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部长：没让邓丽君来大陆是个遗憾
zt 发表于 2006/08/04 12:23 一品 人文历史 (www.ywpw.com)
南方周末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对超女比赛发表异常严厉的批评，很多人不知道刘忠德是谁，而他过去的工作和亿万中国人紧密相联，那些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流行歌曲，甚至春晚上赵本山的小品，都和刘忠德有关。
从履历上看，他是国务院前副秘书长、中宣部前副部长(1990—1998)、前文化部部长(1992—1998)，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转任政协后，刘很少公开谈及任期内的所思所想。
刘忠德是谁？刘忠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他如何参与管理中国的思想文化工作？
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他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管理工作的一个亲历者、推动者，其中辛酸、荣辱，只有他个人最清楚。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问心无愧，任人笑骂评说。
2006年7月9目、16日、23目、30日、31日，本报记者五次采访刘忠德，前后进行了将近15个小时的对话，希望能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刘忠德。
一版的引言，即为本次采访中的几个片段。
再谈超女
刘忠德的办公室在北京东城文化部的一个院子里。推开办公室的房门，右侧墙上贴着歌剧《八女投江》的海报，海报上有八女投江的雕塑，还有刘题写的剧名。
《八女投江》讲述了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冷云、胡秀兰等八个抗联女战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英勇战斗，最后宁死不屈、投江就义的故事。
“就是在隔壁的房间，我说，‘超女绝不是艺术，是对艺术的玷污。’第二天全中国都地震了。”刘忠德笑言。
2006年4月20日，刘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值2006年超女比赛进入到海选阶段，当时的报道引述刘忠德的话说，“当时我在写中国剧《天鹅湖》，我说中国剧《天鹅湖》是高雅艺术，是民族文化，现在搞什么超女超男，这是对艺术的玷污，结果第二天，大报小报都用大大的标题，我主要是希望有关方面和主办单位要有社会责任感。”
记者：不是针对孩子？
刘忠德：孩子还小，能有什么错呢？毕竟什么也不懂。后来，超女主办方和主管部门专程来到北京，他们说一定要认真对待我的意见，要有社会责任感。
而孩子们却并不理解这位“刘爷爷”的良苦用心。但刘忠德一直强调，自己就是喜欢高雅艺术，但并不反对通俗艺术，只反对低俗。
而也有对超女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是不同的，商业电视台播超女这样的节目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公共电视台不能在未征得观众同意情况下，播这种节目。
刘忠德：把国家办的和私人办的混在一起，把通俗的和低俗的混在一起，把国家导向和娱乐混在一起，总要有客观标准，比如什么“梦想中国”，也不是好节目，娱乐性不是不需要管理。
记者：可是电视台也要考虑收视率呀？当然也有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刘忠德：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也没有这么严重和绝对，收视率高的也有不好的，低的也有好的，也就是说，收视率不能成为惟一的判断标准。
经过3个多月，刘忠德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反复强调，有很多人支持自己。另一方面，这也和他的履历有关。
抵制“低俗”
1990年，刘忠德卸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中宣部副部长，1992年，又调任文化部部长，在文化部长任上工作 6年之久。
从1990年到1998年，刘在思想文化管理岗位上一共工作8年，这8年是中国变化最为迅速的8年，也是思想文化管理工作极为复杂的8年。
刘忠德：我1992年当文化部部长，那时候港台影星充斥舞台、荧屏，还有低俗的选美活动，我记得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个演出，成方圆唱通俗歌曲，但因为不是来自港台，观众就起哄，这太不正常了。很多人说文化部、宣传部应该发文制止，但这两个部门本身才几百人，24小时不睡觉看着960万平方公里也看不住啊。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为什么给港台歌星高出场费呢？因为有老板给钱，老板为什么给钱呢？因为有广告效应，媒体效应。
刘忠德决定来个釜底抽薪。
1992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他，刘忠德针对当时情况说，凡中央媒体、省市媒体都不应该登港台歌星的演唱会和低俗的选美活动广告。记者在当地媒体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消息。结果，江苏的两场港台演唱会夭折，老板撤资。
