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瞧不起毛泽东的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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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市老关乡。从苏联回国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凯丰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他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与此同时，他的作为也赢得了毛泽东的对他尊敬和器重。

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 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两个月后，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以祭黄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11日逃到武汉。奉党中央指示，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一起，对张国焘做了耐心而紧张的批评和挽救工作。在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凯丰做了许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凯丰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后来，武汉危机，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在纪念“五·一”和抗战二周年时，他都著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会，凯丰都出席并讲话。他还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的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此时，尽管凯丰不在延安，没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凯丰立即回延安。凯丰回延安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后，他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凯丰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学的筹建(1941年9月22日开学)等工作。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也为翌年开展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中包括凯丰在内的28个人发言，或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或谈认识，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

　　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问候。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鲁艺于1946年上半年迁到东北后，凯丰一直关心着它的成长。学院的建制、机构的调整，主要干部的任用以及教学方针等，他都给以指导。 1947年7月4日，凯丰还专门来校讲话，肯定鲁艺在东北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革命文艺的目的和创作等重要问题。1948年4月，凯丰还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他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为此，高岗2月26日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27日)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再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由于和高岗之间的磨擦，凯丰在工作中困难重重。1953年，凯丰奉调进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因编“毛选” 暂离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凯丰的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工作，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批判胡适和《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还把许多要件批转给凯丰，例如毛泽东 1954年写的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收信人就有凯丰。

　　后来，凯丰因病逐渐难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9岁。24日，中央办公厅在《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时55分于北京逝世。何凯丰同志灵柩停在沙滩松公府夹道10号原北京大学旧址孑民堂内，定于24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举行吊唁，27丈衔?0时开追悼会，11时起灵，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追悼大会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主祭，陪祭有陆定一、徐特立、陈伯达、杨尚昆、张际春、李卓然、杨献珍、周扬、张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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