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丑闻：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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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2年6月5日与希腊建交。1973年5月7日，首任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去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的路上，由于不熟当地环境加上翻译的疏忽误入当时与阿拉伯国家为敌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尚未承认以色列，因此闹出“国际笑话”，这就是著名的“雅典事件”。

　　1973年5月7日中午，周伯萍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后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十多分钟的时间了。

　　周伯萍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刚学英文，看到有一张捷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也没有看日期——请帖的时间其实是在5月8日。由此注定了摆乌龙的结局。

　　当时的周伯萍因为过于匆忙，自己没有按照常规亲自将请帖过目，并问司机和翻译是否认识路，而实际上谁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馆在何处。当他们出了中国大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大使馆。

　　更讽刺的是，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祝贺国庆，还为迟到抱歉，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

　　当时，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国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觉得非常意外——中共建政后，对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尚不承认。那名记者便问周伯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变，他问的是“这里”，而翻译翻成“雅典”，周伯萍一听就觉得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

　　记者吃了一记闷棍，满脸不知所措，周伯萍抛下他扬长而去。事后周伯萍想起那一幕还后悔不已，因为如果他细心一点，再和那个记者交谈几句就有可能发现错误，当场解释这是误入，抽身退出，这样还有可能对错误作些补救。但一错再错之后的周伯萍却悠然自得，不但和一些将要离去的大使寒喧，临走时再次和以色列大使握手表示祝贺。

　　让周伯萍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而除了对国际舆论反应迟钝的中国外交官之外人人都已经知道。当天，他前往捷克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在会上只觉得外交官们看着他的神态都有些古怪。和中国交好的罗马尼亚大使把他的翻译拉过去很神秘地说话，翻译听后如雷轰耳，当周伯萍询问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大使，我犯下大错了！”

　　周伯萍如梦初醒，尤其是当他知道国际上所谓“反华势力”已经就此事大做文章，并意识到中国的政治盟友巴解组织和很多中东反以色列国家将会对中国产生疑惑时。他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因此事直接间接牵涉很多人，中国大使馆人心惶惶，翻译痛哭流涕，说他断送了大使的前程，写血书检查，馆内派人看护他，防止发生意外。

　　几天后，周伯萍回国，在机场上外交部迎接人员告诉他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不久，总理办公室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措辞十分严厉，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 ，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

　　据周伯萍后来回忆自己与周恩来的谈话时说：“‘雅典事件’在外交界曾经轰动一时。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议上，总理（周恩来）一反过去的和颜悦色，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的回忆还说：“当时希腊副首相马卡雷左斯即将访华，按外交惯例，由使馆政务参赞申志伟陪同。‘雅典事件’发生后，外交部直接用电话通知我立刻回国，调离外交部；申志伟留在大使馆主持工作。在马卡雷左斯访华过程中，总理明白了事情真相，约我长谈了一次。让我立即回雅典工作。”

　　本以为要倒大霉的周伯萍却没有栽倒。在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批示救了他。毛泽东在由总理办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大笔一挥，删掉“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伯萍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 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批示转送给周恩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外交部根据主席的批示重新估计这次错误的性质，对周伯萍要鼓励，对外通报中的原来严厉的措辞也要改正。周恩来后来还特意当面对周伯萍说这件事是主席亲自处理的，能这样结束他很高兴等等。周伯萍此后不但没有倒大霉，反而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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