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南岳阳“四三”反革命暴乱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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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湖南岳阳“四三”反革命暴乱案始末

作者：秦小燕

　　1950年4月3日，在岳阳县一区（现康王桥镇）发生了一起震惊湖南省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一伙匪徒勾结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窃取区武装中队枪支后，杀害区干部10人，农民1人，伤3人，绑架6人，劫枪27支，弹药一批。史称“四三”反革命暴乱案，又称“四三”惨案。

　　潜伏反共爪牙　伺机卷土重来

　　1949年7月，岳阳和平解放。南下干部与解放军官兵同岳阳人民一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运动中。然而，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社会惯匪流氓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亡我之心不死，组成反革命武装，继续猖狂与人民为敌，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原国民党岳阳县自卫大队营长胡坤和胡春台，就是两名残渣余孽。解放前，他们充当岳阳反共头子、伪专员王翦波的爪牙，坚持与人民为敌，干尽坏事。王翦波逃台前，即令胡匪潜伏下来，发展匪特组织，与共产党暗中争斗。

　　岳阳解放后，胡匪一方面伪装向人民投诚；一方面暗中网罗残匪伺机暴动。由于我党政策开明，胡春台、胡坤等弃暗投明的旧军人均受到宽大处理。胡春台被安排回原籍岳阳县康王桥参加生产，胡坤被派往长沙军政大学受训。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乘县一区区中队组建之机，派特务刘湘涛、任笃初、刘世文等隐瞒身份，打入区中队，并伪装积极，分别骗取了分队长、情报组长、班长等职。1950年2月，胡坤离开长沙军政大学，回到老家岳阳县平地乡，暗中与匪首胡春台、黄菊秋等纠集旧部，招募社会渣滓，组成武装股匪。他们横行山林湖泽，为非作歹，成为威胁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极大祸患。

　　阴谋策划暴乱，胡坤提前行动

　　3月26日，匪徒们在胡坤家集会，成立反革命组织——“湘鄂赣闽边区剿共总部”。胡春台自称司令员，胡坤、李高峰任副司令员，方朝盘任书记长，黄菊秋任副官（政治主任）。同时，由胡春台出面，唆使原国民党团长李炳锡在临湘县纠合旧部，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由胡坤出面在岳阳县秘密串联一批土匪旧部和恶霸地主，以互相策应，壮大声势，伺机在两地同时发动反革命叛乱。

　　3月底，胡坤纠集同伙10多人，召开反革命暴乱秘密会议。会上，特务刘湘涛等提供了一区党政干部及区中队人员武器配备情况。匪徒们分析认为，一区区中队虽有指战员60多人，但居住非常分散：一部分在白湖寺垦荒生产；一部分随同工作队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运动；留守区政府的人最少，加之有区中队几名特务互通情报，里应外合，十分有利于暴动。经过策划，匪徒们确定了具体行动方案：首先设法夺取一区中队枪支，得手后再攻打一区政府，抢夺公粮，摧毁农会。后夺取三、六区区中队武器，再会合李炳锡率领的叛匪，攻打岳阳和临湘县城。得逞后与台王翦波等联系，寻求支援，进而同人民政府长期对抗。

　　此时，中和乡干部按照减租退押的有关政策，责成胡坤退还佃户部分钱粮。胡坤憋不住这口气，乘胡春台去临湘策动叛乱之机，擅自主张，决定提前发动叛乱。4月2日，与特务刘湘涛等密谋策划了行动方案。

　　阴险窃取枪支，凶残追杀干部

　　4月3日早饭后，刘湘涛采用调虎离山计，假劝一区区中队副指导员蔡玉芬去治病，将蔡玉芬骗离驻地白湖寺。上午9时许，天气骤变，乌云密布。刘湘涛命战士们去白湖山上开荒，并强调只带锄头，枪支留驻地。

　　上午10点许，胡坤率匪17人窜到区中队生产基地，按预约暗号与刘湘涛联络后，直奔存放枪械的房间，窃取了区中队的18支步枪和1支手枪。

　　随后，胡坤即命十几名匪徒分两组行动，一组去白湖寺追杀副指导员蔡玉芬，一组去西塘追杀主持全区工作的一区区委副书记孙锁成。

　　蔡玉芬看完病，动身回白湖寺，走出不到1公里，忽见混进区中队任班长的特务刘世文等人急冲冲迎面走来。蔡玉芬先打招呼：“刘班长，哪里去？”“送你上西天！”刘世文恶狠狠地答道，同时向蔡玉芬开了一枪。蔡玉芬闪身跳入路坎，躲在一棵大树后拔枪还击，一名叛匪应声倒地，蔡玉芬乘机越堤脱险。

　　孙锁成在西塘检查工作，正在街上一缝纫店避雨。他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抱着一不满2岁的娃娃逗乐。突然发现五六个端步枪的人，径直朝店里走来。孙锁成连忙扔下茶怀，将小孩送进里屋。他刚拔出手抢，即被叛匪连发数枪击中，孙锁成当场牺牲。匪徒摘下孙锁成的手枪后，即返白湖寺。

　　匪露狰狞面目　血洗政府机关

　　胡匪一伙在白湖寺吃过午饭后，窜至康王桥，与混进区中队的6名特务会合，兵力增至23人。下午4时许，胡坤率众匪至驻康王桥李家大屋的一区区政府，命 10名匪徒在桥头和四周要道设下埋伏，将区政府包围，并切断电话线。胡坤带13名匪徒冲入区政府院内，区中队叛徒刘世文、李美盘等冲在前面。