刘忠德不久去日本访问，《朝日新闻》转载了这个报道，还加上一句话：在中国的大地上，港台歌星和低俗的选美充斥荧幕和舞台的情景从此结束了。
刘忠德：其实，我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觉得，一方面不能让港台歌星全部占领我们的舞台，但也要保持和港台的正常文化交流。我的体会是，行政手段不是万能的，必须用经济手段，按事物的自身规律去办。“五个一工程”是我参与搞的，在当时，这是政治上的好节目，又是艺术上的好节目，大家又喜闻乐见。我要求文艺，既不“左”，也不“右”。
在六年文化部长期间，刘认为自己首先抓了文化体制改革，他说，文化体制改革要符合市场规律，也要符合艺术规律。港台歌星不“泛滥”了，但是舞台不能空。
记者：那您当时的做法有没有影响大陆和港台的文化交流？
刘忠德：港台方面有些人就说我特“左”，说我反对港台同内地和大陆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我在任期间，港台和内地、大陆的文化交流是最多的。
没让邓丽君来大陆是个遗憾
刘忠德始终不讳言自己的偏好：“我就是喜欢美声唱法，但邓丽君的一些歌我也很喜欢。”
1980年，邓丽君已在大陆家喻户晓，而在当时，她的甜美被称为“靡靡之音”，甚至是“黄色音乐”，当时颇受争议。而刘忠德说，他喜欢邓的很多歌。
记者：在邓丽君的歌曲中，您喜欢哪首？《何日君再来》、《甜蜜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只在乎你》还是《又见炊烟》？
刘忠德：虽然邓丽君的歌曲也有不健康的，但总的来说是好的，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她的很多歌有思想、有情怀，像《小城故事》我就很喜欢。
1992年，刘忠德刚上任文化部长，他就想作出努力：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
记者：为什么没有来？
刘忠德：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可刚决定没几天，报纸上登了则消息，说她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却在1995年5月8日猝死于泰国。
记者：你不觉得遗憾吗？
刘忠德：这是我当文化部长时的遗憾之一，没有来大陆，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
记者：如果她没去世，她就会到大陆来吧？您是不是要见她？您要是见她，会对她说什么？
刘忠德：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让她来大陆开演唱会的话，我自己也会招来很多非议，但是如果我不“拍板”，一级级向上请示，估计没有谁敢做决定。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认定了就不怕别人怎么说。
刘认为，自己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提起“担当”，刘忠德又提起了1998年9月，歌剧《图兰朵》在太庙的上演。
记者：在太庙这样的地方上演，应该要担一些风险的。
刘忠德：那当然。《图兰朵》在太庙上演，如果一个烟头把太庙烧了，谁负责？《图兰朵》的指挥是印度人梅塔，是世界三大指挥家之一。为了能在太庙演《图兰朵》，梅塔找了我三次，前两次，我都没答应。第三次他说，他非常爱中国，当年周恩来总理到印度访问，他在街头举着中国国旗欢迎周总理，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让中国故事《图兰朵》在中国的太庙上演。他把我说动了。我说：行，如果发生什么事由我负责。
刘忠德是这么评价文化部部长的：作为一国文化部的领导，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立场要鲜明。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有许多优点”
在刘忠德的文化价值判断里，爱国爱党是极其重要的元素。依此标准，作为一名观众，刘忠德认为电影《红高粱》里酿酒时撒尿的情节就是不可取的。
电影《红高粱》的导演是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而张的很多早期作品曾被一些人指责为对“落后中国”的渲染。
记者：为什么不可取？
刘忠德：中国没这么落后，《红高粱》的一些情节客观上满足了某些人对中国的想象。但这部电影的摄影艺术在我看来是第一流的。
而陈凯歌作品《霸王别姬》中的部分内容也有类似“缺陷”。《霸王别姬》中对京剧表演者悲惨命运和对同性恋的描述，刘忠德认为“不可取”。
刘忠德：《霸王别姬》在国外得了奖，和《红高粱》类似，这个片子在客观上，也迎合了一些人对“落后中国”的想象，片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日本侵略者比共产党还爱京剧，另外，片中还有大段大段的同性恋内容。但他得奖了，如果国内不能播映，就成大新闻了。要播就得改，我看了五遍才想到怎么改，其中演员自杀的情节对社会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我把它改成剧中人自杀，两秒钟就解决了，这是动脑筋的事情。改了之后完全是两种影响。
刘忠德还提起了上世纪90年代一部叫《年轮》的电视剧。该剧描写了东北某地几个知青的聚散离合，在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知青前往原先下放的农村追寻那段岁月。
