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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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作者：水寒 familyyi @ yahoo . com

联合国（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从1980年到2005年，出生男孩比女孩多出来2800万左右，意味着光是因为出生性别比就多出来2800万男光棍。近年在治理性别比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高达123，意味着同年龄人口中有差不多1/5男孩将来只能打光棍。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治疗”之前首先必须“诊断”准确，“诊断”明确后就应该对症下药，否则会延误 “病情”。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惨重的教训，1980年代中期性别比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认为是女婴漏报：“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1]。“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2]。因此现在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忌病讳医。

计生委多次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6.5。那我们先“诊断”一下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病情”。

韩国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父系姓氏有差不多两千年历史，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1970年代韩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生育3.6个孩子，扣除不生育妇女，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养育4个以上孩子，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男孩，没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出生性别比正常。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养育成本增高，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4.53个下降到1980年的2.83个，1985年的1.67个，再下降到1990年的1.59个[3]。198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持续攀升，1990年代达到高峰116.5。究其原因就是在畸形分配制度挤压下，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只能养育1.6个孩子，要是自然生育的话，将会有相当部分家庭没有儿子，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借助B超等方法，人工选择性别。抚养成本的提高，导致二孩和三孩的人数减少，为了提高生男孩的“效率”，二、三孩的出生性别比也增加，韩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以及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从1985年的109.4、106.0、107.8、129.2增加到1990年的116.5、108.5、117.0、188.8 [4]。从中可见，即便在1990年，一孩出生性别比还是相对正常。就是说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抚养成本增高的一个指标。

但是中国与韩国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方面并没有可比性：

1、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19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1985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78）之后才严重，出生性别比从1985年的109不断上升。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同步，1980年代就出问题，1990年就高达111，而中国2000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0.728）还只相当于韩国 1978年的水平[4]，韩国1978年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就是说，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抚养成本增高会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但是中国2000年之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达不到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程度。

2、中国1949年之后妇女就“解放”了，妇女已经顶了半个世纪的“半边天”了，而韩国妇女现在才开始解放。韩国是一个以男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韩国多年来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父系联合家庭体系在当代韩国社会变得日益松散，但不同社会性别在生存和发展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长子继承制，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结婚以后的任务是生儿育女当家庭主妇、男性从来不干家务，甚至招待客人女性不能与男性同桌吃饭等现象还较普遍地存在着[4]。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5]，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占男性的86% （韩国为71%），在所有165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7；国会议员女性比率中国为20.2%（韩国为13.0%），在所有参评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45位；中国女性收入相对男性的比例为66%（韩国为48%），在所有参评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23位。就是说中国妇女的地位不但高于韩国，在全世界也是位居前几位。

3、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二胎加间隔）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 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

因此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6、7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

中国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一些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畸形，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畸形。真的如此吗？

现在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本来那些偏爱男孩的可以通过多一、两个来实现（每次都有50%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罚款和其他惩罚以及养育成本的提高，使得“超生”非常昂贵。并且随着胎次的增加，罚款数额也增加。这就使得偏爱男孩的“超生”者必须提高“效率”。要是没有计划生育的罚款和惩罚，人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成本多养育一两个孩子。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那么中国性别比高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应该低于韩国的1990年的1.59，现在也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是计划生育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却栽赃到中国传统文化上。就象有人把百姓走了数千年的桥拆掉卖钱了，当习惯于从此桥经过的人纷纷掉到河里时，有一人说：这不是拆桥人的错，错的是走的人长期习惯于走这座桥。

计生委宣传说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难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进？想吃萝卜是落后，想吃白菜的就是先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来萝卜白菜都能兼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只让拿一样，这就导致了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父系姓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欧洲国家只有数百年历史（欧美国家妇女现在结婚后仍然改为夫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family name；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妇女婚后不改姓、一个家庭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奇怪；邮递员送信都经常感到困惑，对于一个family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纳闷，生怕自己弄错了），延续数千年历史的姓氏意义非常深远，岂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

