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自忠死的一种说法（3－4）

加跟贴 发新贴

三

　　为他的“汉奸”名声彻底地翻了案的，是他自己的行动。

　　三年后的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发动了“宜昌作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枣宜会战。这时，他已经是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下辖除了他自己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外，还有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八军团、第二十六军等部，总兵力达15万余人。他的任务是担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备，于是留了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将主力配置于襄河东岸，以迎击敌人进攻。[12]

　　从5月1日日军发动进攻，到5月6 日，激战六日下来，因为形势严峻，他决定亲自到襄河东岸去督战。部下纷纷劝阻，认为总司令应当坐镇指挥，不应该亲临前线，他执意不听，带着手枪营和右翼兵团的预备队第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在7日拂晓渡过了襄河。在河东转战三日，他和河东各师陆续取得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河东将士闻知总司令也在河东，士气大振，战斗行动更加有力，几乎将日军后路完全截断。[12]

　　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总共参加枣宜会战的日军也只有四个师团），集中攻击他。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加起来只有2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装备则远远不如，但他仍然坚持要留在河东和敌人周旋。战至15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山被敌人包围。当时，他“手中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包围之日军则有五六千人”[12]（注一）。部下数次建议他转移突围，都被他拒绝。

　　因为敌我众寡悬殊，到16日下午4时左右，他“身中七弹”[14]（注二），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14]（注三）。时年49岁。抗战期间，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共有两人，一个是1944年5月战死于黄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 [16]，另一个就是他。

　　他叫张自忠。

　　他的身后备极哀荣。“噩耗传出，举国震悼。当时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以张自忠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共享国葬殊荣。”[14]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12]，并题词“勋烈常昭” [16]。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16]“延安各界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 ’、‘为国捐躯’的挽词。1943年张自忠殉国3周年之际，周恩来著文将其誉为‘抗战军人之魂’。”[14]

　　而当时已被共产党开除、困居四川的陈独秀的题词则格外意味深长：“岁寒然后知松柏”[16]。

　　四

　　很多迹象表明，张自忠的绝境是他主动要求来的。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自忠完全没有必要亲临前线。另一位在抗战中战死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撤退时被日军追上，不幸殉国的[18]。再比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将军，也曾身陷绝境。当时他奉卫立煌之令向黄河南岸撤退，被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幸亏忽然天气变化，雷电交加，风雨狂作，他才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19]。

　　我对李、刘二位将军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他们都是在撤退时被敌人追上的，而张自忠则是主动渡过襄河，以两个团加一个手枪营的兵力和敌人周旋。战斗都发生在东岸，如果他留在西岸的总部里，是不会有生命之虞的。他决定渡河时，部下就已经一致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到了河东，他和各部队取得联络后，日军调集两个师团集中攻击他，双方实力悬殊已显，这已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块死地，已无生的希望，应当赶快转移。张自忠打了一辈子的仗，不可能不明白当时的处境。

　　当然，从我军在抗战中的很多英勇表现来看，置自己个人安危于度外的中国将领，绝非只有张自忠一人。比如李、刘二位将军，如果平时总是畏缩不前、望风而逃，也不会陷入绝境。上面的对比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是，结合张自忠其他很多的言行，我想，张自忠是带着“求死”的心去打这一仗的。这种心态很清楚地表露在他过河前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里：“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 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12]

　　再比如，有人说：“张将军平日衣着十分简便，但此次出战却穿上黄呢军服，带上中将领章，一反平日所为。”[21]那么，他应该在出战前做了必死的打算，所以才衣着如此整齐，宛如入殓时的盛装。

　　甚至早在1939年8月，他赴重庆述职，事毕回到防区前，到冯玉祥那里去辞行时，就已经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了：“两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走出去不远，张自忠又停住了。他预感到自己很难再与冯先生相见，决不能就这样与先生分手，他还要再看一眼自己的恩人，他还有话要对先生说，便折转身来，怀着诀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重重地向冯玉祥磕了个头……，.冯玉祥因惊愕而语塞，但他内心明白，荩忱（张自忠的字）行此大礼，作这样的告别意味着什么。”[21]早在那时，张自忠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死在战场上了。