刘忠德：我认为主流是好的，但也指出他们的不足，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评“五个一”工程那年，文艺局很为难，因为有的同志说《年轮》是伤痕文学，不好。后来就没有参评，飞天奖也没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春节晚会上，经常能看到你的影子，春晚的节目你审得严吗？
刘忠德：赵本山曾演过一个小品，就是一串王八蛋的那个，开始是讽刺乡长大吃大喝。我看了三四遍，觉得这个节目需要改，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我就找赵本山，他很紧张，他说要是给毙了，以后还怎么吃这碗饭？我就帮他改，改了三四遍才改好。
记者：刚才说起电影，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导演？
刘忠德：第五代第六代导演虽然社会上说法不一，但我认为他们还是有许多优点的。老导演有老导演的优势，但是第五代第六代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思想敏捷，有新意。有一年我们搞歌剧《图兰朵》，请张艺谋做导演，他弄了两个活动的亭子，把死的场景搞活了，很有新意。
记者：《无极》呢？
刘忠德：听说电影《无极》投资很大，出来的效果和这个耗费不相称。我认为，这些电影有缺点我们指出来就是了，没必要一棍子打死，这是最起码的修养。
在任期间，刘忠德参与审查过每部在中国市场上放映的外国电影。
刘忠德：当时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就说了两句话。第一，男人看战争中的女人，女人更伟大；第二，女人看战争，更残酷。
而这部电影一开头有个场景，女战士们在河边洗澡。
刘忠德：后来都被剪掉了，我当时就说，要是作者知道会不同意的，那是作者认为战争毁掉了最美好的东西，却被当淫秽镜头剪掉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在中国大陆上映，审片时，刘忠德说的三句话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愣住了。
刘忠德：第一句，人生是不可捉摸的，就像那个羽毛和风一样，不知道飘到哪儿吹到哪儿；第二句，人生是命里注定，好像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说完这句，所有的人都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第三句出来，他们都明白了。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不坚强就活不成。
“人生必须坚强”
“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说这话，刘忠德有感而发。在他所坚持的文化导向中，有两个关键词：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刘忠德几次提到自己在解放前的经历。很动情。
《悲怆的黎明》是刘忠德的作品，讲述了一群东北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奔赴战场，最终只有一人幸存。故事中惟一幸存者林梅的原型就是刘忠德。
刘忠德：我们都是从革命年代过来的，都是革命后代，我出生在东北，父辈1945年参加革命。我受父辈的影响很大，1948年参军，当时，我们几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奔赴战场，可最后就剩我一人回来了，你想想，当时有多痛苦！
刘忠德经常说，自己这代人对党、对国家的感情极为深厚。
记者：你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吗？
刘忠德：我就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才入的党，共产党是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但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有的人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没有读懂，还大谈马克思主义，是很可笑的。马克思主义伟大到什么地方？资本论，剩余价值那是科学。不久前，英国有个媒体搞了个民意测验，世界第一伟人是谁，很多人投票赞成马克思。他是第一伟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说的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记者：你如何让孩子们也信仰共产主义？
刘忠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领导力量，只有她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要让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打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其中，要让年轻人清楚，党是什么样的组织，还要让他们了解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等等。我们现在做了几件事，我们向北京市幼儿园捐赠《党的知识(幼儿版)》，这个书挺有意思，目的是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党是怎么回事，党旗象征什么，党是哪年诞生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