过去农村虽然有歧视女孩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女儿不养老，并且当时生活条件恶劣，养育六七个孩子，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存在一个家庭内部分配的问题；现在生活条件改善，只有两三个孩子的话，都很宝贝（并且还有“穷养儿子富养女”、“养儿如养草，养女如养花”的说法，养育女儿更加精心），还有几个家庭真正歧视女儿？只是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希望不一样（除了期望儿子能够延续家族外，其他并无歧视）。只有一个孩子话，偏爱男孩的为多；但是有两个孩子的话，大多数还是喜欢一女一子（合一个“好” 字），而不是两个儿子。

现在希望生男孩，除了延续香火的传统思想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倾向物质再生产，而男孩在这方面有竞争优势，显得“贡献大”，父母有成就感。白菜没有放盐，而萝卜却佐料齐全，人们当然愿意吃白菜。农村得指望儿子养老。因此现在偏爱男孩，更主要是由于现实利益诱导。如果光是延续香火的话，那么只有父亲更偏爱男孩，但是现实上很多母亲也偏爱男孩。要是在分配上将人口再生产当成生产对待，女性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使得杨家上下都得到了荣华富贵，时有传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可见现实利益是很重要的。

中国2006年社会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为 0.78）相当于韩国1985年的水平[5]，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另外也意味着中国除了计划生育引起出生性别比失衡外，今后还将会因为抚养成本过高而加重性别比失衡，如不及时治理将会日益严重。

中国计生委正在用“韩国经验”治理性别比失衡。那我们评估一下“韩国经验”的“疗效”。

1990 年之后经过10年治理后韩国男女比例峰回路转，2002年下降到110.0。那我们看看韩国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女性发展基本法》、《男女雇用平等法》、《男女差别禁止以及援助法》等。早在1983年，韩国就成立了由国务总理事领导的学术研究机构—— 韩国女性开发院；2001年，韩国政府正式设立性别平等部，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从国家的角度制定出台有利于女性和维护女性权益的政策，所以又被称为女性部。随着类似“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妇女地位的“提高”，韩国出生性别比逐渐恢复正常[6]。看起来韩国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中国计生委对韩国经验也非常推崇，中国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提高妇女地位，奖励生女孩家庭，帮助独女户或者双女户家庭，他们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有的加分 [7]。

其实韩国的方法是“下错了药”，是错误的！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以打压传统生育文化为代价，以降低生育率为代价的。韩国目前这种用降低生育率来治理性别比是不合算的。可惜韩国和中国的人口学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韩国在199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5，生育率为1.59；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但是生育率也不断降低。

韩国统计厅2006年8月24日公布的《2005年出生死亡结果》报告指出，2005年的生育率为1.08，低于2004年的1.16。其中，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最低，只有0.88。韩国统计局说，该国越来越多的妇女晚婚，很多人不想生育孩子。在25至29岁生育孩子的妇女大幅减少，许多妇女打算到30多岁才生育。如果育龄妇女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50年后韩国的总人口可能由目前的4800多万人降到1600万人[8]。生育率越低，养孩子成本越高，人们越不愿生孩子。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不用十年，韩国人就得在养老问题上吃尽苦头。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低出生率导致人口老龄化加剧、缺乏必要的新生劳动力等社会问题[9]。

生育率下降和出生性别比失衡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男女是天然分工的。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力（兼顾物质再生产），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力（协助人口再生产）。这两种再生产都应该得到报偿。但是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生产模式在短期内就被改变。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偏向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是“无偿”的，人口再生产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导致生育率低下，人类社会的大厦就有倒塌的危险。这也就导致人口再生产的承担者（女人）处于弱势地位，是重男轻女现象的原因之一。

