞誉之词，只给死人和当权的人。早在两千年前，冯唐就对汉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其实何止皇家的法典如此，我们的思想也是如此（这两者的关系，颇堪深思）。舆论高擎着宛如照妖镜一般发出万丈光芒的道德标准，对人的言行举止乃至思想一一甄别，略有出入，立即打为异端，贬为败类；而到需要“赏” 时，闹剧便顶着“正剧”的名目，严肃地上演。

　　回顾历史时，人们往往只是惊诧于那个道德标准的可笑，却不能觉察到我们自己的可笑。经历了那样的岁月的人们，在主流道德标准蜂腰轻轻一扭换了个面目重新粉墨登场时，竟然好像全然忘记了曾经刻骨铭心的教训。我们又义愤填膺地开始骂起了“汉奸”，仅仅因为那个人说了几句外国的好话，或者提倡实行外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又趋之若鹜地拜倒在“爱国”的冠冕下，无论那只是几句豪言壮语，还是把国疮形容为艳如桃李。谁说“文化大革命”不会再来？当一个新的叫做“精神大爱国”的运动兴起时，谁又会有胆量去抗拒？

　　我们有个成语叫“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当前面刚刚碾过我们的身体的车翻倒在崎岖的路上时，我们却指着那辆车说：这驾车的人太差了（并常常推断出他们的道德也不好），或者，这辆车的构造不对，注定要翻；然后压制下自己被碾的创痛，挤上另一辆车，又在老路上向前疾奔，并且不吝于在车前出现巨坑时，自告奋勇或推下其他人去填，因为这辆车，真的是很漂亮呵。

　　西方有句话说：“让恺撒的归于恺撒，耶稣的归于耶稣”。恺撒统治着世俗的领域，耶稣统治着灵魂的领域。可我们总要让耶稣统领一切，即使是世俗的作为，也要让灵魂的审判官来审判。恺撒在舆论的笔下沦为耶稣的傀儡，重复着耶稣所唱出的“主旋律”，把世人的功言、事实的真相在道德的准则下重新塑造。同时，这塑造又迅速脸谱化，于是人们又往往根据世俗的言行轻易地推定出一个人的心灵，让恺撒完成了对耶稣的报复。在恺撒和耶稣的争斗中，被碾得粉碎的是人的灵魂和形象。

　　唐杜牧做《阿房宫赋》，在总结了秦历二世乃亡的教训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我们总是拜倒在主流道德标准之下，被操纵着去做着各种“诛心”之论，改朝换代般地变了个道德标准就以为解决了所有问题，却始终不能有宽容的心态，始终不能学会实事求是，把德、言、功混为一谈，那么，我们今天为以前的荒谬大发感慨，不过是“哀之而不鉴之”，就在不远处，后人已经在等着要“复哀”我们了。

　　八

　　最后，关于张自忠的死，我不惮再说一遍，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舆论的“罚太重”，虽然是“古已有之”了，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实也难免更为偏激，这些都是应当归罪于日本侵略者。只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当是吾等共识，所以这里少说几句而已。全文写下来，似乎是在说舆论逼死了张自忠，但我要一再强调，是侵略战争导致了这一切。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国人理智应对，本来是可以避免张自忠的早死的。当时，并没有任何人责怪舆论。蒋介石的悼电里说“众谤群疑”、“当世之是非毁誉”，乃至“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更多的是对张自忠的褒奖，而不是数落舆论的错误。这是因为当时抗战仍然处在极其艰难的阶段，爱国的民气不能打击。

　　而到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大为宽松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反省吗？为了那个曾饱受折磨的灵魂，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坠入同样的境地。

　　愿他在天上的灵魂安息。

[ 注释]

注一：一说日军万余人[13].

注二：一说六弹[13]，又一说“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15]，似为宣传之滥调，不甚可信。

注三：一说他“是抗战期间唯一阵亡的军团长”[8] ，可能是指他当时指挥整个第五战区右翼兵团。

注四：一说临时躲进厕所[8].

注五：一个例外：后来投靠日本人，被部下活埋的石友三，当时也混迹于二十九军之中，列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但他不是二十九军“嫡系”，相反，他是有名的“倒戈将军”，曾三叛冯玉祥，二十九军将领大多对冯较有感情，对石的观感可想而知。当时轮番当河北省主席、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北平市长等等的二十九军将领里也从来没有他，可见石对整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我想是可以作此结论的。特别指出这一点的一个原因是，后来汪精卫伪军的方面大将，多是西北军旧将，如孙良诚、庞炳勋、吴化文等。

[ 参考资料]

　　[1] http://www.btxx.cn.net/lssj/ls116.htm；一二。九运动

　　[2] http://www.btxx.cn.net/lssj/ls114.htm；华北事变

　　[3] http://www.zhangzizhong.com；第五章“人生低谷”（网站没有给出书名）

　　[4] http://www.zhangzizhong.com；第四章“步入政坛”

　　[5] http://www.zhangzizhong.com；第二章“投笔从戎”

　　[6] http://www.zhangzizhong.com；第三章“初显锋芒”

　　[7] http://garden.2118.com.cn/taiyuandao/suwu/jindai/0521-zhongyuan.htm；蒋

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

　　[8] http://www.999junshi.com/san/200012/673420001214.htm；英烈千秋－张自忠将

军

　　[9] http://www.shuku.net/novels/history/chengong.html；陈公博自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