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曲折过程和落脚地选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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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红军为什么长征，辗转赣、粤、湘、桂，到云、贵、川、黔、滇，进而落脚陕北，建立根据地。分析这一决策、过程和结果，有助于理解和继承长征精神，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本文对红军撤出苏区、研究确定转移方向、提出建立根据地、选择长征落脚地等关乎红军立足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在此基础上，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阐述了红军长征精神对于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重大意义。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自1934年10月17日起，历经艰难曲折，付出近百分之九十的兵力代价，行程约二万五千里路程，终于于1936年10 月22日到达陕北。从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那么，在已经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战略转移，转移的落脚地选择在哪里，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什么选择在陕北，这是关系长征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研究和回顾红军长征的起因，落脚地的选择、过程和结果，对于深刻理解和继承长征精神，发扬红军优良传统，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撤出苏区事关战略全局，在决策部署时，既要果敢决断又要统一思想、充分准备

　　1934年初，广昌战役之后，中央红军要在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已有估计。因此，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转移计划。同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首先作出了放弃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向湘西转移的决策。其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去会合红2、6军团并与2、6军团一起创造新的根据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长征前，中央书记处曾几次召开会议，就成立"三人团"、去留人员的安排等，都作过研究。但是博古、李德一味主张与红2、6军团会合，没有适时作出战略转移的总方针，转移计划只在极少数高级领导层中秘密进行，就连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是在部队转移开始时才知道。可以看出，当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转移问题上决断犹豫，准备不足，仓促出动。在撤出中央苏区，这个事关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未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转移的命令、指示多以"绝对机密"，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红军8.6万人的大军行动，尽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充分准备。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从而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由于部队行动迟缓，所以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察觉。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等地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堵截和尾追，致使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这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内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王稼样、张闻天批评中央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未果。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博古、李德仍坚持与红2、6军团的会合计划。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主持者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向黔西北前进。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回顾这一历史，可以看出，实行红军转移事关战略全局。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决策者既要审时度势，果敢决断，又要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统一思想，形成一致。尤其要周密部署，充分准备。只有这样，才能统一意志，凝聚力量，形成核心，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实现。

　　二、转移方向关系红军生死存亡，在分析判断时，既要考虑突破重围求生存，又要着眼消灭敌人谋发展

　　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实行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的方向，而是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围剿"，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

　　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于12月1日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至此，部队人员已折损过半。与此同时，敌人也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并在前进的路上部设重兵，设伏把守，妄图把红军消灭殆尽。在此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赞成。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会议决定向川西南或川西北方向发展，意与北上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因渡江不成，中央又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到云、贵、川一带去。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在这里转战了半年之多，始终未找到适当的落脚地。很明显，红军转战西南地区，在贵州、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长途跋涉，东奔西突，在军事上固然机动灵活，实际上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认识到，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因此，始终要求部队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战。总结起来，红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失败，根本上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较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这是因为，西南虽然偏僻却仍旧是人口密集地区，地方军阀各霸一方，养兵甚多，除贵州军队不能打以外，川军、滇军都有一定的战斗力。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遣大军跟入，迫使西南各地军阀联合，积极对红军作战，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的困难境地。加上红军兵力有限，又因长途征战损失不断，补充困难，战斗力减弱，不能不避实就虚，尽力避免与强敌决战。因此，红军只好转战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和四川西部的高原山区，力图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然而，这些地区群众以少数民族居多，民情处处隔膜，再加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紧张，红军不仅难以立足，而且给养和兵源补充带来了困难。基于上述原因，1935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改变西征方针。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全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一、四方面军，在目前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把中华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会后，刘伯承为中革军委起草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三路向松播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但是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 "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遭敌的危险局面。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红军改经草地北上。

　　红军以摆脱敌人"围剿"，"保存自己"为目的，从开始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到创造云贵川边、黔北、川西北、川陕甘新苏区，直至最后单独北上，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转移的方向上几经变化，无一不是根据敌强我弱所作出的战略调整。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摆脱敌人最有效的办法首先应该是消灭敌人。只有把消灭敌人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寻找机会歼敌，才能选准突围方向，化敌人整体优势为局部劣势，变自己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才能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进而逐步转为主动。

　　三、落脚地关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在选择问题上，既要考虑红军能否立足，又要着眼革命军队的发展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21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缴获的《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万，赤军者2万"，"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正是这一消息，使中共中央决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继而佯攻天水，北渡渭河，避敌主力，迅速北上。《大公报》无意间的报道，告知了中共中央西北根据地的存在和红军力量的强大，成为中央红军落脚的向导。这些看来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多次找贾拓夫询问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 1933年7月前陕西党组织和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强调"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并号召"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意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次会议所作的重大决策，不仅为红军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也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为什么选择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西北根据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惟一仅存的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在祖国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除西北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1935年2月，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根据地不断粉碎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先后建立了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惟一坚持下来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块根据地。在北方的西北红军其规模之大、斗争之艰苦、坚持时间之长、创建的西北根据地之广大，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西北党组织向中共中央告知过西北根据地的存在。陕甘边、陕北2个根据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早已知晓。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向中央就有报告，并不断得到指示。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与中央联系中断。时任省委委员的贾拓夫到上海分别向中央驻北方代表、上海中央局汇报了情况。随后，贾拓夫到达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6月，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遵义会议后，贾拓夫担任白军工作部部长。在此期间，贾拓夫也向有关方面介绍了陕西党组织和根据地的情况，由于时隔两年，信息不通，近况难以预料。随之，贾拓夫作为红军陕甘支队的向导，留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随时向中央提供陕甘地区的情况。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从此，西北根据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揩干身上的血迹，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在陕北和关中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三原、旬邑、淳化、澄城、麟游、咸长等武装起义和交农运动，尤其是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是打响了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个是规模最大，并且开了武装起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先河，在西北首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工农革命武装中首先设立政治委员（其它地方在此前后均设立的党代表）。上述起义虽然坚持时间不长，都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但是她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陕西的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在西北人民面前树立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西北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为后来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大批干部，刘志丹、谢子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西北红军创建了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兵运工作，1931年秋，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界游击队）。10月，陕北游击支队（晋西游击队与一支保商武装）辗转来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次年初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1932年底，经中央批准，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后改编为红26军42师，师长相继为王泰吉、刘志丹、杨森，该师下辖5个团。红26军42师创建了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 年后，陕北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相继组建了十多支红军游击队。1934年7月，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9月，在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军陕北独立师。翌年1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82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下辖4个团。红27军82师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由马明方担任。到1935年初，已经形成具有相当区域的陕甘边和陕北2个苏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富西、富甘、赤安、华池、庆北、合水、安塞、赤淳、中宜、新宁、新正等11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代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4个县的南区苏维埃政府。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2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其区域在鼎盛时期，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长城，南至桥山，曾经建立过陕甘边、陕北省、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以及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做出过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亲调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6个师、30个团约5万兵力，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下，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十余战，解放了6座县城，歼敌8000余人（包括民团3000余人）。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红26、27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将陕甘边、陕北2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的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的意图，随即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达10万之众，亲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在慕家原、定仙嫣、横山等战斗中获胜，给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此时，红25军从鄂豫陕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十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南方各路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的长征。同时，拉开了红军会师西北苏区的序幕。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指出："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综上所述，红军落脚地的选择，不仅正确，而且富有远见。这一远见卓识的选择，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走向辉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天下并不太平，我军建设既面临新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发展，我军已经从战争时期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新世纪新阶段，党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军要肩负起神圣使命，就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适应形势发展的新变化，适应党的历史任务的新要求，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就要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

　　（作者：济南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副主任 刘　建）

来源：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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