打个比喻，女人负责织网（织完网后再出海打鱼），男人专责打鱼。古代男人打回的鱼都归家里共有，分配的矛盾在家庭内部就可以解决（古代妇女年轻时候虽然地位低，但是生育却能提升妇女地位，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就掌管全家的财产，老年的时候俨然一家之主）。现在打鱼社会化（从社会获取报偿），织网仍然靠家庭（免费提供给社会）。结果大家都愿意打鱼而不愿意织网，女人由于打鱼比不上男人，导致在分配中处于弱势，父母都特别愿意生男孩，男女比例失衡。面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是培训女孩打鱼，免费提供渔船，并将近海优惠划归女孩打鱼，父母不偏爱男孩了，性别比倒是平衡了。但是等到旧网用完后，发现没有网可以打鱼了。再说即便政府鼓励女孩打鱼，提供优惠，但是由于体质差别，真正到深海打鱼还是打不过男孩（即便高考给女生加分，但是毕业后用人单位还是喜欢男生），女孩累死累活拼命提高打鱼水平，越忙，就越没有时间织网（没有时间结婚、生孩子）。

生活不光是多几块面包，而且包括其他的享受。断子绝孙是古代最为恶毒的咒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现代工业化就像拿着小利去诱惑鱼走向死亡的渔夫，将妇女赶出家庭（只有游得快的鱼才能抢到鱼饵；知识女性更能抢到现代渔夫的鱼饵，更容易为膨胀的享乐和物欲思想所俘虏，毁灭个人的不朽希望和培养新生代的激情），长期流浪于家庭之外，有些从此无家可归（终身单身），丧失很多人生的意义，甚至导致很多疾病（哺乳、积极的性生活减少得乳腺癌的机率；近年韩国以及中国北京、上海等地乳腺癌发病率不断攀升，很大程度是由晚婚、晚育、不育所诱发），很多人放弃生育而断子绝孙，从家族和民族意义上讲是“人为财死”。也破坏了古人所强调的“男有分，女有归”的男女分工，这是违背人伦的，是对妇女权益的最大损害。现在的就业模式使得男女都往中性化发展，是在消灭性别。性别歧视固然不对，但无视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别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歧视吗？性别倒换难道是对女性的尊重吗？

教育好一个男人可以让其一生衣食无忧，教育好一个女人可以让其今后三代受益，教育坏一个女人可以让其断子绝孙。

现在发达国家表面上说是保护妇女权益，其实是掠夺了妇女的权益，克扣了妇女养育孩子的几乎全部报酬。至于中国，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到12%，加上福利和农民的收入，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左右；而其他国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在60%左右。要是中国居民收入从目前占GDP 的22%左右上升到60%，意味着家庭收入增加2.7倍。比如现在一个家庭夫妻月薪共有2500元，要是工资水平提高2.7倍，妻子不必全天上班，也可以轻松地养育三个孩子。

工业化破坏传统家庭结构，但又无力建立起新型家庭模式，导致现在的低生育率。由于家庭结构和分配制度的改变是不可逆的，也就决定了低生育率是难以逆转的。这是为什么所有发达国家都不能成功提升生育率的原因。

女人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两不误，是人类几千年的追求。牛郎织女和白蛇传的故事寄托了人们的这种美好愿望。但是普通妇女毕竟不是神仙，难以做到两不误（即便是仙女的织女在人口再生产上也没有尽责，当时那种生存条件下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但是织女只生育了两个孩子）。现在生育率低下，不能将责任全部归罪于妇女不愿意生孩子（妇女也是受害者），而应该归罪于分配制度。农民工需要“讨工钱”，妇女同样也需要“讨工钱”（生孩子的钱）。

现在韩国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方法，其实与满清政府控制蒙古人口的方法类似。满清政府是通过“提高”蒙古僧侣的地位，大量人口自愿当僧侣而不生育，使得蒙古人口减少；韩国政府“提高”妇女地位，使得大多数妇女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结婚。韩国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提高妇女地位，不如说是摧残妇女（克扣了90元钱，发给10元钱，妇女还高高兴兴以为地位提高了）。