　　此时，阴云密布，吃了晚餐的15名留区干部大多回房间，有的在阅读报纸文件；有的打点行李做下乡准备，对匪徒的突袭毫无戒备。

　　叛匪直冲区干部住所，正遇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王良玉从房内出来，举枪便射，王良玉当场牺牲。与王良玉同住一房的区中队队长张三来左臂被枪打伤，血流不止，他忍痛继续搏斗，拖住匪徒不让冲入楼上。

　　独立团排长王应德、县大队干事马宗廷、炮兵连班长彭光朝、区中队分队长李梓清等听见枪声，知道情况有变，便各自为战，据守住房与土匪展开搏斗。激战约半小时，子弹全部打光，4人壮烈牺牲。刚参加工作的区青年干部谭子贵，因缺乏战斗经验，听见枪声便走出房门观看，被土匪击倒。正在另一房内研究工作的区长杨仲英、区委宣传委员侯国珍、妇女主任赵林钦3人听见枪声，知道情况不好。杨仲英看到情势危急，命令大家保存力量，突围出去。

　　侯国珍为掩护其他同志，一脚踢断窗户木栏，从4米多高的屋顶跳下去，将匪徒吸引到自己身边。杨仲英、赵林钦两人越过屋顶隐藏起来。赵林钦脚踩在瓦片上一滑，噼里啪啦掉下了一些瓦片，她的一只布鞋也掉了下去，被土匪发现，朝她这边开了几枪。赵林钦扑在瓦上不动，只听外院的土匪喊：“死了！”

　　胡坤见屋内人已杀光，即吩咐大股匪徒留下搜查钱财武器和文件，自己带一名土匪追赶侯国珍。侯国珍从屋顶跳下时，脚受了伤。他忍痛拔腿向西塘方向奔跑，将追击的土匪引出距区政府1公里多远。眼看被土匪追上，他转身躲入一厕所内。不料被埋伏的3名土匪捉住杀害。

　　胡匪血洗区政府撤退后，傍晚，幸免于难的杨仲英冒雨跑到30多里远的县城报案。赵林钦从屋顶跳入水渠爬出后，浑身湿透，被当地一位老大娘救进家里掩护起来。

　　当日深夜，匪徒10多人到一区和平乡十四村，抓走了正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区公安员康镜秋和县公安局侦缉员陈海泉，第二天早晨将他们绑到西元冲枪杀，劫夺手枪2支。

　　军民奋力围剿　匪特纷纷被擒

　　由于通讯遭破坏，直到4日凌晨3时，岳阳县委才接到杨仲英的报案。县委书记赵冰岩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并向省委和地委作了汇报。会议决定成立由县大队政委陈仕林、县长罗西芳、公安局长范福海和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政委王衍铎等组成的剿匪委员会，对岳阳驻军和地方武装实行统一指挥。

　　4月4日清晨，按照会议部署，岳阳县县大队和公安局的武装配合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前往围剿。由独立团抽一个机动排和两个侦察班，县大队抽一个排，负责保卫一区区政府和押送捕获的犯人；公安干部负责了解敌情和审讯犯人；其余武装人员分头追歼匪徒。与此同时，省委、地委指示邻近的湘阴、临湘、平江等县派出武装力量严密戒备，防止胡坤一伙向外地逃窜。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网迅速铺开。

　　面对我追剿部队强大攻势，匪徒们化整为零，潜伏活动。有的隐蔽山中，有的伪装劳动，有的躲藏亲戚家。同时，匪徒们收买一些地痞流氓和落后群众，假报胡匪去向。追剿部队则化装成农民、学生、商人，分散侦察，张网捕捉。由于我军的严密搜捕，加上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自4日至27日，经过20多天日夜追剿，除匪首胡坤潜逃外，其余全部落网，先后捕获匪徒34名，有16名匪徒在其亲属劝说下携械自首，其中24名罪大恶极者后被判处死刑。

　　胡坤漏网逃脱后，仍不死心，他只身逃至香港，找到王翦波，接受了新的反革命任务和活动经费，于1950年7月14日在广州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15日傍晚在临湘县云溪站下车。他化装成收购茶叶的小贩，溜回岳阳县平地乡桃花岭。在刺探剿匪部队的动向时，被农民李汤民一眼认出。胡坤欲逃，李汤民即大呼“捉胡坤”。霎时，四面八方的自卫队员和农民群众手持柴刀、鸟铳、梭镖等蜂拥而来。胡坤为摆脱群众的追捕，边跑边将金戒指、钞票撒在路上，群众视而不见。胡坤正要爬上一条3米多高的土坎逃脱，被民兵梭镖刺伤，拖下坎来。这个十恶不赦的匪首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8月13日，胡坤被县人民政府公判处决。“四三”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为纪念在“四三”惨案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县委、县政府在一区及县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派员前往牺牲的7位南下干部老家山西等地对死难家属进行慰问、抚恤。11位烈士的忠骨安葬在康王桥黄峁山中。1954年11月，为满足烈士亲属的愿望，岳阳县政府派员将孙锁成、侯国珍、王良玉3人遗骸移葬山西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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