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不要再反对维修袁世凯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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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阳吕义国

日前，有媒体报道河南项城市政府将要投入6500万元巨资，对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旧居进行大规模，并为此动员市民进行捐款。此议一出，立即遭到了不少媒体的口诛笔伐。当然，舆论的焦点在于批评当地政府的捐款动员之举。不过与此同时，更有人在袁世凯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评价上再度大作文章，直指袁世凯是我们的“民族之耻”，而决非“民族之荣”，甚至将袁世凯与“二战”大魔头希特勒相提并论！（见“光明观察”郭松民文章《为窃国者重修故居：赚钱？耻辱？》）

对此，包括群众反应和专家评价在内的社会舆论，则呈现出莫衷一是言人人殊的状况。支持者认为重修袁世凯旧居之举，体现出现代文明社会对历史人物应有的一种尊重，反对者则直指此举有为袁世凯“翻案”的重大嫌疑。但是多数民众咸认，将袁世凯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说法，显然不仅剑走偏锋，而且有点矫枉过正，过犹不及了。

笔者个人以为，重修袁世凯旧居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由此引发的有关重修事件本身的探讨和争议，而在于它给世人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历史人物、省思历史变幻的独特视角。这种历史的“对立记忆”适时出现，同样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倡导，并逐渐树立一种更为理性、更为健康、更为包容的多元历史观。

无独有偶的是，今日美国也有类似的历史“对立记忆”的真实存在。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郊一座孤零零的石头山上，赫然耸立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巨大浮雕；而在被称为“美国革命圣地”的美国北方宾夕法尼亚州（着名的《独立宣言》即在宾州费城发表）葛提斯堡战场（1863年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决战地，类似于中国淮海战役），有南北对立双方的诸多人物纪念雕塑，同样以南部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与瞩目。

按照中国人多年惯性思维而论，罗伯特·李将军应属“千古罪人”之列。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承认，南北战争中的北方阵营代表着正义力量，南方阵营代表着反动势力。尽管如此，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权力，也从未取缔过李将军的雕像，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对此也习以为常。由此不难想见，即便是这种无论如何看都已泾渭分明的历史事件，在本国乃至全世界的所谓“主流价值观”面前，与它有关的不同类型乃至截然对立的历史人物，仍然能够有其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来诠释，并可以“民间记忆”的方式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展现出来。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及其广大人民，日益走向成熟、充满高度自信的有力表现呢？

事实上，史学界对袁世凯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以及因此而发出一些与我们主流历史观有所不同的声音，丝毫不会影响诸多早有定论的历史议题。其实，在一些非常特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很多历史事件原本无所谓谁对谁错，但绝对有大是大非的概念。总之，人们断断不能以现代眼光来衡量、臧否古代与近代历史人物的是非对错。如果客观公正地持平而论，正如同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重臣一样，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袁世凯，无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殊产物”。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精华与糟粕之分，那么作为其“特殊产物”的袁世凯，肯定也有他优劣并存的不同侧面。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袁世凯，为何一度被世人称为“危世英雄”、“乱世枭雄”与“顺世奸雄”。袁世凯曾经把当年促使清廷逊位的历史性一幕，非常形象地称之为“拔大树”。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如果没有袁世凯所统帅的北洋新军的作用，满清王朝能否倾覆，辛亥革命能否成功，中华民国能否建立，都是一个大可存疑的问题。追溯得更早一点还能够发现，袁世凯在出使朝鲜期间的管治作为，以及他在洋务运动和教育改革（如废除科举制度）中所作的有效努力与积极贡献，都曾在清末民初时期受到了广大国民的普遍肯定与交口称誉。所以有人说，袁世凯一生只是“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在少数亲属与部属的蒙蔽之下“帝制自为”，恐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基于历史教育的时代局限和意识形态使然，大多数国民早已习惯了“非此即彼”、“成王败寇”的历史一分法──亦即所谓的“一元历史观”。而他们对类似于美国民众有关“南北战争”这段历史印象的“对立记忆”──也就是有别于历史一分法的“历史二分法”，或者说是“多元历史观”颇不适应。尽管如此，真正的历史话语权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和角度，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毕竟，人民不仅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历史最为权威的阐释者。故此，当年的刘少奇同志在蒙受无尽冤屈之时，依旧如此坚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

因之，世人在高度肯定当年揭橥发起旨在“反袁倒帝”的护国运动的民主革命领袖──有着“护国英雄”与“近代军神”美誉的蔡锷将军，及其巨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既不必然、也不应该完全否定袁世凯早年及其一生政治生涯，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与贡献。同理，正如世人肯定蔡锷却不必完全否定袁世凯，肯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却不必完全否定曾国藩与湘军，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御侮精神，却不必完全否定李鸿章一样。

综而论之，历史的“对立记忆”及其催生的多元历史观，带给我们的最大历史启示与现实历史意义乃在：在举国上下努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历史时期，欲树立一个健康理性、积极有效的多元历史观，须自尊重历史的多元记忆，乃至正视历史的“对立记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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