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达到约400万（当时全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蒙古族占了大约10%）。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全球人口空前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也还在减少。由于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文化的内衣），从满清政府本身的的立场来看，其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非常成功的，彻底消除了其在北方的心头大患。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对称的人口政策很容易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构成。

可能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是满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满清政府无力对这么一个大民族兑现“少生奖”。要是当年满清政府也对汉族实行对蒙古族同样的人口政策话，那么汉民族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只有数千万人口的小民族。

分配决定地位。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给织网的也提供报偿，女人织网有报偿，打鱼有补贴（虽然打鱼的收入没有男人多，但是加上织网的收入，就差不多了），高高兴兴地织网，轻轻松松地打鱼（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到深海区打鱼），织网打鱼两不误。结果有足够的渔网供男人以及女人自己打鱼，卖渔网和鱼的钱持续不断地流回家庭。

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就必须从宏观分配上着手，而不是小恩小惠。分配以家庭为单位，结婚和生育的家庭才能获益。

就是说，韩国面临的问题不光是女孩少，男孩也少；不光缺白菜，也缺萝卜。在平衡男女比例的同时需要提高两者的数量。韩国在1990年的时候，由于部分家庭希望生育男孩，有多生的意愿，虽然部分家庭人工选择性别，但毕竟大多数人仍然采取自然方法，生育率提高。现在韩国妇女地位“提高”了，一方面职业妇女不愿意生孩子（结婚延迟，甚至不愿意结婚），一方面以前渴望男孩的家庭没有多生的意愿了，导致生育率低下。假如韩国高峰生育妇女在1990年与2005年都为 40万，1990年每个妇女生育1.59个孩子，性别比为116.5，共生育63.6万孩子，其中男孩34.2万，女孩29.4万。韩国当时其实是两个问题： 1、孩子数量不够；2、尤其是女孩不够。理想的目标应该是：每个妇女生育2.1，出生性别比为105，那么40万个妇女应该生育84万孩子，其中男孩43 万，女孩41万。换句话说，韩国1990年缺20.4万个孩子，其中缺男孩8.8万人，缺女孩11.6万人。

2005年韩国每个妇女生育 1.08个孩子，性别比为110，共生育43.2万孩子，其中男孩22.6万，女孩20.6万。就是说韩国的这种所谓“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使得 2005年人口比理想目标少生40.8万人口（差不多少了一半），其中男孩和女孩都少生20.4万。2005年甚至比1990年少生20.4万孩子，少生 11.6万男孩，也少生8.8万女孩。这十多年来，即便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韩国的人口政策使得韩国损失一百多万新生人口（作为一个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意味着什么？）。韩国这种方法与其说是治理性别比失衡，不如说是减少人口。花费巨额代价，结果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表面上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实际上却是千方百计抑制生育，多么滑稽！

中国计生委正在采纳“韩国模式”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这种方法后患无穷。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23，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892、0.294、0.045[10]。就是说一孩率72.4%，二孩率23.9%，多孩率3.7%。

2000 年二孩出生性别比是151.9，那么大约是这样的比例：500个家庭中400个家庭是自然生育（生育204个男孩，196个女孩），100个家庭是人工选择性别（100个全部是男孩），总人口中，男孩／女孩=304/196=1.55。那么我们粗略将生二胎的人群分为6种：

