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参300年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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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300年祭 (3)

叶伟清，Ph.D.

Permitted Ginseng Dealer USA

人参文化火炬的东传

中日之间，一衣带水。当我们翻开日本的历史画卷，从一张张生动的画面里，到处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中医等留下的痕迹。古代日本人对于人参的崇敬、人参在日本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宛如一张“迷你”的中国人参史的画卷。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据说，始于秦汉。南北朝时（公元552年），梁朝的简文帝送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带《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间的医学交流。

时光到了隋唐年间，当时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强盛无比的帝国，她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每一个邻近国家的每一根神经。其时，日本派留学生去隋唐学习文化、制度、法律、佛教、医学等等，繁荣富强的中国让日本人十分崇尚。公元608年的日本飞鸟时期，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因随“遣隋使”去隋朝学医，历时15年，于公元623年（唐朝），作为日本国第一号留唐医学海龟，二人终于学成回日本，而且，随行带去了《诸病源候论》等大量的医学文献。中医典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传入日本以后，对形成和发展日本的传统医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飞鸟时期的大宝元年（公元701年），在隋唐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日本制定了第一部法典《大宝律令》，其中有日本最早的医学法律《医疾令》，立唐朝的汉方、针灸、按摩咒禁等传统医学为日本的正统医学，并设有各种医学官职。对于国家最优秀的医生，授予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咒禁博士的最高职称。

在日本，汉方医学就是中医式的汤药，随着中医的传入，中国的人参文化火炬也就自然地东传到了日本。人参在日本的汉方医学中，同样是珍贵的药材，被视为“长生不老”及“万能”的灵药，而且在日本，人参又是地地道道的“高贵药”。当时，只有王公贵族及社会身份特殊的人才能享用人参，吃人参竟成为日本社会地位显赫的标志。日本有关人参的最早文献记载， 于天平11年（公元739年），渤海国文王送日本圣武天皇人参30斤（相当于现在的7公斤）。

唐天宝12年（日本天平胜宝5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戒律和医学。鉴真六渡扶桑，5次失败以后，双目失明，凭着金刚般的毅力，第6次终于成行。鉴真精通本草医学，随行还带去了许多包括人参在内的药草。抵达日本以后，一边传律，营建唐招提寺；一边传医，炮制了“奇效丸”。“奇效丸” 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后的疾病，深深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喜欢， 历经千年而不衰，今天成为日本的家庭配置药。在日本，家庭配置药通常被称为“御药”。日文在名词前面添加“御”或“御用”，表示对皇家物品、非常重要的物品、或他人所赠物品极其恭敬之意，这是日本的文化习俗。由于“御药”对生命和健康关系重大，日本的药事法对此有严格的规定。药厂必须先派人把“奇效丸”等“御药”存放到日本民间的各家庭中，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下次作家庭访问时，才能收取被用掉部分的药钱。如果药还没有被使用，就不能收一分钱。

日本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日本的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为超度亡夫、救渡众生，把包括唐代人参在内的60种药草共544斤（相当于现在的120公斤）奉纳于“正仓院”，从此，“正仓院”成为日本的皇家国宝库。据说，正仓院里珍藏的人参，一部分是鉴真和尚带去的，被敬称为“御用药用人参”，珍藏至今。据最新的分析结果证实，这些人参确实是唐朝时的亚洲人参。

在日本的历史上，光明皇后因深具慈悲心而为后世景仰。她向人们推荐使用人参，在日本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一言九鼎，日本人从此对人参的崇敬之情油然而起，而且，此后人参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参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和中国相似，也扮演过威名赫赫的角色，尤其对于日本封建领主，人参的作用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至。从12世纪开始扩张的日本大内家族，到了14世纪，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从中国、朝鲜进口布匹与人参，在贸易中获取了巨额的财富，逐渐成为强大的封建领主，其势力范围一度扩张到了日本山口的西部及北部，其统治延续到16世纪末。另一个例子是统治着日本长崎一带的“对马藩”，“藩”是对日本地方小国的称呼。从7世纪末，对马藩通过进口中国的上等生丝和朝鲜人参（人参占30％）起家，到16世纪，进入鼎盛时期，几乎垄断了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贸易，而且，江户的幕府专门下令铸造了一种用于人参贸易的银币，叫“人参代往古银”( 含银80％)，用于支付对中国生丝及朝鲜人参的贸易款。18世纪中叶，由于日本“御种人参”的栽培成功和生丝的国产化，对马藩开始败落。

日本江户时期的庆长12年（1607年），林罗山向幕府进献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使日本的汉方医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到了江户时期的元禄年间（1688年至1704年），人参热在日本骤然升温，日本原产的野生竹节人参首先被采集殆尽，不得不大量进口人参。日本用庆长小判（一种含金84％的金币）、庆长丁银（一种含银80％的银币）以及“人参代往古银”支付参钱，结果，导致日本的金银货币大量外流。

江户时期的享保年间（1716年至1735年），日本幕府统治下的各“藩”陷入经济困境，百姓更是贫困潦倒，对此，幕府采取了人参救国的策略。享保7年（1722年），奉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的名令，幕府药园开始栽培朝鲜人参取种。享保13年（1728年），日本终于成功地栽培出“御种人参”。之后，种子被迅速地下赐给各“藩”，用于拯救趋于破产的各地方小国。各藩用赏到的人参“种”去种植，栽培出的“人参”，被恭恭敬敬地称为“御种人参”。日本的“御种人参”，实际上就是朝鲜人参的人工栽培版。

人参文化的火炬自中国传入日本，一直到江户时期（1603年至1867年），人参在日本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在江户时期，人参的栽培、下赐、买卖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置于日本的最高首脑管辖之下，由幕府的将军直接下达命令处理，这种做法和中国的清朝皇帝形同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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