　　如果这种“求死”的气势激发了全军的斗志，最后取得战斗胜利，那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了，死在了战场之上，他也是心满意足的。抗战爆发以来，他“每战必预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督战。大家既为他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担忧。他的苏联炮兵顾问劝他说：‘高级统帅，不宜过分靠前。欧战那样激烈，总司令进至山炮射程以内，尚无所闻。’李宗仁也曾不止一次地劝告过他，但张自忠依然故我。”[21]

　　诚然，张自忠在西北军时就以勇猛著称（事实上，整个西北军都以勇猛著称，象常被人说“以勇猛著称”的就有宋哲元、孙良诚、吉鸿昌等人[7]），但我没有看到他如此“求死”的表现。当然，那是内战。但就是在长城抗战，面对着日本侵略者时，他也只是“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在前线督战和视察阵地慰劳官兵的区别，我想谁都会看得出来。

　　抗战刚爆发时，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他所主张的还是“和平解决”。但到了当年12月7日，他又回到部队时，他却说：“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20]----这不是一句普通的激励士气的口号。他最后做到了这一点。

　　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促使他产生了“求死”的心？

　　是因为他以前在西北军时，替冯玉祥积极打内战吗？1938年2月，张自忠对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说：“现在的军人，很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决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20]

　　以前的军人认不清“国家的危机”，不能 “团结御侮”，大打内战，当然也有张自忠一份。他对冯玉祥忠心耿耿，中原大战失败后，才有机会跳出西北军这个集团的利益圈子，站在全国的利益立场上，认识到内战频仍，国运不振，外辱便会乘虚而来。当他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时，心里必然内疚。但是，内战的原因极其复杂，牵涉也极为广泛，如果细究起来，打内战的人个个都要“找个机会死”的话，当时的中国军人----包括延安----一个也剩不下来。就算张自忠的自律特别严格，他也不可能会认为内战的主要责任在他。虽然是千千万万个张自忠加在一起才打起了内战，但这么一个历史污点，是很难让他“非死不可”的。

　　或者是因为他丢了平津吗？他总是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吧。他在事后和宋哲元的谈话中，两个人就“对于误信和平、贻误战机都感到沉痛和内疚。”[3] 到了1939年，他在接受《大公报》记者王淮冰、国新社记者高咏的采访时又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记者先生，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22]

　　诚然，在卢沟桥事变中，他误信和平、贻误战机，对华北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个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力争和平解决，是宋哲元以下整个冀察政务委员会，乃至南京的蒋介石政府，所抱有的同一的方针。对此，他当然感到内疚，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足可弥补他当日的错误。何况，当时敌强我弱，以区区一个二十九军，是决不可能保得住平津的，在那种情况下，谁都难以作为。他刚到南京时，对采访的记者说：“自忠受命留平，因才识浅陋，力尽援绝，有负党国使命，贻误之处，实不敢辞。”[3]“力尽援绝”，是事实，“才识浅陋”，则显然不能算“罪”，而只是“贻误之处”。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人们给他戴上的“汉奸”的帽子。

　　他本来就因为常和日本人交涉而盛负“汉奸”之声名，到了他当沦陷后的北平市长时，这个名声已经彻底地坐实了下来。当时全国舆论都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大字标题也饱含着人身污辱：《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等[3]。

　　光是报纸骂也就算了，他还亲身经历了人们对他的蔑视。他从北平脱险南下后，先到了济南。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老部下，但这时此人“对张已不再以礼相待，而是以讥讽的口吻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一位部下竟如此对自己讲话，大大刺痛了张自忠的自尊，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3]

　　这件事并不是特例。当张自忠在济南求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亲耳在门外听到韩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3]韩复榘是当年西北军的叛将，被蒋介石收买，背叛了冯玉祥。后来他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抗日，丢了山东，被蒋介石枪毙。人格如此低下的一个人，都说张自忠是汉奸，张自忠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

　　不久蒋介石下令要韩复榘将张自忠押解南京。当时舆论方面把张自忠已塑造成“汉奸”，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生怕他因此成了平津沦陷的替罪羊，一旦有什么不测，那一世骂名，可就永远也洗刷不清了。张自忠对此中干系也清楚得很，但他自问“丢华北有过，当汉奸没份”，还是去了。陪同他南下的秦德纯为防万一，把他安排在三等车厢，自己和押解的人坐头等车厢。果然，到了徐州站时，突有“30多名青年学生拥到头等车厢的门前，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秦德纯因预有防备，不慌不忙地请四名学生代表上车谈话，并让他们到车厢内各处查看。学生代表未见张的踪影，只好下车而去”[3]（注四）。这件事对他“刺激极深” [8]。