1、200个家庭被允许生二胎的，对二胎是男是女无所谓，没有必要选择性别。

2、50个家庭被允许生二胎，想生男孩（否则就放弃二胎），但是没有人工选择性别。

3、50个家庭被允许生二胎的，特别想生男孩（否则就放弃二胎），二胎时人工选择性别。

4、100个家庭不被允许生二胎，希望有两个孩子，没有性别偏爱。

5、50个家庭不被允许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碰巧生儿子，但没有人工选择性别。

6、50个家庭不被允许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生儿子，人工选择性别。

可见，要是计生委成功消除偏爱男孩的愿望，那么这500个家庭中有200个家庭放弃二胎。那么第二胎的孩子只有300个，其中男孩153个，女孩147个。那么二孩总和生育率就只有0.176（300/500x0.294=0.176），而没有0.294。同样，三孩及以上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更加不会有 0.045。那么总和生育率就不到1.1。就是说，“偏爱男孩”的思想使得2000年生育率从不到1.1提高到1.23。如果依照目前这种整治性别比的方法，必然像韩国那样导致生育率的下滑。目前每年出生人口在1200多万，死亡人口实际上应该在1000万左右(统计局只承认892万)，并且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而快速增加，要是生育率由目前的1.2-1.3左右下降到1.1，那么意味着在最近三五年之内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

Friedman 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讲到非洲诸国保护大象的问题。有的国家实行象牙禁令，严厉打击非法狩猎等；有的国家实行大象产权制度，保护大象饲养人的产权。两种做法结果大相径庭，对出售象牙的禁令使饲养大象不再有利可图，实行禁令的国家里人们都不愿意去饲养和保护大象，导致大象数量反而远远低于实行产权保护的国家。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对森林的利用。

Friedman还举了其它例子，例如人们都要吃牛肉，就会导致牛的饲养发达，牛群数量越来越多。如果人们都吃素，则没有人愿意饲养牛群，反而导致牛群减少。　　

而韩国和中国的人口学家，恰恰无法理解为什么合理的需求和有效的激励，其作用总是远远大于一味的压制需求。韩国花费同样的成本，完全可以既治理性别比，又提高生育率。应该将同样的经费用在改善民生上，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利用偏爱男孩的传统思想提升生育率（让那些想生男孩的家庭靠多生而达到目的），而不是打压这种思想。将萝卜和白菜都烹调好，让大家既愿意多吃白菜，也多吃萝卜。

停止计划生育的话，都能够通过多生而生育男孩，理论上性别比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养育成本提高，绝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孩子，也会导致性别选择，但是由于没有罚款以及其他惩罚，生育二胎的成本比现在要低，并且还有通过第三胎而生儿子的希望，选择性别的比例就会很低，生育二胎的人家庭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高达1/5的家庭选择人工性别了。那么出生性别比就只会低于110 （比如实行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2002年出生性别比只有106.1）。

既然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必须同时解决。为了解决出生性别比增高和生育率降低：

1）、停止计划生育。

2）、改善分配制度（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22%上升到50%以上），改善民生（教育、住房、医疗等），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养得起三个孩子（只有1/8没有儿子）还用得着人工选择性别？

3）、出台禁止晚期堕胎法，在怀孕前3个月才能堕胎（有三个月时间，足够思考；而此时B超还看不出性别，羊水检查毕竟没有B超这么方便），此后禁止堕胎。

4）、将生育当生产看待，从而体现女人的价值。

总结：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方法是“下错了药”，中国近年治理性别比失衡不但“下错了药”，而且“诊错了病”（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了中国的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注释：

1.蒋正华.正确认识人口形势科学规划发展目标. 人口与计划生育.1994;第6期

2.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2期

3.Jun KH. The Transition to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5; 3(1):26-57. http://www.ipss.go.jp/webj-ad/WebJournal.f.../2005_6/jun.pdf

4.施春景. 对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原因分析及其思考.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4年第5期.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900

5.2005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

6.我国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关爱女孩已成国务. 搜狐新闻（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2006年10月14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4/n245791886.shtml

7.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 带来严重社会后果. 新华网（来源：央视国际）.2006年07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ent_4835635.htm

8.张锦芳. 出生率太低，韩国拟向婚龄内单身男女征税. 新华每日电讯8版. 2006-08-29 15:20:54.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08/29/...ent_5021705.htm

9.晚婚晚育不要孩子 韩国去年人口出生率全球最低. 中国人口网. 2005-08-25. http://www.chinapop.gov.cn/rkzh/rk/sjrkdt/...50825_46129.htm

10.郭志刚. 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 人口研究. 2004年3月号.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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