　　张自忠是山东人，父亲是个小官。他从小进私塾读书，后来上的临清高等小学堂教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22]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当初投笔从戎，不去南方的革命军，而是加入北洋军队。他那时的革命意识应该是很淡漠的。

　　西北军也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从这样的军队里出身的张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土崩瓦解，众将有的投奔蒋介石，有的自由行动，他却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6]

　　这样的一个人，在被人当面攻击为“汉奸”时，在被报纸每天指名道姓地大骂时，他心里的痛苦，远非那些信口攻击的人所能想象。他到了南京之后，被撤职查办。这时抗战已经打响，淞沪激战正酣，他的老部队三十八师被改编为五十九军，驻守津浦线，他却困居南京。人们都目他以“汉奸”，他却无法申辩，舆论决不会再相信他的誓言，想要行动却又报国无门。在极端苦闷的心理下，他“开始沾染嗜好，抽起了鸦片烟。”[3]----他的内心已经被折磨到了何等地步！

　　但我想，他将来一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当也是下于这极端苦闷的时候。张自忠毕竟不是会在鸦片的烟雾中消磨意志的失败者，这个山东汉子，象一根弹簧，外界的压力把他一压再压，压到了极限，当他重有机会爆发时，必然会爆发得地动山摇。所以，当他重又被任命为代五十九军军长，终于有机会杀敌报国后，他便处处显露出“以死洗冤” 的心态来。

　　在和老部下又见到面时，他就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当时大家都哭了[20]。在徐州会战前的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又说：“我现在有过，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20]

　　在徐州会战中，张自忠“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阵地，给官兵打气，与官兵们一起战斗。” [20]他自己给弟弟张自明的信也说：“吾自南下参加作战，濒死者屡矣。”[20]1938年10月12日，他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月13日，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但他仍然在 “找死路”。在随枣会战中，他又“率幕僚及总部人员”渡过襄河（这条防线他守了两年），“亲赴第一线督战”[20]。在冬季攻势中，他“率领特务营，又一次东渡襄河，进至丰乐河附近的果园村督战”[20]。

　　幸运的是，这两次渡河，张自忠都成功地扭转了战局。我们无从得知在那两次，如果战事依旧不利的话，他会怎么做。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他最后一次渡过襄河后，面对着敌人两个师团，仍然不肯回到河西。被敌人重重包围后，形势已经很清楚，但他却不肯突围，固守阵地。

　　张自忠不会不明白当时的战场局势意味着什么，在日军尚未合围之时，他还派人陪同苏联顾问转移[21]。当他的参谋长李文田一再劝说他转移未果后，无奈之下说：“你实在不走，我可要走了。”按以往的张自忠的脾气，不枪毙了他，也要大骂他一顿，但张自忠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温和地对他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然后又命令他的参谋转移[12]。

　　显然，他在这时已下定了死的决心，因为他已经判断出形势不可挽回，不再要求别人陪同在一起牺牲。到下午4时，日军已经近在咫尺，他亲自上阵冲杀，被日军机枪打中。随从忙给他包扎，他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12]他拔出腰间短剑要自杀，被随从拦住。敌人已经冲了上来，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12]

　　在渡河前他给冯治安的信里就说：“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样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他的良心，终于可以得到平安了。他实现了自己说过的话：“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

　　其实，在临沂战役之后，就再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可他还记得自己的诺言：“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是早年的那些汹汹舆论，把他逼到了非要“一死以示清白”的境地。本来，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自忠不会不知道，他的职责是运筹帷幄，指挥前线的将士战斗，而不是凭着血气之勇冲锋陷阵。事实上，他死之后才半个月，他守了两年的襄河防线就在5月31日被日军突破，接替他指挥右翼兵团的陈诚中途上阵，无力回天，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重镇宜昌失守。[19]张自忠的死，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损失。

　　害死张自忠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当然是都日本侵略者。是他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这一幕悲剧，和其他数不清的人间惨剧。对他们的谴责和历史责任的追究，是我们决不能忘记的。但是，张自忠本来是可以不死的----至少，本来是可以不那么早死的，如果他不那样积极地去“求死”的话。

　　旧道德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他太较真了，而以前人们对他的攻击，也太咄咄了。

加跟贴 发新贴 〖一品 人文历史索引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